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 全国性镇压反动学生的斗争

前言

上世纪有关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人们知道得已经很多，但很少有人知道上世纪60年代，中共还发动过一场全国性镇压反动学生的斗争，全国各地约有500名大专院校学生，如右派一样被揪出批斗，之后押送到劳改基地“两劳”——“劳动考察”或“劳动教养”。笔者即是当时上海33名戴帽“反动学生”之一。

50年代末，反右结束后，接踵而来的是“大跃进”，结果是大饥荒席卷全国，哀鸿遍野。于是有部分大学生勇敢地站出来上书中央，质疑“大跃进”，并批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高教部因而认定高教领域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少数学生思想、立场反动，对党的猖狂进攻程度“已经相当于、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毛泽东指示对这一小撮“政治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与批判进行严肃处理”。不久教育部向全国高校下达对“反动学生”实施“两劳”的试行办法；全国各地高校立即开展起揪斗“反动学”的“群众运动”。

一、押送砖桥

1964年夏，我就读的某师范大学开始贯彻中央指示，开展对“反动学生”的批判和清算。入夜，各系梯形教室灯火通明，师生们“同仇敌忾”，声色俱厉地批斗站在会场中央的“反动学生”，其火力、声势，比批斗右派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是当时该校被揪出的23名“反动学生”之一，祸端是我在日记中写了《基督山恩仇记》的读后感，对“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人生哲学欣赏备至。有同学偷窥了我日记，密报给政治辅导员潘毅，潘指控我“仇恨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复仇主义者”，于是组织全年级师生批斗我4场；之后我被判劳动教养3年，押送农村改造。

同年11月12日，由市高教局统一组织、押运，来自上海交大、复旦、同济、华东师大、师院、外语学院、一医、二医、中医、化工、华纺、水产、海运和机电专科等高校的10余名“反动学生”来到市郊泗联公社的砖桥大队，接受“两劳”。此后陆续又有10余名“反动学生”被遣送到砖桥。为便于管理，一年前安置在崇明岛“两劳”的“老反动学生”也一并转移到这里，于是“反动学生”总数达33人。“砖桥”由此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反动学生”“两劳”基地。

我们33人共同的罪名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三面红旗，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反动”；但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如：复旦大学的季致远，被指控“全面、系统地为苏共修正主义路线辩护，拒绝放弃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立场”；交通大学的柳正，因向政治辅导员交心，陈述对“九评公开信”的看法而获罪；外语学院的尧善元因撰文同情右派遭遇、批评共产党被告发，手稿、日记被缴获。

还有的难友仅因一时失言而被控思想反动，如师大的胡桦在反美援越示威游行时不慎喊错口号，将“抗美援越”呼喊成“抗越援美”，被上线上纲，成为打击对象；化工学院的姜大维在同寝室同学谈到毛主席发福、腹部圆阔时，戏言了一句“可以点天灯了”，因而被指控“恶毒咒诅伟大领袖毛主席”，遭到反复批斗。他们俩本来可免除处分，但为凑足“打击面占学生总数千分之三”的指标，被凑数为“反动学生”。最令人不解的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第二医学院学生封育都，因始终未摘帽、留校待分配，也被送到我们这里劳教3年。当年他已36岁，年长我们十几岁，谁也搞不清他究竟算是右派，还是“反动学生”。

我们这些“反动学生”中，属应届毕业生的，暂缓分配工作；属在学学生的，一律停止学籍。全体“反动分子”，按“恶行”轻重，分别被判处“两劳”两年或三年，每月发生活费19元、24元或29元不等。处分期满后，按各人“服刑”表现，准予毕业分配或恢复学籍；坚持反动立场不思悔改的则予以开除学籍，移交公安机关法办。

为监督我们的改造，高教局调配三名政工干部常驻砖桥负责“管理、教育”我们这批“反动学生”，并拨款建了五间一套、砖木结构的“两劳宿舍”，以方便对我们统一监视和管理，其中最宽敞的一间，管教干部用作办公室兼宿舍。

二、艰辛改造

我们被押送砖桥后的第二天就开始劳动。我们这些莘莘学子，被要求像强劳力那样挑担挖地、耕田施肥，艰辛苦痛可想而知，然而我们必须咬紧牙关拼命干，因为我们被告知只有辛勤的汗水才能洗净心灵中的污秽；劳动表现是衡量思想改造好坏的标志。通过两三个月的艰苦劳动锻炼，我们33个“反动学生”个个练就一手好农活，从挑稻、挑粪、挑河泥、挑猪塮，到赶牛耕田犁地、开沟排水、拔秧栽秧、摇船掌舵，无一不会。三夏农忙季节，我们在烈日下一天劳动十六七个小时，全身晒得漆黑，衣裤浸透汗水，拧干后汗水居然可盛满一脸盆……

