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良心犯李海

采访缘起

北京大山子798艺术工厂，原为1950年代前苏联援建的厂区，后因时代变迁，破败得荒草疯长、野狗成群。而现在，由于大量前卫艺术家的入住，摇身一变，成为引领国际潮流的所在，房价也在十来年翻了十几番。

我的老哥们儿高氏兄弟在798有工作室，所以借参观之名，我约见李海。

这是2005年12月17号下午3点。我先赶到，随后，高氏兄弟工作室涌进来一大群人。我的熟人余世存和武文建，像两个蹩脚导游，为大伙儿相互介绍。不锈钢老鼠刘荻，最为年少，却在网络江湖上最为响当当。在老鼠背后，跟着一躲躲闪闪的眼镜男子，形同警惕的乌龟，见势不妙就紧缩脑袋。

老鼠吱吱窃笑，转身把乌龟拽到我跟前。“这就是你的访谈对象”，她说。

我和李海分开众人，进入另一空间。我关了门。李海说“你最好加把锁”，于是我加了锁。我们隔桌相望。李海双鬓斑白，他已经五十二岁了，还孑然一身。

我说：“我也离婚不久，这儿有两根光棍。”“两根光棍？什么意思？”李海居然没听懂。他沉浸在自己那个世界，当外部有不明飞行物侵入，就惊慌失措起来。他再次重复：“两根光棍是什么意思？”语速越来越慢，终于抵达梦呓。

四面墙很厚。喧嚣彷佛很远。我悄悄将录音机放在桌下。李海低语道：“我的记忆力原来很好的，可最近不行了，许多人许多事，记不住了。见着谁谁，明明是熟脸，却叫不出名字。在自家门口，还经常迷路。和某某人正交谈呢，突然感觉对方很远，好像从太空过来的。”

“什么离你最近呢？”“六四。它是昨天。永远是昨天。”

正   文

老威：看你若有所思的样子，像个哲学家。

李海：不是若有所思，而是什么都没想。出狱已经好久了，可我还是害怕，比如过马路，比如在小卖部买东西，比如和邻居说话，都东张西望，好像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某一天，有朋友从背后叫“李海”，嗓门大了些，我竟吓得拔腿就跑。

老威：你不是胆小鬼。我知道。

李海：我不是胆小鬼，但我需要适应环境。

老威：慢慢来。慢慢来。

李海：好的。好的。

老威：你是北京人吧？

李海：我的生和长都在北京，从小家境不错，也喜欢读书。文革结束，我考上了南京大学。毕业后教书六年，1988年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1989年就撞着学潮，被卷了进去。

老威：全国人民都卷了进去啊。

李海：北大是全国的中心，而北大三角地又是中心里的风暴眼。那种言论自由的气场，让经过那儿的人，都莫名其妙地激动。胡耀邦逝世，三角地的墙上，挽联、悼文、哀诗、遗像张贴得满满，许多人在这儿集合，排队前往耀邦家，就为了靠近灵堂，送花圈，冲遗像三鞠躬。我也去了，泪珠子止不住掉。

老威：你和王丹有接触吗？

李海：王丹二十出头，在主持民主沙龙，参加的人很多，影响非常大。可我在哲学中沉迷，不太感兴趣。总之，胡耀邦的死，把我给惊醒了，他是改革的象征，在中国人这儿，就相当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可邓小平玩弄权术，一会儿抬举他，一会儿打压他，人被气死了，邓又出席追悼会，给予极高评价。这个虚伪的矮子！

老威：也是个残暴的矮子。被毛泽东玩弄，又以毛泽东那套去玩弄别人。

李海：所以民间就自发起来，悼念胡耀邦。4月17号，北京各高校的游行队伍就上街了。北大算晚的，直到午夜12点，我们在宿舍，都脱衣睡觉了，却猛然从校园深处，传来一阵阵嚎叫。我一点都不夸张，是那种尖利的狼嚎，发自每栋楼，每个角落。

老威：真有狼吗？

李海：人狼。不少还戴着眼镜，脑门扎着白布条。推开窗门，把双手捲成筒，拖长嗓音，嗷嗷嗷。于是对面楼也嗷嗷嗷回应。接着从四面八方的楼道，稀里哗啦，涌出一股股人流，聚集三角地。没一会儿，三角地就人满为患了。有人出来指挥，有人从二十八楼，抛下一横幅，上书“中国魂”。我们就以“中国魂”开路，走出校园，浩浩荡荡上街，沿途轮番高呼口号。随机加入游行队伍的，越来越多，凌晨四点多钟，抵达天安门广场。

