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中国闹大饥荒时哪些人不会饿死

不会饿死的，是那些人？

那个疯狂时代，远不是纯洁的平等，存在生死存亡的腐败贪污

很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说那个时代没有贪污，人人平等，极端民主，是不是这样的？让我们看看那个时代是那些人没有饿死，就知道这个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那个时代，其实是比这个时代更加腐败的时代。只是这个时代的腐败，因为建立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因而显得数字巨大；而那个时代的腐败，是因为普遍贫困，因而显得数字规模较小。但是从腐败的烈度和落差来看，那个时代的腐败更加严重，更加疯狂，危害更大，因为腐败导致的是直接饿死人！现在的腐败只对钱有兴趣，对人没兴趣。让我们具体看看那些人没有没饿死：

第一种人：干部和管理员。没饿死的原因，是贪污。

“一天一两，饿不死大队长，一餐一钱，饿不死炊事员”，这个是流传较广的说法。很多地方饿死人，但是很少见到队长、书记、干部、食堂炊事员、公社管理员等饿死。那时候，除了当大队长，那么就是管理员和炊事员的差事是最好的，自己饿不死，还可以顺便偷点给家人吃。我爸爸说，那些队长，扣饭很严重，然后将扣得的粮食，放在篮子里，盖上毛巾，带回家，夜晚偷偷吃，给自家人吃。本来就很少，分配的不均，导致死亡的人更多。不过由于那个时候是整体绝对贫困，他们也只能偷一点米饭、香油等少量的食物，而不是现在这样动辄贪污百万千万。如果说现在的贪污是贪污金钱，那么那时候的贪污，就是剥夺他人的吃饭权，就是剥夺他人的生命。这个贪污，其实才是最严重的，当然性质是相同的。为了达到扣别人口粮的目的，采取各种借口，甚至打人、直至打死人。没有被饿死的，当时贪污的基层干部，是第一位的。按照我爸爸的说法，那时候99%干部、甚至全部有罪，全部拉去枪毙，一个也不冤枉。正是因为这点，1959年大饥荒到现在也无法平反，责任无法追溯，因为这样就意味着当时官员干部需要集体下台。

干部之间也相互倾轧，惨剧愈演愈烈，只为一点活命粮食

我们那也有干部饿死的案例，这个案例看起来比较悲哀，也比较讽刺。陆为森，是我们隔壁村张桥大队的书记，在县里开会开了一段时间才回来。在此期间，另一个干部老党员陆德耀扣书记的老婆和他爸爸的粮食，导致他家人也被饿死。回来之后陆为森开始报仇，将陆德耀全家人饿死，其实大家都是近亲本家。之后陆为森变得很厉害，变本加厉地打死多人，其中用扁担拦腰将金申全（陆德耀继子）打成终身残疾。金申全（同名人很多，我一个小学同学也是这名字）丧失劳动力，只能去收破烂，后来找了芜湖市的一个呆子做老婆，至今尚在。

第二种人：出去外地大办钢铁、修路开矿的。没饿死的原因，有最低保障。

当然，还有一些人没有被饿死。我爸爸和叔叔没有饿死，是因为去修路和开矿去了，修路开矿等，是有一定的粮食保障，爸爸对这个日期记得较清楚，就是1958年8月1日，大办钢铁，作为民工去挑铁路，在裕溪口，前后共3年。我叔叔14岁，我爸爸当时17岁，而我大伯20岁，我大伯有一个童养媳，所以没去挑铁路。还有初中以上的学生（非常少，那时候教育不普及），有固定配粮，这类人基本不会饿死，我妈妈就是这样的案例（关于我妈妈的情况，另文详细在说）。但是后来随着这个修路和开矿的停止，这部分人也回去了，加入饿死人的行列。但是这些人出过外地，逃亡外地较有经验，饿死比例较低。