如果“两劳”仅仅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还挺得过去，但使人不能忍受的是诛心的心灵折磨。每日收工之后，我们必须进行政治学习，不是在灯下读“毛选”，就是学习党报刊社论，联系思想实际批判自己，深挖反动思想的根源。每年还有一次思想改造鉴定会，每人事先写好思想改造小结，在鉴定会上宣读，然后由难友们讲评，彼此揭发，政工和管教干部最后表态，作鉴定，整个过程需体现“树立标兵、团结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的原则。

首次思想改造鉴定会，在我们到砖桥半年后举行，3个“顽固不化、抗拒改造”者遭到严厉的批判与斗争，我是其中之一，因为有改造积极分子揭发我，在习“毛选”时间，躲在蚊帐里读英文版的《基督山伯爵》，这说明我抗拒改造，蓄意筹划向党、向无产阶级复仇。我被告知要从头开始改造。

三、文革开始了

1966年文革爆发；毛、刘两大司令部殊死搏斗，神州大地腥风血雨，狼烟滚滚。但是我们劳改基地却平静如常，该年底我们“两劳”已有两年了，33个“亚囚犯”已有一小半处分期满，按市府规定，应该解除处分、或恢复学籍或分配工作了。但两三个月过去了，没有丝毫动静，我们要求领导给个说法。高教局负责改造“反动学生”的陈秉围处长专程来到砖桥给我们“训话”，强调我们的“罪行”属敌我矛盾，政府念我们尚年青，才宽宏大量，未诉诸法律，按对待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他还声色俱厉地说，我们这些人的反动思想根深蒂固，必须痛下决心，扎扎实实劳动、改造一辈子。最后他告诫我们：牢记自己的“反动学生”身份，不得参与文化大革命，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至于何时解除处分，我们想都不能想。

这番“训话”后不久，高教局突然又来人，宣布对外语学院的周森根加重处分：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交群众监督劳动。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犹如晴天霹雳，让我们目瞪口呆。周森根原是外语学院德语系的应届毕业生，毕业前夕曾向政治辅导员“交心”，坦承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笃信并拥护三民主义。当时正值高校揪拿“反动学生”，周森根因而获罪。遭批斗后，他精神失控，谵呓不止，被送入精神病院，病情稍好便被押送砖桥，劳教3年。“劳教”期间他比任何人都更服罪、更卖力地劳动，迫切希望早日解除处分。为赢得管教干部袁圆芳的好评，他主动交待“余罪”，称1962年蒋总统宣布反攻大陆时，他写过一部电影文学剧本《陆游传》，借“王师北伐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爱国激情，抒发苦盼三民主义重返大陆的情思；并将剧本原稿上缴“组织”，以示真心悔改。袁圆芳曾当众表扬周森根向组织暴露思想、真诚接受改造，要我们向他学习。不料时隔两个月，袁圆芳突然翻脸，请示高教局后，在大会上宣布，以“仇恨共产党、期盼国民党复辟”的罪名，将周押回原籍，改造终身。尽管会上没人发言，但人人都明白：此举纯属“杀鸡儆猴”。

四、上访

在文革中，我们了解到：因当时斗争的需要，处分“反动学生”的政策已被中央文革小组废弃，取而代之的是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镇压学生运动的决没有好下场”。各地高教部门，包括北京，均已认识到，当初对异议大学生“两劳”确有不当，因此主动予以纠偏，解除受害学生处分，并安排工作，“两劳”据点也随即解散，但唯独上海市革委会按兵不动。

于是我们33名“反动学生”，组织起来，推举复旦的“季兄”季致远牵头，揭发改造基地黑幕，为争取人身自由和工作权利奔走、呼告，寻求正义和支持。但是我们的努力四处碰壁。走访市革委会，接待干部冷冷地回答：“你们认为自己改造得如何？”然后丢下一句“回去等答复”，便拂袖而去。派代表到北京上访，没等说明来意，就被接待干部劈头打断话头，并派人立即把他们送上回程的火车。