老威：好像文革爆发时，各地红卫兵，有几百万，为了接受毛泽东接见，也是凌晨四点多钟赶到天安门广场。

李海：今非昔比。上次是为了个人崇拜，这次是为了推进民主。鬼气森森的皇城顿时沦为群情激奋的不夜城。有个来历不明的武功高手，接过横幅，嗖嗖嗖，平地跃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中国魂”三个大字，转眼就悬挂在万人瞻仰的高处。接着，王丹召集露天会议，大约有1000多人参与，讨论向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内容。总共11条，后来又精简到7条。如今我记得，有“开放报禁”“清除腐败”等等。接着我们列队去人民大会堂东门，席地而坐，一天一夜，也没人出来接见。

老威：失望吗？

李海：独裁国家嘛，除了镇压，就没有和民众对话的机制。台阶下，大伙儿就那么百无聊赖地望着，没饭吃没觉睡。夜里冷白天热，我们就全凭一腔爱国热情，硬撑着。渐渐，有市民围观了，越来越多，我们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北京人是中国人中政治觉悟最高的，所以给我们送面包、水果、冰棒的志愿者不少。还有当场组织的纠察队，拉成圈儿，维持秩序。

声势搞大了。官方撑不住，终于在黄昏时分，让衙门开一小缝，接收了《请愿书》。我们如释重负，天蒙蒙亮，班师回校。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南海的新华门，又有学生静坐。我们赶去声援，却遭遇武警的驱赶。学生当然不服，双方随即抓扯和推搡，武警冒火了，就动拳脚。我高喊“不准打人”，结果一拳飞来，我的脸顿时肿成熊猫。有的同学挨得更惨，满脑袋是血，还有的睾丸被踢，痛得站不直。

老威：这就是著名的“冲击新华门”事件吧？

李海：对对。我们撤退了。可在校园里听见官方新闻，说武警没打人，而是耐心劝说，让人们和平解散。放屁！我的脸就是证据嘛。这次事件是个转折点，成千上万的学生开始跑到天安门静坐示威。21号，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追悼会，而学生这边，再次选派郭海峰等三人，递交《请愿书》。由于没人搭理，他们就在台阶上跪倒。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后，震惊了全国。

老威：为什么要下跪？行为艺术吗？

李海：中共内部在开追悼会，民众又参加不了，连可怜的一点民意也被漠视，当然只有下跪啰。殊不知共产党丢脸，就像一个无赖丢脸，只会恼羞成怒。于是就有了《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种愚蠢的火上浇油，直接导致了四二七大游行，北京城万人空巷，据说有百万人上街。

老威：雪球越滚越大哦。

李海：接着是五一和五四的示威，武警出动十几万，北京各界就出动几百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看谁的人数多。那是我们的狂欢节呀，独裁政府真是陷入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

老威：当时完全失控了，据说几十个城市，几千万人上街游行。要改革，要民主和人权。

李海：北大高自联组委会，是生物系研究生沈彤拉我参加的。杨涛是主席，常静是副主席，我主要负责外线联络，比如接待来访，串通信息。这辈子，我从没这么忙过，昼夜之间，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吃饭更顾不上，经常在接待西方记者采访时，突然头昏眼花，估计是饿得犯低血糖。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来访前夕，大伙儿还在纪念碑下辩论，是不是该暂时中止示威，把位置腾出来，给国家留点脸面。还有十几个著名知识分子跑来，劝说我们放弃绝食。还有摇滚歌星崔健的参与，侯德健、刘晓波的介入，广场民主大学的揭幕，学生领导层内部的分化，甚至打架等等。不知道一天中要发生多少事情，谁也无法预料，谁也无法告诉谁明日会怎样、下一步该如何走，总是争吵，直到六月三号夜里，还在争吵。直到10点左右，有枪声传来，非常清晰，大家才暂时闭嘴。

白天我在西单，接着指挥部电话，命令我带几个人，去西四实地调查。原来，戒严部队的军车被群众阻拦，大伙儿一拥而上，拉住当兵的说理，鼓动他们撤退，鼓动他们调转枪口，对付独裁政府。烈日当空，军车外壳烫得不行，当兵的就缩在里面，浑身湿透了，有的还耷拉着脑袋，有点中暑。于是老百姓又自发送水送冰棒，还送水果和面包。当兵的被感动得哭泣，说他们出发前，根本不了解实情，还说他们是人民子弟兵，绝不会向爱国者开枪。

