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週末》前主筆、曾以筆名笑蜀編寫《歷史的先聲》、被視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的陳敏，近日在《紐約時報》發表題為「為什麼中國不聽」（Why China Won’t Listen）的文章（由David Liu翻譯），針對美國國會通過議案聲援陳光誠等，批評西方不得要領，不瞭解中國「面子文化」，沒考慮給中共領導人留「面子」，所以才導致北京當局不聽。
陳敏的文章說，「美國國會已通過一項修正案，表示了對陳先生（指陳光誠）的支持，並且國務卿希拉里最近在一次講話中批評了中國政府對陳先生的軟禁。這些事件進展讓中國感覺像被打了耳光一樣，不可容忍。」
為什麼「不可容忍」呢？陳敏解釋說，「因為在中國，另一條權力規則開始起作用：似乎從未屈服於外國列強的要求。……外界越是強烈抗議，情況就越糟。」陳敏在文章呼籲，西方跟中共打交道時，「請你們更體貼點、更靈活點、更有技巧一點。」
陳敏的這篇文章，令人感到至少有三個「缺乏」：
第一，缺乏對中共的真正瞭解。以往的無數事例證明，西方呼聲和壓力足夠大時，中共就會讓步，共產黨是非常現實的。對這一點，不僅很多中國異議人士知道，連美國人也清楚。
例如，「中國為什麼不聽」刊出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知名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投書《紐約時報》反駁陳敏說，他所瞭解的高智晟律師等一批中國被迫害的異議人士，多年來都強調外界公開聲援的重要性，這明顯跟陳敏的看法截然相反。林培瑞反問道，「我們難道去相信陳光誠是個例外嗎？」這位多年關注中國人權的知名學者強調，應由陳光誠自己說海外的聲援方式哪一種最好。
另一位多年致力營救中國異議人士的美國人權活動家康原（John Kamm）也投書《紐約時報》反駁陳敏的說法：
「在1990年5月，為了一個中國的政治犯，我參與了一個有中國官員出席的宴會。我當時正要在華盛頓就是否給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的聽證會上作證。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告誡我，中國領導人從不會屈服於外國壓力而釋放一個政治犯，因為那樣會‘丟面子’。但結果那個政治犯被釋放了。中國領導人更多考慮的不是丟面子，而是不要丟了最惠國待遇。從此之後，中國在西方議員、人權組織等呼籲壓力下，釋放了幾百名政治犯。他們所以這麼做，是為了避免經濟制裁，降低批評，以及為他們領導人出訪西方國家而鋪路。」
這位人權活動家最後結論說：「公開的壓力補充了私下的外交。如果中國領導人認為，停止虐待陳光誠符合他們的利益，這種迫害就會停止。在中國，利益高過面子。」
像林培瑞和康原等西方人都知道中國領導人是什麼心理，而一直住在中國的陳敏卻不清楚。這反映出中國文化人對中國現狀和中國領導人的認知，仍難以衝出官方意識形態的思維框架。
第二，缺乏對西方的瞭解。陳敏的文章也顯示他對西方人士聲援中國政治犯的心理缺乏瞭解。這篇文章是從中文譯過來的，陳敏後來在博客刊出原文，文中還質問，西方聲援陳光誠是不是要「更多一些人道本色，更少一些政客考量？」
什麼叫「政客考量」？難道美國國會和報紙社論（《華爾街日報》等）呼籲中國政府停止對陳光誠的迫害是「政客考量」？美國國會每天要面對很多很多議案的辯論和通過等，在那樣繁忙中，能夠關心一個中國盲人，能夠為他專門通過一個聲援的議案，是十分難得、值得有良知的中國人感激的一件事。他們哪來的「政客考量」？難道美國議員要靠聲援陳光誠來當選和連任？
事實上，今天中共仍在迫害陳光誠等一大批異議人士、維權人士，與西方聲援的聲音不夠大，分貝不高，尤其是歐巴馬政府的人權立場不夠強硬，有相當的關係。這一點從劉曉波被重判事件就可看出來。劉被當局從家裡抓走關了一年都沒正式立案，更沒判決。直到歐巴馬總統第一次訪華，在上海演講隻字沒提「人權」之後，中共當局才把劉曉波定罪、重判11年。
今天中共當局如此囂張，跟國際社會的軟弱，尤其是歐巴馬政府幾乎根本不吭聲有相當大的關係。所以，在這種時刻，居然來批評西方對中國人權過於公開直言，實在是本末倒置！
第三，缺乏對知識份子角色的瞭解。因為這篇文章的基調仍是揣摩統治者的心理，告誡人們應怎樣跟獨裁者說話，才能不觸犯他們。其根本出發點，還是從統治者的角度想問題，而不是站在獨裁者對立面的民眾和真正的知識份子的立場。
真正知識份子的角色，不應是處心積慮地想怎樣向統治者進諫，或者考慮統治者怎樣才能聽得進去，而應是堅持原則理念和獨立精神。古往今來，中國文人的傳統就是：凡事從統治者的角度著眼，看重統治者能接受、能開恩的程度，於是文化人一代又一代成為統治者的附庸，如果不是幫凶的話。
知識份子的角色混亂，是中國至今仍是專制國家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因為民眾的行為靠知識份子的聲音引導，而從統治者的視角發出的聲音，則會誤導民眾。結果為了給統治者面子，為了不惹怒統治者，無論主觀願望如何都會在客觀上幫助延續專制政權。
2011年12月16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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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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