第三种人：放弃一切人类尊严道德生存底线的人。没饿死的原因，什么都能吃，兼偷抢。

另外一些人没有饿死，是发扬了大无畏的求生本能，就是什么都吃，草、树皮、观音土（四川有，我妈妈吃过，安徽老家没有）、生老鼠田鸡等，秧苗、小麦苗、稻草，稗子，什么都吃。一些人熬了下来，但是一些人吃这些久了，身体支撑不住，还是死了。在那个时候，偷公社的东西吃，是一个常态，也不算丑。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偷的，主要是偷池塘里面的藕和没收回的蚕豆，藕也要自己下去踩，很多人体力不支，部分人就栽进池塘死掉了。踩藕主要在冬天，又比较饿，比较冷，很多男人女人也不穿衣服，光个身子下去，那时候已经完全就有羞耻的观念，已经回到了原始社会。偷一些未成熟的作物，如秧苗、小麦苗等。这些人中，明确的有胡合金、金东至等。几乎在本村活下来的，基本都做过这些事情。我的二姥靠生吃土田鸡（蛤蟆）度过，很多人吃老鼠，其实老鼠也很少，也很难抓。

关于吃人肉，只有传说，讳莫如深，不如河南、广西的惨烈

我们那个地方民风没有河南那么彪悍，所以流传的吃人肉的较少，但是也有吃死人甚至吃活人的传言，但是究竟那些人吃了，我没有找到证据。可能吃人肉的人也觉得羞耻愧疚，后来都不敢说。我父亲在我小的时候，说过母子吃男人父亲的事情；还说过一个小女孩和手臂的故事。这个小女孩在父母都饿死后，根据父母的遗言，独自去芜湖找姑姑，路上晕倒在一户人家，这家人给这个小女孩喝了人肉汤，小女孩苏醒，这家人问小女孩去那，小女孩说去芜湖，这家人觉得芜湖那么远，小女孩走不到就会饿死，于是拽了一截熟的人手臂给她。小女孩不敢吃，也不敢丢，就放在袖子里。小女孩穿的是父母的衣服，袖子比较长，刚好能放下。后来，这个小女孩靠着河边飘来的城市垃圾度日，竟然神奇般地没被人吃掉，走到了芜湖，找到了姑姑，生存了下来。其后，她仍旧不敢丢掉了那个熟手臂，将那个手臂藏在床底下，时间久了，因为是煮熟的，竟然不烂，风化成类似牛皮带那样。小女孩后来回了老家，长成大人，那个风干熟手臂，据说有人看过。如果按照时间推算，这个小女孩现在不过60岁左右，应该还在。后来我追问父亲，父亲说没有这个事，是我们那很久以前流传的。我不知道究竟是真的，还是虚构，还是因为其他原因，父亲不敢说，或者是真的老了，忘记了这个事情。我是记得很清楚。

第四种人，偷偷逃荒外地的人。没饿死的原因，逃亡目的地江西大饥荒不厉害，山区有各种吃的。

还有一种人没有死，就是胆子特别大，即使没有介绍信，也敢于突破“截访”，外逃甚至携带他人外逃的。按照我爸爸的说法，这样逃命没饿死的，大约有20-40人。那些曾经在铁路上干过、大办钢铁过、开矿过，祖辈曾经外出远门上海、芜湖、苏州过的人，成为外逃主力。一般来说，家里已经饿死了人，剩下的人，往往绝望，尤其是成年人，开始逃跑。我爸爸和我叔叔看到我伯伯饿死了，就没有再回来，爸爸跑去江西，叔叔因为炼高炉烫伤，长期在淮南治病，后来滞留的修铁路上，因而没有饿死。江西北部山区，成为我们安徽人1959年最大的避难地，这里也汇聚了河南、湖南、四川各地逃荒的人，还有浙江新安江（千岛湖）水库移民。逃荒的人，尤其以河南、安徽、湖南人居多。