老威：接下来呢？

李海：不仅开枪，而且还打死太多的人。但是，我也的确看见不少当兵的，放弃军车，抛下枪支弹药，跑掉了。甚至有主动缴枪给老百姓，还教大伙儿如何抵抗。估计后来他们会上秘密军事法庭吧。那个大屠杀之夜，我跑了好多街口，子弹嗖嗖嗖，四处有人倒地，四处有人救援，倒地的人被抬起来，在枪林弹雨中送医院。我先后去了复兴医院和儿童医院，目睹了几十具血淋淋的尸体。那种地狱场景，围墙外枪声密集，围墙内，医生和护士出出进进，手忙脚乱，旧的伤员还在呻吟，新的伤员又涌现了。下半夜，天安门已经被戒严部队拿下，我只能赶回北大，传播种种不幸。我太悲愤太疲累太受刺激，在宿舍里，说着说着话，还笔直地坐着呢，居然就发出了鼾声。我的裤腿还有血迹，不知道是跑那一段路溅上的。

六四大早，北大校园自发悼念死难者，我和常静负责悬挂挽联。突然，一辆装甲车在校门口刹住，两个当兵的跳下来，笑嘻嘻地问路，还是一副“军民鱼水情”的样子。大伙儿愤怒之极，大约有好几百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围住就打。眼看要出人命，我和常静就不由分说，挤进人堆，把他们从地上拽起，抢救出来。

老威：盲目的群情激愤。

李海：对呀。当时，任何小小误差，都会授人以柄，引发更可怕的镇压。那几天，北大宿舍内，处处闻鬼哭；其实不是鬼，而是人人在拖长嗓音哭。太压抑了，也无事可干了，我就想回家一趟。

老威：你父母不知道你的下落吗？

李海：对呀。我家住三元桥，马路也封了，各路口都有戒严部队，于是我就穿偏僻小巷，绕了六七个小时，才回到家。关紧门，把脑袋扎入被子，好好痛哭了一场。然后背着家人，简单收拾行装，准备逃亡。

我居然顺利坐上火车，抵石家庄，再辗转到县城，躲亲戚家里。一段时间后，我苦闷无聊，就南下四川，还爬了峨嵋山。这期间，不少人逃到海外，不少人落网。直到又过去三个月，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写来一封信，说风头过去了，回来读书吧。

老威：没骗你？

李海：北大还是有保护学生的传统。但当时人心浮动，往后几个月，有不少其它院校的人，跑来私下串通，准备悼念六四。我忍不住介入，继续充任外联。我是在1990年的5月31号被抓的，当时我刚从武汉回北京，赶回北大，在宿舍，屁股还没落稳，门就敲响了。系总支书记站在那儿，我不得不跟他走。先在学校保卫科谈话一小时，然后戴手铐，上囚车，进了海淀区看守所。

老威：没挨打吧？你也算学生领袖，应该受到优待。

李海：是啊，所以在进门之前，虽然心慌意乱，但还强作镇定，一副红色小说里从容就义的先烈模样。可入了大门，还有二门，接着是三门，一门更比一门窄。在最里面，斜刺里突然飞来一脚，“解下裤腰带！”有人吆喝。于是我的裤腰带被抽掉，接着裤子被扒掉，光溜溜站在那儿。张嘴翘屁股，搜查完毕，衣裤也不马上还，而是直接扔进号房。里面有二十多个同样光屁股的家伙，围住我哇哇乱叫一阵，然后扑上来，拳脚如雨点，整得我滚来滚去。有声音骂：“滚你妈个屄，逃避打击啊。”接着猛地一脚，踢在我胸口。真是疼得钻心啊，一口血差点喷出来，整个人轰隆崩溃了。

老威：我入狱的遭遇和你差不多。

李海：我疼了好几天。听牢头讲，童子尿可以治跌打损伤，所以那时候，做梦都在喝童子尿，直至被渴醒，却找不到水喝。号房的规矩，刚入门的，都得来下马威。所以一会儿，狱警装模作样巡视过来，隔着铁栅栏问：“他妈的，今天有打人吗？”里面回答：“没打人。”狱警又问：“新来的那个，他们打你了吗？”我也就忍住呻吟，回答“没打”。

老威：然后呢？

李海：漫长的煎熬。四周全是小偷和流氓，我在大学里的那一套书生腔，转眼成为他们的笑料。当然，六四大屠杀过去不久，人人都同情，有个惯盗说，为支持爱国学生运动，他还参加过北京市联合罢偷呢，结果共产党一尿急就开杀戒，搞得大伙儿全傻眼。

