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是羊圈?!

非洲草原,十几只鬣狗在围堵一只羚羊,羚羊左冲右撞想跑回自己的群落,但离它近的羚羊只是慌张逃散,当喉咙被利齿撕裂的声音传进耳膜,最后一声“咩”叫声已听不见了。其它的同伴只是呆立几分钟,确信自己没危险了,便低下头安然的吃起草来,好像一切真没发生。这是非洲大陆每时每刻在发生的事。只是捕猎者可以是狮子、豹子、鳄鱼……而被捕猎者:角马、斑马、野牛……捕猎者通常几只或十几只,而被捕者通常几十只、上百只甚至上万只,当角马和斑马为草迁移时,数量多达150万只。不过汇聚好像只是在给捕猎者汇聚午餐。

抗战时,经常出现七八个日本兵,占领中国一个县城,雇几个二鬼子,插一面太阳旗,好像我们中国的县城就归天皇陛下了。有时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谈及此事,有人喜欢总结说:一个县城咋说都有几万、几十万人口,每人撒泡尿,都能把那几个鬼子淹死,中国人就是奴性太强了。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中国历史上从来都不缺乏有血性、为民请命的人。我认为主要是缺乏有效集体组织。小时候,我和一些长辈们出去打过野兔,不知到现在还有多少人,见过、记得那种火枪,一根竹竿子高,用类似于军用干粮袋装弹药:一袋子装火药,一袋子装铁沙,如果你看见一个人背了4个袋子,实际就是背了两颗子弹,而且浪费时间装填麻烦,所以那时候的猎人,枪法很准。如不然,当你装好第二枪的时候,野猪、野兔早都溜回家洗洗睡了。中国当时落后,所以这种火枪很普遍。

假设,只是假设,历史不能假设,我们还是再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有人能有效组织几十个有火枪的人,对着七八个鬼子一通放,我就不信七八个鬼子,能占领一座城?

十几只鬣狗对羚羊群,七八个鬼子对一县城民众,你发现的是数量多的没有集体,数量少的反而有集体,集体和个体刹那间微妙转换。

现实中,你一个人面对电脑,想知道的看不了,想说的说不了,你都不知道五毛、网络警察躲在哪嘲笑,你除了想砸键盘,真不知道5亿网民都在哪里恨着;农民工的力量可以建起城市最高的大厦,建起转着都头晕的高架桥,可是个人的安危,孩子的上学都解决不了,这时他们的力量到哪里去了;当城管揪着一个小商贩殴打时,刚才还摆摊成集的商贩们又在哪里……

法国的托克维尔1831年跑到美国游历,当时就预言:美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对美国多方面先进性做了总结,其中一条就是集体结社的总结:“在社会上,个体都是软弱与孤立的,因此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结社是弱小的公民个体联合起来对抗专制,捍卫自由的重要手段,社会一定程度上相当于贵族在贵族社会中的社会和政治角色。结社中个体的心智得到锻炼和提高,心里变得开阔,理解力能发展,结社把他们从不同的社会背景拉出来,互相学习,消除隔阂。”

慈禧,我们认为是阴毒恶极的老刁婆,人家都把集体结社搞明白了,1908年,她在《钦定宪法大纲》中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而且她的一般性结社根本不需要登记,这才使中国改良和革命都有了可能,只可惜中国人选择了革命。

一个先进的党,没上台前,天天喊为民众争取言论、结社自由,六十多年过去了,谁能说中国是公民社会。放眼过去到处是羔羊和蛮横:小悦悦走了;坐校车的孩童走了;克拉玛依演出的学生走了;吃奶粉的婴儿走了;中国的未来走了。不是说让领导先走吗?一次一次,羚羊的幼羔被鬣狗叼走,可以说是“自然法则”,难道我们也适用“自然法则”?祖国是什么?祖国是羊圈?

中国有一批消极自由知识分子,因为法国大革命,因为纳粹法西斯,因为社会主义实验,因为文革,对任何的集体形式都有一种恐惧,对民主对结社,他们总爱引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容易出现以众暴寡。这种思维其实就是工具有毛病就可以抛弃工具,忘记了没有强制,工具是可以修正的。

网上,五毛总爱说一句:既然这不好那不好,你们可以移民呀。同时,我们再看朝鲜的军官对移交的脱北者是咋说的:难道吃饱饭比爱国更重要吗?随后就是对“叛徒”的枪决。你看中国的五毛都在“进步”,并没有把集体中的自由退出当“叛徒”看。

白岩松2007年春天曾带领《东方时空》摄制组前往日本采访,推出了《岩松看日本》系列报道,当时一个民调让我大吃一惊,经过粗制滥造抗日电影、电视剧的狂轰乱炸,认为理性看待日本的还是占大多数。民主本身也在成长。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只要拥有自由对话,人们结社最终都是为解决问题的,没人结社就是为杀人放火、打砸抢的。成熟广泛的结社不仅是公民个体和政府互动的纽带,而且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解决专制,早醒人的喊话只是前提,民众结社才是结果。否则,我们只能看见越来越多的访民,躺在路边的长椅上;睡在屋檐下的台阶上,仰望星空……

分享一段励志的话:在非洲,如果见到羚羊在奔逃,那一定是狮子来了;如果见到狮子在躲避,那一定是象群发怒了;如果见到成百上千的狮子和大象集体逃命的景象,那是蚂蚁军团来了。

与蚁民、屁民、羊民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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