王立军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在去乌鲁木齐的航班上,我身边坐了一位公务员模样的人。闲聊之间,说起了王立军事件。他问我,你是如何评价王立军的?我说我没有资格评价王立军,因为我们的新闻从来就缺少真相,一会儿把王立军捧到天上,一会儿又把王立军贬到地下。

他说,我给你讲讲王立军的小故事,让你从另一个方面了解这个王立军。

有一次王立军主持召开重庆市公安干警会议,讲话时话筒出了故障,办公室主任立即换上了一个新的。故障排除了,但王立军很不满意,他说你连话筒的正常使用都不能保障,怎么还有资格当办公室主任?他立即召秘书过来,让他安排人起草文件,免去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并保证在散会时把免去办公室主任的文件发下去。

还有一次召开重庆公安系统高层会议,王立军批评刑侦总队的队长,说以刑侦技术大楼名义建的楼房进度太慢,刑侦总队队长说没有钱。王立军说你多抓几个老板不就有钱了吗?只要人弄进来了,还怕他不拿钱来吗?批评过几个部下之后,王立军语气一转又说你们都要感谢共产党,要是在封建社会,我现在就可以把你们拉出去砍头。

我说,王立军也太过霸道了,这谁能保证麦克风永远不出故障,对这个办公室主任的免职,也不通过组织程序,说免就免了,也不容人家申辩?再说那有钱的老板能想抓就抓?也太不讲法律了。

那人说,王立军干的就是这黑吃黑的活儿。你听说过“双起”事件吧,就是王立军说的,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记者和撰稿人,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这就叫“双起”。其实在这个事件背后,还掩盖着另外一个人的辛酸眼泪。那人原是《人民公安》的一个记者,曾写过为王立军歌功颂德的三篇内参,由此,王立军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王立军当了重庆市的公安局长之后,就想请这个人到重庆市公安局工作。这个人答应了。但他身边的人却劝他说:“你虽然写过王立军,但你并没与他真正共过事,王立军那么强势,你万一与他发生矛盾,你后悔都来不及。”可他不听,执意到了重庆。王立军让他担任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他也真正地为王立军鞍前马后地忙乎。但“双起”事件发生后,王立军认为他的这个政治部副主任没能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一下子把他贬到下面一个区里当公安局副局长去了。这个人见自己的前途暗淡,便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调回了北京。

那人讲完王立军的故事,见我沉默不语,就问:“这会儿你对王立军应该有一个浅显的认识了吧!”

我说:“王立军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很不好评判,但有一点我是相信的,那就是王立军这个人像个‘彪子’。这是网上的评价,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这个‘彪’就是我们常说的‘二’!”

那人一听,哈哈笑道:“你说的对,王立军就是一个二杆子,他不仅让别人给他当枪使,他还很不幸地给别人当了枪使。”

我说,重庆被一些人称为中国第二次“文革”的发源地,“红歌”像星星之火,在几个月内就烧遍全国。可这个发起唱红歌的地方,竟出现了这样的事,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如果说重庆上演了一幕红歌下的黑色幽默,那也太文雅了点儿;有人说是遗笑万年的的闹剧,似乎又太夸张了些。只是我不知道你刚才所讲的王立军故事里有多少真实的成份。

那人说:“请别问我身份,我只能告诉你,我所讲的故事是绝对真实的,没有一点儿夸张。”

我望着窗外变幻无穷的白云,心里想道:别人似乎没有必要去编造这样微不足道的小故事去诽谤王立军的,这故事也许有些夸张,但基本事实还应该是有的。这也许才是王立军最真实的一面。当王立军被四名戴着墨镜的彪形大汉护卫着出入各种场合,以共和国卫士的身份摆出‘黑社会老大’之谱的时候,他当时是否想到过,有一天他会躲进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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