老威：除开你，就没其他六四犯人了？

李海：只有一个，捡了几颗子弹，判了两年徒刑。

老威：挺孤单哦。

李海：来不及孤单，因为吃喝拉撒睡都成问题。空间太狭窄，众犯像密密匝匝的烂仔鱼，挤在罐头盒子里。一个人抱住一个人的腿弯儿，肉与肉之间天衣无缝；汗臭脚臭尿臊臭，多躺几夜，就不觉其臭了。我本来是有洁癖，上大学住宿舍，容不得床铺一点灰尘。这下可好，我不仅扎入恶臭堆里，还必须拥抱一害疥疮的蟊贼。我揽住他大腿，睡够一百来天，居然没事儿。大家都说：“这反革命的皮肤，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大家都痒，就他不痒。”

可又过五天，猛一阵奇痒，把我激得半夜坐起来，浑身胡乱抓挠，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小红点，然后小疙瘩，然后一连串水泡，最后浑身溃烂，手臂、小肚子、生殖器、屁股都肿胀起来，不间断淌黄水。政府不发药，搽牙膏不管用，只得借助放风，晒太阳杀毒。有时候，狱警比较懒，二十多天不放风，疥疮就在阴湿的环境肆虐，每个人的每时每刻，都在拼命地抓挠，从头到脚，每个人都溃烂得不成样子。倒地打滚的，靠墙猛蹭的，熬不住学猪叫的，此起彼伏。一提讯犯人，苍蝇就绕着挪动的脑袋嗡嗡嗡，连审案警察也看不下去了，就捂着鼻子，找狱方领导提意见。于是号房开始大扫除，我们被赶出去洗澡，发放硫磺软膏。

老威：比较管用吧。

李海：当然。通体搽遍，死死捂个两三晚，一层人皮就蜕掉。大伙儿都有劫后余生的轻松感。可痒止住了，饿又接踵而至，牢里一日两餐，统统是两个小窝头和一瓢白菜汤，雷打不动，没任何油荤，时间稍长，就整日饥肠辘辘。

老威：没一点肉？

李海：每星期有几颗肉，混在烂菜帮子里，比他妈的钻石还珍贵。那次我被关了209天，瘦了30多斤。1990年开亚运会，国家要排除“不安定因素”，所以临时抓进来不少“社会闲杂分子”。挤得水泄不通了，狱警还嫌不够，还往里面填人。最后，新来的只得靠墙站着，脑袋一耷拉，就算睡过了。有个二进宫的惯犯说，首都一有盛大节日，有点前科的人，得立即动身跑外地避风头，否则随时会被弄进来过节。“我他妈的就是腿慢了，被片警瞅见，一把揪住，不由分说就送来了。”这些街头地痞，在牢里憋闷，无处发泄，就常常滋事，以打人取乐。有个农民工，在规定放风时间来不及解手，而是到厕所旁边的锈水管，捧生水喝，结果拉肚子。好几天都拉在裤裆内，污染号房空气，令大伙儿怒不可遏。他被暴打，还被逼着继续喝凉水，终于酿成疟疾，走路踉踉跄跄，不停打冷颤，眼看快不行，狱警才出现，叫人弄他去“好好晒太阳”。

老威：太阳包医百病吗？

李海：对于阴暗角落的爬虫们，太阳的确包医百病。还好，我只关了209天，就意外释放。

老威：什么罪名？

李海：记不得。写了一份《认罪书》，一份《保证书》，就算结案。

老威：那就是“教育释放”啰。我的同案犯们，关了两年多，最后也跟你一样，莫名其妙地出狱。

李海：可第二次进去，就没这么便宜了。

老威：第二次进去？什么时候？

李海：1995年5月。才“自由”四年多，又栽了。

老威：劫数难逃嘛。

李海：我不小心登上公安部的黑名单，北大就将我开除了。念书不成，又找不到工作，只得呆家里，靠父母养活。大约在1992年，我结识了纽约“中国人权”的刘青，替他给全国各地的六四难属转送海外捐款。我知道做这事儿有风险，但我有摆脱不掉的六四情结。后来当局察觉了，找我喝茶谈话，我坦然回答：“不错，转了一些钱，这也是帮国家安抚人心啊。”

几年间，我跑了几十个城市，亲自为六百多名难属送了十多万美金。其实分到每个人头，也没多少，比如两百、三百、四百，还有六到七百。跑路太频繁，我的身体渐渐累垮，经常在长途客车上，眩晕呕吐，有次还昏过去了。

老威：了不起啊！

李海：后来出事儿，是因为一女的。某天她当着我的面，给王丹电话，大谈六四，这样我们就算相识了。稀稀落落地交往了两年左右，有次她突然约我去广州玩儿，说一大老板会接待，食宿免费。我觉得蹊跷，就婉言回绝了。可没过几天，她又来电话，称被警察跟踪，要躲我家避风头。我说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她说老虎嘴巴最危险，也最安全。我急得：“这……这……这……”她说：“这什么？我马上去找你。”我说：“下午要去拜访一老居士。”她说：“我陪你去。”我说：“你不信佛，去也白去。”她说：“你怎么知道我不信佛？”我一时语塞，就只得答应了。

