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科书里的木马病毒(组图)

教育篇：云蒸霞蔚的民国教育

西南联大（办学时间1938～1946年），中国抗战时期被迫迁入云南，由北大、清华、南开组合而成。（维基百科）

辛亥革命行动的本身，就是在启迪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1912年，中国就有500多种报纸；民国建立之初从扫除文盲做起，人才辈出，即使在抗日硝烟中，1931年至1937年间，小学生人数增长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

又是诺贝尔奖摘果的金秋时节，然而大陆人对此早已心灰意冷，不过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中国离诺贝尔奖台并不是那么遥远。民国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假如他们当年不回国，很多可能已经得到诺贝尔奖了。

清华物理系的开创者叶企孙，“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P．W．布里奇曼（Percy Williams Bridgman，1882～1961年），1921年他就用X射线法获得全球最精确的普朗克常数值，时年23岁。1926年他成为清华老物理系的唯一教授，当时该系老师、职工和学生总共只有10人，他一人就给学生上20多门课，为大陆培养了首批物理人才。

中国教育家、近代物理先驱叶企孙（1898～1977年）23岁时就用X射线法获得全球最精确的普朗克常数值。（维基百科）

吴有训，1922年跟随导师A．H．康普顿（Arthur Holly Compton，1892～1962年）攻读博士学位，成功验证了对近代物理学发展具有转折点作用的“康普顿-吴有训效应”，1926年回国后，康普顿因此获得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赵忠尧，1930年在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R．A．密立根（Robert Andrews Millikan，1868～1953年）的实验室做博士论文时，他率先观测到正电子并发现反物质。两年后他的同学C．D．安德森（Carl David Anderson，1905～1991年）公布了关于这一结果的进一步研究，从而获得193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安德森在晚年承认，他的获奖归功于赵忠尧。

还有师从爱因斯坦研究广义相对论的周培源，师从居里夫人（Marie Curie，1867～1934年）研究核物理的施士元，为世界电机工程开拓了新方向的萨本栋，曾参与研制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被誉为“中国居里夫人”的吴健雄等等。

周培源（1902～1993年），中国理论物理学家、流体力学家。（维基百科）

萨本栋（1902～1949年），电机工程学家及教育家。（维基百科）

“中国居礼夫人”吴健雄（1912～1997年）。（维基百科）

中国为何不再出大师呢？

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的钱学森，晚年多次质问前来探望的中共领导：为什么1949年后中国再也培养不出世界级大师呢？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的话也许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是美国科学家，不是中国科学家。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必出于一个开放的社会，自由的环境是培育科学家的必要条件。”

令人心酸的还有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崔琦的一番话。他出生在河南农村，是家里的独子，1951年12岁的他只身到香港读书，这一走就成了永别，父母在大饥荒里都活活饿死了。央视记者曾问他：“如果妈妈没有送你出去读书，你如今会怎样？”记者以为他会讲教育改变命运、感谢妈妈的话语，崔琦却说：“我宁愿妈妈没有送我出来，因为家里有个儿子情况会大不一样。如果我留在农村，或许我一直不识字，父母也许不会饿死了。”不过现实可能会让这位善良的儿子失望。

如今大陆人普遍认识到，今日中国科技的落后，不是经济落后，而是制度缺陷。一个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一个金钱至上、急功近利的学术界，一个连诺贝尔网站都屏蔽的国度，怎么可能产生诺奖呢(诺贝尔奖)？

言论自由的出版业

回忆当初的民国，《临时宪法》确立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仅1912年中国就有500多种报纸，即使在袁世凯篡权夺位后的1913年，也有130多家报纸幸存，人们可以在报上称袁为“袁棍”，评论他“为善日少而恶日多”，无论袁如何掌控舆论，都不能将这些不和谐音消除。然而90年后的2004年3月，《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被以贪污行贿罪判处12年徒刑，执行总编辑程益中也被逮捕，原因只是他们敢于讲真话。相比之下，中共还不如袁世凯。

在出版业上，民国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大影响力的官方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始终是龙头，加上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这些民营出版社，基本上覆盖了中国的出版业，当时中国最好的报纸是民营的《大公报》，尽管有打压，但无论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还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这些党派报纸都不是当时的主流。

那时在金融业也是以民营为主，“南三行”、“北四行”都不是政府资本，企业上基本也是民营一统江山，所以才会有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这些被称为“纺织大王”、“棉纱大王”、“火柴大王”、“化工大王”的民营企业家，整个民国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人才辈出的民国时代

