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　商人为国争光　文人为国骂翻

如果不是有历史记录，中国大陆的政治，就能彻底颠覆历史，改写历史。

近年来，随着台海局势的缓和，不断珍贵的历史资料被披露，让人民得以知道历史真相。所以，1949以前的黑暗、腐朽、堕落、恐怖、民不聊生等等邪恶词汇堆砌而成的中华民国之印象，也逐渐被还其真面目，大陆的教育、教科书、媒体宣传等等灌输的意识，也逐渐被剥离开人们的脑海。

1920年11月，上海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鸿生火柴公司”。工厂技术人员经过半年多的试验研究，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解决了火柴头受潮脱落的难题；并购置磨磷机，提高了赤磷面的质量。此后，他们又对生产技术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改进，火柴质量一再提高，鸿生成为众口一词的名牌产品，不但在国内成了抢手货，还打入了南洋市场。1935年7月，刘鸿生首先邀集国产火柴制造同业成立联合办事处，继而以此名义与美商火柴公司达成协定，成立了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火柴生产、销售限制办法。最后，刘鸿生又以中华火柴同业联合会首席代表名义，与日商在华火柴同业会进行谈判。日商迫于华商联合会与华中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加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留学海外的侯德榜，带来了在美国设计好的图纸，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测试各种机器，经过调整改进，终于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1926年，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洋碱。这年秋天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国际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荣获金质奖，使中国人扬眉吐气。

1906年周学熙筹建“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好，所以销路很畅。启新水泥很快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改采用，津浦铁路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马牌水泥建造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外国商人、特别是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启新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日本商人为了挤垮启新公司，孤注一掷，拚命压低价格。他们的水泥在日本的销售价是每袋2.97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袋2.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袋3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袋就要亏损白银2.47两。这是一场不见刀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战争。启新公司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每桶的售价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从每包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启新公司的水泥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并且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所以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14 年之久，销量达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不仅为中国民族工业争了光，也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荣誉。

1929年开始，天津永明漆厂经过3年多的苦战、几百次的试验，研制出了物美价廉的油漆新配方，“永明漆”不但风行国内，而且美、英、日、荷、德等国的150多家厂商都和永明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1945年，醇酸树脂漆在永明漆厂投产成功，取名“三宝漆”成为中国油漆工业中又一个超越西方的名牌产品。

很多资料上说“解放后”中国才能制造万吨轮，可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至1919年接受美国订货，制造四艘同一类型的万吨货轮，都是全遮蔽甲板、蒸汽机型货船。分别命名为“官府号”、“天朝号”、“东方号”、“震旦号”。船长135米，宽16．7米，深11．6米，排水量14750吨。其中第一艘“官府号” 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四船经美国运输部验收，工程坚固、配置精良，美国政府对其建造质量十分满意。

现在，上海世博会正在召开，试问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有多少在世界领先的科技能压倒欧美和日本？1910年代马牌水泥建造的上海邮政总局迄今不倒，可是上海新楼却倒了。

大陆政治教科书说鲁迅有骨气，其实民国时候，文人有骨气成为了风尚。比如蔡元培，就远比鲁迅有骨气。蔡元培一生辞职无数次，其中仅在北大校长任上就先后多次辞职。如1917年7月3日向总统提出辞职，抗议张勋复辟；1918年5月22日，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又向总统提出辞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辞呈，9日悄然离京；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辞职，并在《晨报》刊发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的几次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掷地有声：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鬼鬼祟祟，想藉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马寅初连续发表文章与演讲，批国民党腐败，痛斥孔宋之流，使国民党政府大为头疼，也遭到很多权贵的忌恨。宋霭龄、宋美龄等人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一天，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训斥他，“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说：“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校长怕碰钉子，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蒋介石的意思。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地说：“叫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去吧！”又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蒋介石知道后无计可施，只好对校长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置之不理。孔祥熙为了拉拢马寅初，想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也遭到他了的严词拒绝。

1940 年3月蔡元培病逝，中央研究院院长职位空缺，需要补选。胡适、翁文灏、朱家骅三人被学界目为主要候选人，其中又以胡适呼声最高。但胡适此时正担任驻美大使，力促美国对日作战，不少人想取而代之，也有不少人希望胡适回国领导中研院。此时蒋介石也想对选举施加影响，在选举前亲自下条子要“举顾孟余出来。”此举触怒了学界，学者们就此对权贵进行了坚决的抵制。选举前夕，担任评议员的学者聚会，陈寅恪大谈学术自由主义，“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学界的态度为蒋介石所知，却又无可奈何。最终，评议会正式选举的结果是：翁文灏、朱家骅各二十四票，胡适二十票，顾孟余只得一票。顾氏惨败，反映了学界对权势的漠视、对学术自由的珍视及维护这种自由的风骨与勇气。

今天，有几个文人敢说自己有骨气？甚至又有几个敢说自己能算“文人”？

从上述这些历史记述来看，主政大陆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有不少建树，并非教科书描述的那么黑暗、腐朽、堕落、恐怖；当时的人物也都个个丰满有型，也不像如今这么平面与猥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