此时，袁圆芳一反常态，频频往返上海——砖桥，天天阴沉着脸，目透凶光，杀气腾腾。数天后，几位难友从上海市区回砖桥，带来可怕消息，各大专院校都拉起巨幅横幅：“迎头痛击反革命翻案风！”“坚决镇压以季致远为首的砖桥反动学生！”一场浩劫在所难免！

五、血腥清算

三天之后，1967年8月18日，一个盛夏的下午，由上海各高校七八十名红卫兵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联合镇反兵团”分乘多辆大卡车开赴砖桥，揭开了所谓的“镇反”的序幕。

红卫兵搭起了毛泽东思想宣讲台，向围观的群众宣讲这里的“两劳”犯如何翻案复辟、猖狂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我们的难友、外语学院的柏宁湘上前想与之辩论，还没说三句话，便挨了一顿暴打。两个红卫兵用军用皮腰带，对准柏的头部和前胸猛抽。交大的柳正上前论理，他一米八几的个头，居然被对方摔了个大跟斗。

暴力开路。谁回嘴就挨耳光、挨皮带，直至嘴角淌血，皮开肉绽，血痕连连。当晚，“镇反兵团”在打谷场上召开“迎头痛击反革命翻案风”的群众大会。几个积极参与上访的难友，“一”字跪在台前。兵团头头挥舞“红宝书”，声嘶力竭地列数我们的罪状。此状况下，多数难友违心上台揭发“头头”的“罪行”。季致远是众矢之的，他胸口挂牌，被勒令跪在其余四个“黑干将”之前，跪得直挺挺的，一旦臀部贴上小腿，就挨上重重的一脚。面对揭发，季致远如果沉默，就是“负隅顽抗”；如果声辩便是“反攻倒算”，接着就是一阵皮带、皮靴。一个稚气未脱的小个子红卫兵冲向前台，一皮带头砸在季兄头上，季顿时血流如注。周围人群一阵惊呼：“要打死人了!要出人命了！”

早在批判会开始之前，外语学院红卫兵头头柯某、杜某便扬言“开开荤”，“非打断季致远一条腿不可”，“让他终生拄拐杖”。此刻，柯某、杜某正要上前施暴，却被身后的怒喝镇住——砖桥大队党总支书记蔡仁明和农革会的书记刘伯余走到前台，双双用身体护住季兄：“要文斗，不要武斗！”蔡书记更是义正词严地正告红卫兵：“既然上海领导把大学生（这里的社员从不称我们为“反动学生”）下放在我们砖桥，我们贫下中农就得负责到底！谁要动武，我们不会撒手不管！”刹时会场一片寂静，红卫兵和当地民兵两军对垒，虎视眈眈，一场武斗迫在眉睫。此刻，复旦大学红卫兵领队殷某快步奔向前台，大吼：“季致远罪大恶极，罪该万死，押回校，交革命师生批斗！”于是复旦红卫兵将季兄从地上架起，拖到公路边，拦了一辆大卡车，把他押送回复旦。

事后得知，复旦“镇反兵团”是温和派，主张文斗，反对暴行。因此，殷某在关键时刻，找了个堂皇借口，“劫”走了季致远，保护了他。
六、可杀而不可辱

而我的遭遇要悲惨十倍。当晚，我被五花大绑押回师大；次日，在全校师生大会上遭批斗。他们当众捏造了我十余条罪行，革命师生振臂高呼“天啸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当夜，以周建平为首的外语系红四团的八个如狼似虎的红卫兵，将我押解到兵团司令部“审讯”。周要我老实交待我与季致远共同策划的“抢夺管教干部袁圆芳枪支，准备武装暴动”的阴谋。这简直是“岂有此理”！我们从未相信袁圆芳有什么枪支，我又怎么可能与季致远策划夺枪暴动呢？我开始明白了，“提审”只是个幌子，这伙暴徒施暴成性，常以打人取乐，他们那晚闲着没事，商量好拿我来“消闲”。那一夜，我遭到这伙暴徒的毒打，皮鞭、棍棒雨点似地落在我前胸、后背。我高声呼救，但都没用，审讯室是外语系的录音室，隔音能力超强。