金家国，一个因逃荒成性而演化的流浪乞讨传奇

逃荒典型的人就是金家国。金家国可以说也是一个传奇人物，我也认识他，是他在1983年将我家再度带到江西的，当时我爸爸、我哥哥、我，随着他，还有一个单身汉（后来他有折返安徽了），一起来到江西，他不走大河，抄小水沟近道，居然也穿过运漕河和三岔河，从二坝，到达了芜湖，然后乘船到江西九江，坐火车到德安县，而不是我们现在的永修县。然后不乘坐公共汽车，而是再走近道，穿越几个小山，就到了现在的老家。他在江西有家，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但是他不喜欢在家里，而是喜欢免费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就是强行上，那时候火车查票不严，他采取小站上小站下的手法，到大城市前一个站下，然后走到），到各地讨饭。他的生存技能极强，身体魁梧而强健，上海、广州、汕头、江苏、浙江等，很多地方都有他的足迹。相信现在那些什么驴友见到他，都要认为鼻祖，因为他是免费旅行，到达很多的地方，对各地的风土人情非常了解，有说不完的话。1959年他多次往返江西安徽，先将2个妹妹带到江西，因而她们也没有饿死，好像也带出了其他几个人。后来他的三个儿子长大，觉得老父亲经常出去讨饭很丢脸，在一个冬天强行将他留在家里，结果恰恰是哪个冬天，一直身体强健的他得了病，轰然倒下，就此离世。他的一个孙子从目前看比较有出息，在中考、高考中，连续在全县位居前几名，现在西安交通大学读书，算是告慰这个祖先。

我所知道的广东汕头、中山、东莞的血腥逃港风潮，成是英雄，败成死鬼

我后来在广东做事，一些当地的朋友，尤其是汕头的、中山的、东莞的，他们说1959年他们那也有少量饿死人的情况。他们在这个时间，很多人疯狂逃往香港，开始的时候地方上也不怎么控制，而香港是经济大发展时期，非常缺人，有点像国内改革开放后的民工潮。香港人甚至准备好馒头干粮等，在罗湖那边等待，一见有人冲过来，首先是吃饱，吃完就去工厂做工。后来太严重了，人越来越多，国际影响不好，就开始堵截，很多人被打死在罗湖关口的那个山上。也有一些从蛇口坐小船过海，很多人淹死在海上。后来这些逃港者，在改革开放后荣归故里，成为最早投资的华侨。关于这点，香港著名的财经小说作家梁凤仪的《我要活下去》，详细说明了这一点。这个小说我看过，说的是一个近代中国烟草买办家族的遭遇，最后到香港的经历。但是我对那个莫名其妙、有点讨好民族主义、甚至褒贬选举制度的大结局，很是鄙夷，不知道我看的是不是和谐版或者是盗版。

第五种人，是外地尤其是城市中有亲戚的。有亲戚接济的，这部分人少饿死。

有个别人，在芜湖、合肥、江苏等地有亲戚，亲戚们偶尔接济点粮食粮票，让他们在关键的时候有的吃，得以延续生命。我们安徽无为是1959年饿死人的重灾区，政策酷烈，但是江苏据说好一些（苏南好一些，苏北也饿死很多人），虽然也很紧，但是多数还有的吃。我们那解放前很多人去江苏和上海做事，也有很多女人嫁了过去，个别人参加过新四兵，在政府当干部，这批人成为接济亲戚的主力。家中有亲戚，当然也要亲戚愿意帮忙。一些有亲戚但是不愿帮忙的，也饿死了。前面我们曾经讲过王开胜的姑姑王瑞芳，抛开男人和孩子，回来养育接济全家死绝的孤儿王开胜，并因此终身守寡，就是很典型的案例。

从没有饿死的人之中，我们看到了所谓廉洁公平时代的特权腐败，也看到了中华民族顽强的求生本能，也看到了亲人友人之间的原始崇高之爱，人性和制度在这个生死存亡关头，被照射的通彻，无论什么鬼神，都显出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