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专栏】“真善忍”复兴佛陀文化
摘要：佛学知识不能带给人生命觉悟的智慧，反而会成为知识者固执己见的迷途障碍。“真善忍”复兴佛教的正善。朝廷罢黜百家之后，道家演变成道教，与两汉之交传入中国的佛教相互影响。黄巾之乱之后400年，佛教出世修炼中国化，其系统的天国劝善、地狱抑恶的思想广传民间，大乘佛教寺院和尚修炼“戒定慧”为基础的“悟空见性”，挟神功教化农民后天的匪性，民间有了忍的习俗。儒道佛修养和修炼合成海纳百川的中国大唐大文化。唐太宗的儒学修养达成外来文化来者不拒的大气度。因为主持、大和尚等修改戒法成禁律，渗入维持特权的私情，贬黜真修者，使出家成为谋生的职业。佛学研究和辩论把佛法解释得面目全非。民间佛教宋元时期的白莲宗、白莲教的民变，在清朝演变为太平天国邪教、义和团暴乱。中共匪乱在中华民国德国化和俄国化：黄巾军的“天下大吉”变成共产主义的“天下大同”，太平军的“太平天国”变成白莲教蛊惑似的“光明中国”。佛教各派、各寺院各自为政，教徒用哲学反共，没有政府扶助而失败。中共的所谓“中国”，是邪教政权，强加政治奴隶制给中国，残酷迫害佛教徒，拿来鲁迅的个人劣根性，冠名国民劣根性，通过党文化的宣传和运动，改造为“党奴劣根性”。法轮功实修“真善忍”去除“党奴劣根性”，没有祥林嫂麻木不仁的奴性，没有阿Q欺软怕硬的斗性，再现佛教徒在两晋南北朝到隋唐600年的正统德性。
谈“真善忍”复兴佛陀（觉悟者）文化，唱红歌的和尚和研究佛学有心得的人可能都会问：凭什么？我见到的和尚或居士，往往都会在谈及法轮功时，声音失去和蔼。网上认识一些自称常读《金刚经》、《愣严经》、《心经》的聊友，对共产党持清除、批判、改良三种不同态度，却都重复共产党诬蔑法轮功的话语。佛学知识并不能带给人生命觉悟的智慧，反而会成为知识者固执己见的迷途障碍。
法轮功是面向社会的普通称谓，修炼者尊称法轮大法，把“真善忍”当作宇宙特性，视为最高最根本的佛法，末法末劫时代唯一公开度人的正法。共产党如果被证实因迫害法轮功而解体，“真善忍”将被认可为普世价值，心境高者将被尊为活菩萨。但人人未必都修“真善忍”，甘愿做凡人的还需要信仰佛陀、基督和道的文化。理论上说，修炼达到“真善忍”的天人层次的，活着或死后回归各自的道法洞天或世界。地球上佛教徒的数目不小，“真善忍”复兴信佛的真心诚意。
一、佛陀信仰在汉唐时期历史地形成
道家修“慈俭后”真人，儒家修“直方大”君子，都是在“士”阶层中修炼。“农工商”三阶层的上层，往往通过学儒修道跻身士阶层。汉朝武帝廷罢黜百家之后，道家退隐，渐渐与阴阳家、方术士、儒家谶术合流，演变成道教：崇拜商朝以后的鬼神，驱邪除魔、呼风祈雨，画符念咒，例如东汉末年的太平道。
依据台湾柏杨的历史研究，太平道（五斗米道）还与两汉之交传入中国的佛教相互影响，其中一支以符咒治病的祝由科术传教，又称弥勒佛再世，混杂佛教。也就是说道教最初主要是修神仙术的人（例如东汉被孙策斩杀的于吉和拒做高官的张道陵等）集合的一些信众的组织，以治病方术传教，信徒大多不修神仙。我说的是，两汉时期，佛教还是完全的进口事物，当时主要催生了中国道教产生。
佛教由于四谛（苦集灭道）、十二因缘、五阴法等，提供了系统的出世修炼的经法（般若经、涅槃经、华严经、金刚经等佛法）教义，释迦牟尼佛（陀）天国劝善、地狱抑恶的思想，以故事宣讲，可以让各阶层感悟接受，成为可以广传民间的宗教，和平时期劝导个人学忍耐、慈悲为怀，克制人的贪欲，求灵魂永生；朝廷腐败祸乱社会时，又成为贫苦农民出世避祸，或举旗造反促成皇帝政治改朝换代的路。佛教传入中国中原之地，历经千年到隋唐甘肃敦煌莫高窟时期，掺儒揉道改良成汉族文化。两汉时的孝道礼教的三纲五常里，融入了如来佛、观世音信仰，中国君子伦理、道士道德跟和尚慈悲度人，合成大唐大文化：海纳百川。
二、僧侣修“戒定慧”，教化民众学习忍
