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前主笔、曾以笔名笑蜀编写《历史的先声》、被视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陈敏，近日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为什么中国不听”（Why China Won’t Listen）的文章（由David Liu翻译），针对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声援陈光诚等，批评西方不得要领，不了解中国“面子文化”，没考虑给中共领导人留“面子”，所以才导致北京当局不听。
陈敏的文章说，“美国国会已通过一项修正案，表示了对陈先生（指陈光诚）的支持，并且国务卿希拉里最近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了中国政府对陈先生的软禁。这些事件进展让中国感觉像被打了耳光一样，不可容忍。”
为什么“不可容忍”呢？陈敏解释说，“因为在中国，另一条权力规则开始起作用：似乎从未屈服于外国列强的要求。……外界越是强烈抗议，情况就越糟。”陈敏在文章呼吁，西方跟中共打交道时，“请你们更体贴点、更灵活点、更有技巧一点。”
陈敏的这篇文章，令人感到至少有三个“缺乏”：
第一，缺乏对中共的真正了解。以往的无数事例证明，西方呼声和压力足够大时，中共就会让步，共产党是非常现实的。对这一点，不仅很多中国异议人士知道，连美国人也清楚。
例如，“中国为什么不听”刊出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知名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投书《纽约时报》反驳陈敏说，他所了解的高智晟律师等一批中国被迫害的异议人士，多年来都强调外界公开声援的重要性，这明显跟陈敏的看法截然相反。林培瑞反问道，“我们难道去相信陈光诚是个例外吗？”这位多年关注中国人权的知名学者强调，应由陈光诚自己说海外的声援方式哪一种最好。
另一位多年致力营救中国异议人士的美国人权活动家康原（John Kamm）也投书《纽约时报》反驳陈敏的说法：
“在1990年5月，为了一个中国的政治犯，我参与了一个有中国官员出席的宴会。我当时正要在华盛顿就是否给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听证会上作证。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告诫我，中国领导人从不会屈服于外国压力而释放一个政治犯，因为那样会‘丢面子’。但结果那个政治犯被释放了。中国领导人更多考虑的不是丢面子，而是不要丢了最惠国待遇。从此之后，中国在西方议员、人权组织等呼吁压力下，释放了几百名政治犯。他们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避免经济制裁，降低批评，以及为他们领导人出访西方国家而铺路。”
这位人权活动家最后结论说：“公开的压力补充了私下的外交。如果中国领导人认为，停止虐待陈光诚符合他们的利益，这种迫害就会停止。在中国，利益高过面子。”
像林培瑞和康原等西方人都知道中国领导人是什么心理，而一直住在中国的陈敏却不清楚。这反映出中国文化人对中国现状和中国领导人的认知，仍难以冲出官方意识形态的思维框架。
第二，缺乏对西方的了解。陈敏的文章也显示他对西方人士声援中国政治犯的心理缺乏了解。这篇文章是从中文译过来的，陈敏后来在博客刊出原文，文中还质问，西方声援陈光诚是不是要“更多一些人道本色，更少一些政客考量？”
什么叫“政客考量”？难道美国国会和报纸社论（《华尔街日报》等）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陈光诚的迫害是“政客考量”？美国国会每天要面对很多很多议案的辩论和通过等，在那样繁忙中，能够关心一个中国盲人，能够为他专门通过一个声援的议案，是十分难得、值得有良知的中国人感激的一件事。他们哪来的“政客考量”？难道美国议员要靠声援陈光诚来当选和连任？
事实上，今天中共仍在迫害陈光诚等一大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与西方声援的声音不够大，分贝不高，尤其是奥巴马政府的人权立场不够强硬，有相当的关系。这一点从刘晓波被重判事件就可看出来。刘被当局从家里抓走关了一年都没正式立案，更没判决。直到奥巴马总统第一次访华，在上海演讲只字没提“人权”之后，中共当局才把刘晓波定罪、重判11年。
今天中共当局如此嚣张，跟国际社会的软弱，尤其是奥巴马政府几乎根本不吭声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在这种时刻，居然来批评西方对中国人权过于公开直言，实在是本末倒置！
第三，缺乏对知识分子角色的了解。因为这篇文章的基调仍是揣摩统治者的心理，告诫人们应怎样跟独裁者说话，才能不触犯他们。其根本出发点，还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想问题，而不是站在独裁者对立面的民众和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立场。
真正知识分子的角色，不应是处心积虑地想怎样向统治者进谏，或者考虑统治者怎样才能听得进去，而应是坚持原则理念和独立精神。古往今来，中国文人的传统就是：凡事从统治者的角度着眼，看重统治者能接受、能开恩的程度，于是文化人一代又一代成为统治者的附庸，如果不是帮凶的话。
知识分子的角色混乱，是中国至今仍是专制国家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民众的行为靠知识分子的声音引导，而从统治者的视角发出的声音，则会误导民众。结果为了给统治者面子，为了不惹怒统治者，无论主观愿望如何都会在客观上帮助延续专制政权。
2011年12月16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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