民国从建立之初就首重教育，政府从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做起，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再到1934年新生活运动，教育一直是民国的百年大计。中国直到1902年才出现新式学校，1922年出现大学，即使在14年抗日硝烟中，国民政府依然把教育放在首位，当时军队都把房子、粮食优先保证供应给学生和老师，甚至张作霖、阎锡山等地方军阀都重视教育。1939年四川军阀刘文辉曾下令：“凡是县政府大楼修得比学校好的，县长马上就地正法。”据统计，在1931年至1937年间，小学生人数增长了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

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一大批世界级大师。比如由于日军轰炸而被迫迁入云南，由北大、清华、南开组合而成的“西南联大”，不但培养了大批理科人才，也造就了很多文学上的顶尖人物，如汪曾祺、穆旦，翻译家何兆武，还有在美国的国学大师何炳棣、社会学家杨联升等。

1999年中共建国50年之际，给23位科学家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无论是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还是邓稼先、朱光亚等，这些人基本全是民国时期培养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单只在1920年代，中国物理学家就取得了14项居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就，1930年至1933年间，就有16项。

教科书里被植入的木马病毒

除了尖端科技外，当今大陆的普及教育也是远远落后于民国。拿学校教材为例。1904年民营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从小学到高中的系列《最新教科书》，横跨所有的学科，非常完整系统。1922年又推出了更成熟的《新学制教科书》。这些书籍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痕迹，跟全球文明世界站在了同一水平线上，从形式到内容，都跟国际社会和孩子的需求非常吻合。大陆很多老人感慨地说，民国时期一个小学生的水平都比文革时的高中生强，其中教材占了很大因素。

中共执政后，把大量共产党的“党文化”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塞进了每个中国人幼小的心灵。举例来说，翻开大陆“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的《语文》第一册，第一课就是两句话：“我是中国人，我爱五星红旗。”是啊，我是中国人，这是理所当然、无需论证的，不过马上就是一句“我爱五星红旗”，于是被要求背课文的孩子们都记住了，爱五星红旗就跟我是中国人一样，无需证明，每个人都必须做到，木马病毒就这样被悄然植入了每个中国人心中。

百年前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批评中国传统史学的四大弊端，认为人类的文明史不应该被简化为权力争斗史。2006年秋季，一套按照新文明史观、由苏智良教授主编、历时6年、曾试用3年、并通过了严格审查程序的新编高中《历史》教材在上海全面投入使用，然而仅仅一年后这本教材就被废止了。面对这样的悲剧，有识之士感叹，为什么一个行政部门就能够这样轻易地枪毙众多编写者的心血呢？是什么让培养兼具民族精神和世界意识的“新公民”梦想“碎落一地”呢？

主角、配角和“群角”

大陆历史学家傅国涌在多年研究辛亥革命后发现，以前他的视线主要集中在辛亥杰出人物上，如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宋教仁、蔡锷、梁启超、康有为、陶成章、章太炎等主角，后来发现，没有隆裕太后等配角的妥协，也不会有辛亥革命的不流血，最后他发现，每个人都在参与历史，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普普通通的个体，他们起到了“群角”的关键性作用，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应该结束满清帝制了。

“群角意识就是公民意识，这是中华民族最匮乏的一种意识。一个社会能否顺利地完成不流血、少付代价、不经过大规模动荡的和平转型，就是要依靠民间社会的进一步的发育，培育出大量的具有群角意识的新一代公民。”傅国涌如此总结辛亥百年变局留下的经验。

公民教育是最关键的

其实，辛亥革命行动的本身就是在启迪和培养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不过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位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的民国精英、出生在四川的晏阳初。1920他留美回国后，立志不做官不发财，要将终身奉献给劳苦大众的教育。他针对千百年来佝偻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贫、弱、愚、私”四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

假如没有战争，他在河北定县的实验会有更好的成果。即使这样，据1980年代统计，定州（即定县）是河北省内唯一一个无文盲县，当年晏阳初引入的良种棉花、苹果、白杨、良种鸡等，至今仍然广受农民欢迎；中共1970年代普遍推行的“赤脚医生”计划、1990年代的村官直选等政改试点，无不是在重复当年的定县经验。1949年国民党在台湾的农村建设，也大量借鉴了晏阳初的经验，不过由于他对中国农村改造实行的是以教育为主的改良方针，这与中共推行的疾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大相迳庭，加上他是基督徒，与无神论的中共格格不入，因此很多大陆人只知道“南陶北晏”的陶行知，而不知晏阳初。

晏阳初对农民的教育中，最强调的是公民教育，他认为，“公民教育在于养成国人的公共心和合作精神，使他们无论在什么团体，都能做一个忠实而有效的分子；同时要在人类普遍共有的良心上，发掘出一个公民的批判力和正义心，使他们都有自决自信、公是公非的主张。

百年后对照这个标准，我们自认是团队的好成员吗？我们坚持了公义良知吗？这都是现实留给我们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