从神农、黄帝、尧舜禹的传说，看中国人在春秋战国之前两千多年，是部族首领（某某氏）修道所具神功，像太阳或月光映照着的人，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三代换代时的争斗或革命、暴动都是很有序的，如同排戏，到了春秋战国五百年，就成了礼崩乐坏而必须刑法伺候的人了。武大夫敢箭射周王，母亲帮小儿谋夺兄长的权位，父亲把儿媳娶了，权臣把君王杀了还要杀史官，商人以财色谋官等，这些乱像在秦汉家国时代，被道家“慈俭后”，以及儒家行德刑法、名刑教化的政治伦理治理了。但到了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之后到南北朝400年里，汉族名门儒生放浪形骸如嵇康们全盘否定儒家文化，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以铁骑从北部边疆逐鹿中原，佛教寺庙就在这时候遍布中国名山，和尚闪亮登场。
公元前533年2月8日半夜，明星照耀天庭之际，印度王子悉达多本觉与始觉合为理智，证悟超脱生死痛苦之灭行到涅槃境界的人生大道。此后释迦牟尼佛，以如来智慧（神功）度人，在印欧人部族文明腐败时期初转法轮，讲初级佛法（公传罗汉法，密传菩萨法）一生，以尊三宝（佛、法、比丘）、修三法之“戒定慧”，出家人带着居士修炼。罗汉修炼从沙门禅定苦修“忍”的小道中走出，属于中道修炼，禅定却不再执著忍受身体的折磨之苦，山里出家为僧侣与城市居家做善男信女相结合。释迦牟尼涅槃后，寺庙香火捐赠供养僧侣们修炼。汉朝，佛教来了。
黄巾之乱之后中原大地大乱400年，“伐无道，诛暴秦”的农民起义，逐渐变成了一种乱世匪乱――做盗匪，抢劫维持生活。从张角兄弟到李特兄弟，再到孙恩卢循，汉族下层民众完全不理会道家“不争”和儒家“忍让”的教诲，觉得不现实。这时候达摩等印度和尚来中国，挟神功教化和尚连带居士，民间有了忍的习俗。隋朝高僧能在庙中知道要李世民蒙难须救，寺庙还成了唐僧的修炼基地。欧洲基督教会忙于整肃异端和迫害异教时，唐太宗对伊斯兰教说：来，想传就传。
三、学佛不修戒定慧，宋明佛学人情化
唐太宗的大度不只是今人说的开明。释迦牟尼初转法轮49年，无论罗汉法或菩萨法，都是“戒、定、慧”实修法门，没有教派辩论。菩提树下顿悟开慧后，释迦牟尼虽以人像传罗汉法，但字句都带着佛法神通，受者只是选择。真正的高僧并不是今日影视里的口里念着“阿弥陀佛”、眼珠还在乱转的人，而是参悟佛法、修得功能的高德之士：人在庙宇，看破红尘中生老病死的轮回镜像。大乘佛教在隋唐以戒律为师，以宗教庙宇的多佛信仰、香火文化为依托，在汉族大地发展。唐太宗在隋唐是名门望族的李阀后裔，儒学修养在道佛修炼环境中达成气度。
佛法讲经转变成为佛学辩论，出现在释迦牟尼不在世间出现“三藏”（经、律、论）之后。古印度流行沙门运动，婆罗门教徒进入森林苦修禅定以求成佛，释迦牟尼是其中惟一得道成佛者。释迦牟尼用功度人成罗汉，比丘、比丘尼乞食修炼，带动居家人士拜佛，做善男信女，扭转了古印度部族时代道德败坏的世风。相传释迦牟尼涅槃后，由文殊菩萨和弥勒菩萨等结集大乘三藏。500年后菩萨法公开传出。7世纪后佛教在印度衰微，在唐朝兴盛，促成唐朝出了儒家君主唐太宗、唐玄宗，出了名儒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等，出了儒家诗人杜甫、白居易。大乘佛教以寺院式修炼文化，改良出现“悟空见性”的菩萨普度众生的修佛。菩萨法北传，在儒家文化圈中诵经禅定，在非儒家文化圈的藏蒙地区密修。
佛教寺院式修炼，修炼是扎扎实实的功夫。但多佛的雕塑、壁画、洞窟，以及相联系的神话传说、音乐绘画、香火行为，则是文化和文艺。道德教化寓于文化习俗和文艺乐趣中。信众的修炼逐渐减少。明清佛教寺院，大乘佛教主持、大和尚看重特权带来的利益，能觉悟而以慧眼看见真理的人越来越少。戒法成了可修改的禁律，诵经念佛代替禅定，没有斩断情丝的慧剑（功能），很多寺院没有“佛光普照，礼仪圆明”的能量场，制度管理把许多刻板的人推到住持位置，真修如济公者遭贬黜，越多地靠文化习俗、神佛故事教化社会民众，出家逐渐成为谋生的职业，戒、定、慧“三法门”被弄成经、律、论“三学问”的佛学研究。佛学渗入儒道知识，把四谛、十二因缘等佛法解释得面目全非。信众贡献香火供果过程中，逐渐求神佛替换了听从佛经以及和尚、尼姑的教导，佛的神的本质暗淡，虔敬心日渐减弱。和尚尼姑的师徒关系逐层确立，私人的情谊等因素介入。
四、佛教反共各自为政，国民政府无扶助