这群暴徒将我痛打一番后，还嫌不过瘾，又想出更刺激的一招：八个壮汉分成两班，轮着班站在房间四角，一人一拳，把我从一端痛击到对角线的另一端，再被击回来。不消几拳，我就被击昏。暴徒们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泼水将我弄醒，测试我的脉搏后，发现我心跳仍正常，抗打能力“了得”，就商量如何进一步对我施虐。我知道这伙暴徒早已丧失最起码的人性，对我不会善罢甘休。“士可杀而不可辱”，我乘他们商量之时，挣扎着撞开门，冲到阳台口，纵身跳下楼。应是天意，我居然没有死，只是左腿大腿骨纵向骨折，流了很多血，被送往医院急救。救护车的呼啸声惊动了师大园，红四团刑讯逼供的丑闻传遍全校。为泄愤，周建平等打手赶到医院急救室，企图将我置之于死地，但被院方制止。

同晚，我们当中另一名上访“黑干将”、第一医学院的的女生郑晓萌亦因同样原因跳楼自杀，但未遂，牙床粉碎，脸部严重变形，一条腿粉碎性骨折，人只剩最后一口气……

七、政治贱民

之后，我们32个“反动学生”（周森根已被送原籍）被定性为“阶级异己分子”，即政治上的“贱民”。
1968年，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联合镇反兵团”再次进驻砖桥，对我们32人进行批斗，我们被罚跪、鞭鞑、勒令相互打耳光，甚至被吊在屋梁上用马鞭猛抽。机电专科的徐铮因对我们中的一位女生萌生爱意，写了几封情书，触犯了“两劳期间严禁谈恋爱”的纪律，被吊在打谷场边的老槐树上毒打。他因拒绝认罪，又被五花大绑推到公路边，跪在公厕旁，一天不给吃喝。

1969年夏，毛泽东指示：要落实政策给出路。当时，全国各地早将劳改的“反动学生”送回各院校，并且大部分人得到安置。唯独上海革委会例外，因为他们担心翻旧帐，追究责任，因此迟迟不给我们安置工作。

同年秋季，为解决城市人口恶性膨胀，中央提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将大批市民赶到农村落户。上海革委会抓住这个时机，借口执行中央指示，给我们超期“两劳”的人解除了处分，并安排：除个别“改造尖子”外，我们绝大部分人被开除学籍，作为无业人员送回原属市区，再由上山下乡办公室统一安排，与闲散人员（绝大部分是四类分子及家属）一起送到安徽农村落户。我左腿致残，只是勉强能行走，根本无法务农为生；我要求给予照顾，留在上海就业，但被回绝，因为给我的政治结论是：“罪行严重，且抗拒改造，属敌我矛盾性质，暂不戴帽（即帽子拎在群众手里，如拒不悔改，随时可以戴上），交群众监督劳动，以观后效。”

同年年底，我与其他12位上海籍难友被驱赶到皖南、皖北农村落户，以务农为生；而外籍的难友统统被赶回原籍，自谋生计。大家个个谋生艰难，连温饱也难以维持。姜大维回原籍后，下放农村十余年，后上调常州，谋得一份为杂货铺拉板车送货的工作，竟欣喜若狂，千恩万谢给他介绍工作的“恩公”。我在安徽农村干了两年农活后，有幸被生产大队聘为民办小学教师；太太跟我在同一大队落户，在大队里做赤脚医生。夫妇俩都是拿大队工分的，都不用下田作体力劳动，羡煞生产队的小青年，我听了惟有苦笑和感叹。

与我相比，好几位难友的境遇可谓悲惨至极，令人唏嘘。徐铮“两劳”六年，饱受虐待侮辱，被送回浙江老家后不久就患上肝癌，因没钱治病，最后全身浮肿，含恨与世长辞。正是：“贫归故里无生计，病卧家乡死亦难”。二医的老右派封育都因老家无人，被校方踢来踢去，硬是不给安排，最后精神失常，不久便突然逝世。周森根回乡生活了几年，靠养猪种菜为生，精神病时好时坏，反复无常，不幸英年早逝。临终时，他喃喃自语：“我是主动交代的，为什么……”他没能把话说完。

尾声

告老退休后，我曾单独赴砖桥一行。旧地重游，匆匆过去四十载；沧海桑田，物换星移，砖桥面貌已改换一新，我根本无法辨认。原来的“两劳”宿舍早已全部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谷仓。当年季兄被红卫兵毒打的谷场，也已翻造，唯有那棵老槐树依然屹立在那里，作为历史见证，徐铮曾被绑吊在它那粗壮的枝杈上毒打，如今还可找到隐约的血迹。我相信这棵古朴、苍劲的老槐树一定愿向我们的子孙后代讲述这里曾发生的事：我们33个青年学生的劫难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