午后三点，我们在鼓楼碰头，结伴去老居士家里，聊天半个多小时。告辞出门，本该各奔东西，她却一再坚持要去我家坐坐。我说我家太乱，下次吧。她说今天顺道嘛。我没法推辞，这可能是我性格方面的弱点吧。

进了家门，我请她坐，她却趁我去厨房沏茶和做饭，连续两次翻检我的书柜。那些藏书当中，夹着一些记事本，里面有海外捐款及送达的情况，字迹非常潦草，她却专门抽出来，一页接一页，做研究似的，盯得很入迷。我急忙赶过来阻止，我说“那是我的个人隐私，你不能看。”她发嗲说：“什么隐私嘛，有啥见不得人嘛。”我顿时恼火了，大吼：“把我的本子还回来！”她却继续发嗲，还纯情少女一般，把东西藏在身后，说：“不给！偏不给！”我气懵了，就扑过去，隔着桌面，按住她，把记事本硬抢下来。

老威：这女的多大？

李海：和我差不多，或许还大点。她从我家走掉没多久，联防队就上门了，称他们接到举报，我调戏妇女，企图强奸。百口难辩，我先被带到朝阳派出所，接着又被带到朝阳看守所。他们恐吓我，要我交代男女关系的细节，我实在交代不出，他们也就算了。接着，他们把我家里里外外，来个彻底搜查，我的记事本、日记、信件、通讯录，还有近年来搜集的大量民运资料，统统落入他们手中。

紧锣密鼓的审讯开始了。我说：“你们不是以‘流氓罪’抓我吗？那女的怎么不露面了？”警察说：“李海，你他妈的甭绕圈儿，现在不是‘流氓罪’啦。还是把你跟海外反动组织的交往，一五一十抖出来。你到底提供了多少情报？得到多少费用？转送出去多少？坦白吧。坦白了就没事儿。”我说：“你们瞎掰什么？我根本听不懂。”哎呀，真感谢第一次坐牢，尝尽苦头，也明白了利害，所以不得不死扛。因为牙关一松，成串的名字和地址就出来了，连累无数人，自己还罪加一等。警察冲我咆哮若干次，把我打得死去活来，最后甚至将死刑犯的镣铐，加我身上，整整一年啊，我形销骨立，差不多变鬼了。

老威：不愧为一条汉子。

李海：文弱书生而已。抓我是1995年5月31号，开庭是1996年5月30号。由于我始终沉默，法官威胁说：“你不开口的话，肯定重判。”我一下子火了，就咆哮起来：“来呀，撬开我的嘴巴，里面还是什么都没有！大不了一死，哪怕死得难看，我的精神还是完整的，不会让子孙后代瞧不起。”

大厅顿时鸦雀无声。接着宣布休庭。继续关押两百天后，1996年12月12日，《判决书》直接送达看守所，在过道里宣读完毕，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刑期九年。我顿时傻了，拒绝签字画押，还喃喃问：“凭什么？人证物证和口供在哪么？”法官咬牙切齿，说：“你不认罪也得服刑。”

春暖花开时，我被送北京市第一监狱。接着转房山县的良乡监狱，那儿有近两千犯人。我遭到非人虐待，麻绳捆，电棒烙，还是没榨出我肚子里的秘密。

老威：你没减刑吗？

李海：没。我是2004年5月30号释放的，关足了9年，3288天。回家后，因为六四纪念日快到，又被软禁9天，所以一共失去自由3297天。

老威：你的记忆这么精确？

李海：一日复一日，熬过来的。

老威：不错呀。

李海：什么不错？高血压、结膜炎、胆结石，都是在牢里昼夜做苦工落下的。脑力也衰退了，只记得数字，不记得数字里包含的内容。长时间不说话，也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了。

老威：你的叙述水平不低。

李海：坐牢坐废了。这9年社会变化太大，我一上街，就找不到北。家里很压抑，在人来人往中更压抑。脑子不转，努力使它转吧，就生疼。拿钱去楼底小卖部买面包，可到了柜台，却张口结舌，忘记要干什么。

老威：慢慢来，多走动，多接触年轻的朋友，比如武文建，比如思想活跃的“不锈钢老鼠”。

李海：可是我对佛教兴趣浓厚。我想过几天，攒点钱，去湖南郴州桂阳寺，看能不能遁入空门，一了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