佛学人情化之后，寺院之外，民间佛教从净土宗分化出的白莲宗，反佛教传统，与弥勒教、明教混合为白莲教的民变，以暴乱夺权形式，周期性地出现在南宋以后；基督教上帝会的太平天国邪教战争失败后，消融在道教义和团暴乱中。佛教在清朝已不能教慈禧太后看淡名利，学者凭个人所悟以论释经，表现自我；民众企望弥勒佛下世创建新中国。共产党“天下大同”，是黄巾军、太平军匪乱转型。
共产党在中华民国用马列主义反国民党之际，也利用白莲教“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的口号蛊惑民众。中共是佛教的死敌。慈悲善心使和尚和居士一开始尽可能忍让共产党的侵略行为。这让毁灭所谓旧世界的共产党占了主动权，制造了中国佛教的劫难。正如《内在的敌人》所说：“当他们攫取到一块乡村地区后，便开始打击佛教。”聂荣臻的军队在山西省五台山上扎营，把若干爱国份子，游击队和盗匪都收集到部下，训练新、老共产党员成为党的虫子。“共产党所到之处，一定是没收佛教财产，杀戮和尚，或将他们驱逐出庙沦为乞丐，使人民失掉千百年来的精神安慰。”佛教这时候需要取得国民党的扶助，但没有得到。
国民政府这时候的蒋介石委员长是儒佛基三教兼学的军人。蒋介石作为国家军人，把落草为寇的毛泽东、朱德红军看作推选苏联的卖国土匪清剿，这成了他在南京（重庆）政府任委员长、总统时的主要任务；作为儒佛基三教信徒，他从1920年代访问俄国回来即洞见中共的妖魔本质。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把科学和民主两个世俗事物宗教化，并成为时髦，使他失去了有力打击中共宣传实行的千年文化资源。或许是老天要蒋介石败到台湾去。所以他就没能认识到要跟各教派、寺院各自为政的佛教组织合作。中共军队一占领哪里，和尚就遭杀戮或驱出，以至于地下佛教徒们1948年在北平跟天主教神父雷震远商研合作反共。诚如雷震远所发现，佛教徒已经把“古老的默念的神秘主义”变成了哲学。佛教徒用哲学反共，没有政府的扶持帮助，类似秀才跟流氓和邪教兵痞的战争，失败必然。
结语：法轮功修佛修复佛陀文化的正统
中国历史上造反军队夺取政权即是成功，不改变既定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中共是邪教，军队只是其夺取和维护政权的工具，所谓“枪指挥党”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没有过，实践《共产党宣言》砸碎旧世界的德国思想，以苏俄（苏联）十月暴乱为榜样。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教合一，是太平天国似的中共邪教政权，以“党”的名义蒙人，用唯物史观改造中国，美其名曰创建新中国，剥夺中华民国沦陷区的全民的自由，在1950年到1980年以前，复活原始部落酋邦时代的封闭社会，强加政治奴隶制给中国，残酷迫害佛教徒：喊还俗就还俗，喊结婚就结婚。中共直言不讳地要改造全民的意识，包括佛教的轮回转世思想。
狂人鲁迅成为中共改造国民的文化枪弹。鲁迅在《祝福》中描写了一个被佛教麻醉的祥林嫂：婚姻不幸、儿子遭淹死，一个不会反抗、只会唠叨的奴性女人。鲁迅，被母亲包办婚姻娶了一个他不想娶的小脚女人，在被他谩骂的杨荫榆女性反包办婚姻五年之后，他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这种自身严重的太监奴性，通过小说折射到其小说人物阿Q和祥林嫂身上，冠名国民劣根性：主奴双重人格，不幸不争。中共拿来明里宣传鼓励争斗，暗里却通过恐惧运动让人不得不驯服。所谓的国民劣根性，说白了，就是中共奴隶的品性，即“党奴劣根性”。法轮功学员实修“真善忍”就在去除它：修真，曝光中共迫害的桩桩罪恶，没有对邪恶麻木不仁和胆小怕事的奴性；修善，劝人在“天灭中共”的天象下“三退自救”；修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争权，没有白莲教组建军队的迹象。佛教徒在两晋南北朝到隋唐600年的正统德性得到呈现。信佛不是唱红歌，是生命趋向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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