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姐长廊

港产片《桃姐》威尼斯夺后,顺德妈姐,本来在八、九十后这一代,已经是很落伍的记忆。香港的年轻人贱视记忆,认为记得以前的事,即是落伍和out。但这一次,欧洲威尼斯影展的白种影评人,甚为欣赏顺德妈姐这个“远东文化遗产”,娱乐版一热卖,特区高官脸孔一凑过去叨光,“妈姐”这个名词,又hit了起来。香港中国人的趣味,由白人来定义,好了,妈姐这个话题不老饼了,感谢意大利洋人扭转潮流之恩,我可以说了。

我小时有几位妈姐,一直到七十年代初。除了小时走马灯的几位,同行最久的一位叫梨姐。梨姐来我家时年方四十七八,面容瘦削,少无读书,除了认得唐字数目:一竖是一、×是四,一个字也不识。梨姐原名江少梨,她两个姐姐也是住家佣工。大姐叫少淑,二姐少薇。三姊妹都从顺德来,而且都“梳起”不嫁,不知道她家庭出了什么事,只知梨姐有一个弟弟在家乡顺德,每月她省下工钱买食油,用一块毛巾包起,在包裹上缝一块白布,写上她弟弟在顺德某公社大队的地址。毛泽东声称 “解放”了劳动人民,但梨姐的弟弟还要受奴役,要梨姐这位深受“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者寄油接济,而且我父母是左派“爱国新闻界”人员,他们的报纸,天天在声讨资本主义的罪恶,歌颂“无产阶级革命”,但雇员的家里都有梨姐这样的长工,我自小就见识了毛泽东这尊亿万蠢人争相膜拜的大神,是个什么狗屁东西,以及“爱国同胞”天生的虚假。梨姐是个戏迷,时时带我去天乐里的国民戏院看早场:《扎脚刘金定》、《十年一哭二郎桥》、《一夜九更天》。她会预早通报电影故事,叫我快把功课做好,带我去开小差。梨姐看任剑辉、何非凡、麦炳荣,全情投入,她教会我许多广东大戏的入门知识。梨姐不识字,常带我去登龙街的写信档去找写信佬诵默家书。我替她当跑腿,也替她写信,省回那一毛钱。她带我逛鹅颈桥罗素街的菜市场,买猪肠粉,偶尔肉店的猪肉佬口花花的性骚扰两句,梨姐不年轻了,闻而大乐。殖民地时代,香港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地方,梨姐时时给我讲顺德的民间故事:有一个小孩,绰号“猪肚”,从小受尽欺凌,后来遇到了神仙。猪肚奇遇记,我反复听了又听,她说了又说,在她的声音里我遥遥见到她家乡的一片鱼米荷香,她说起顺德的山水,我托着腮,坐在小板櫈上听那许多发生在田园阡陌间的忠义故事。梨姐告诉我:有一天,她想单独去顺德到她的祖居小住,我很期待,只是不知道,一河之隔,一个赤地千里的故乡,梨姐为何去不了。

梨姐的二姐薇姐,在上环嘉冕台的报馆宿舍。她时时来探妹子串门,声音宏亢。薇姐性格刚烈,不似两个姊妹沉默寡言。妈姐与主人家的命运血缘渐次相连,小孩视如己出,如同子姪,她们孤单而无子女,盼少主长大成龙,这是一般后来的中国人无法领悟的悲情。许多家佣会省吃俭用,把工资存下来,少主长大,放洋读书,家佣会封一封大利是。梨姐在我初中时,与父亲口角辞职,我家姨婆另一位家佣,名叫陈妈,是湖北人,做得一手武昌红烧鱼的好菜,油爆酱香,一生都记得。另一位姨婆从上海南迁,也带来两名沪籍家佣,一个叫杨梅,一个叫梅英,来香港再请一位顺德的珍姐,煮点广东菜。几位大江南北的女佣,对我都很好。去英国读书前夕,珍姐依依不舍,陈妈塞给我一封红包,内有三百元,这是她两三个月的薪资。我不肯要,她死命塞。我去了英国几年,陈妈一双小脚,行动不便,在后楼梯倒垃圾时不慎失足跌毙。消息传来,五雷轰顶。回到香港,姨婆仙逝,几位家佣也遣散了,欲寻回也无从。梨姐离开后,曾回我家造访几次,探望“事头”——从前岭南粤语俗中有雅,没有“老板”之称,也不叫波士,叫事头——念及旧情,有时眼角湿润。我从没与梨姐重逢,只知她几年之后也不在了。民国的女佣妈姐凝聚了中国旧时民间的美德:忠诚、念旧、恩情。有了妈姐这个行业,我这一代方知中文的“感恩”二字——不像今天电台DJ胡呼滥叫——是何等重如泰山。因为毛赤祸乱,顺德妈姐逃亡,湖海栖迟,也与许多中国难民汇聚在殖民地香港。没有英国人的文明庇荫,也没有了五六十年代妈姐和女佣对中国伦理的承传。那时候的中国人,即连江湖绿林之辈,也是有道德底线的。

联合国早就应该把中国的顺德女佣列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我有一个心愿:如果有一天我很有钱,我会捐一座墓园,让民国三十八年之后南来香港的各省籍女佣长眠,让她们的骨灰或遗骨长埋青山绿水之间。我会找回梨姐、薇姐、陈妈、珍姐,还有杨梅和梅英,把她们召唤在一起,献上一抔黄土,一束白菊,在夕阳里,我会为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中国女性默祷:今天我长大了,没有各位的沐恩,你们巧手的厨艺和动听的道理,也没有我陶杰这个人,没有我今天笃信的这一切,我永远怀念你们。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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