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体制是中国最早的共和制——虚君共和，皇帝只是元首，而政府权分操于士大夫集团中，言论最为自由，不杀大臣与言事官，此自由造成朝野政治上的轻松、承平气象却容易使一些严肃的机构譬如职官、军事松弛无纪，被后世习惯于专制的学者所诟病，如王夫之之流，然而地广并非就是上国，譬如今日所谓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宋代确是将中国帝王文明发展到极胜的时代，元后士大夫无不承认了这一点，宋本朝的士大夫更是以此自已天骄一世服膺嘉许。
宋代何以如此尊士？前因自然是五代十国的军乱，而根本的还是宋太祖以后诸帝皆文士也，所以崇文，这很接近梁武帝，还有一要点是息诤——平衡三教，以现代的说法是“不搞宗教歧视”，而任彼各自自由衍演——有个文人写《破邪论》仿韩愈极端攻讦佛教，结果被废被逐。
根据田况《儒林公议》所载殿试状元的情况，有一个细节需要说明那就是帝王与群臣对考试的重视，甄选的公正——对状元的尊重都是发自内心的尊重，真心的尊重，这个很主要，绝没有以帝王之身的高高在上的压人姿态、赏赐心理，群臣在这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本身就是一种文成之兆。
宋帝待士极厚，所以文明最为光曜，宋代诸士大夫与前朝不同而是主动当起治国的责任，这是前代没有的事情，原因在于中国经三代、汉、唐以来之演進已逐渐形成一个基本盘：士大夫集团之兴衰在全局上关系国朝之治隆败亡。唐、五代士大夫不足与帝王分治天下，公卿将相皆属武将，士大夫对朝廷没有归属感，黄巢之乱，兵近长安，士大夫少有出来报效的，而宋对士大夫推恩之重，是祖制的帝王家法，“不杀大臣与言事官”帝王家训不是作秀高调的口号宣传，在整个北宋年间竟没有知道这是官家的最秘密的碑誓，只在南渡之后才揭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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