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配图（网络图片）
周末下午，在艾士菲的天主教俱乐部里旁听了一个“九评共产党”研讨会，这是继去年底辛灏年先生的演讲之后，再次近距离感受浓重的“政治”环境，会议室不大，观众也不是很多，但气氛倒是很和谐。在当今舒适的海外华人社会里，还有人愿意坐在这里参加这样一个研讨会，我感觉很可贵，除了拥有“祖国未来，匹夫有责”的境界外，还需要一些敢于触摸中国政治的胆量。
参加研讨会的贵宾来自多个民族，其中包括藏族和维族，而悉尼华人熟识的法学教授袁红冰是位蒙古人，他着重谈论了蒙古人民的苦难与反抗，刚刚发生在内蒙古地区人民与政府间的抗争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据说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内蒙古少有的大规模抗争事件，一个单一冲突触发了一场整体运动，蒙古人正发泄着几十年来的怨恨。
看着讲台上袁红冰正激情地述说着中共留在内蒙大草原上的斑斑劣迹，我一直在走神，感觉有一首熟悉的旋律在心中回荡，宽广厚实的歌喉在马头琴的伴奏下低声吟唱：
“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呀，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 要说起义的嘎达默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嘎达梅林是一位盛名广播的蒙古英雄，民国初期，为了巩固边疆，防御俄国侵犯，民国政府计划驻扎汉兵于边境，并开垦部分草原变农田，即可自给也可发展经济。但此举却损害了当地牧民的利益，于是造成了牧民与政府间的争执，由于赖以生存的牧场逐渐减少，边境上的牧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引起牧民们的不满，终于民怨激发成了兵变，壮年嘎达梅林组织起一支起义军，以对抗和驱逐汉人的牧垦队伍，保卫家乡的草原，但起义军很快被张学良部队消灭，嘎嘎达梅林更是被效忠政府的王爷割下头颅悬挂在旗杆上示众。
虽然起义失败了，但因为随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失守，牧垦计划也被长期搁置，而嘎达梅林为了蒙古草原失去生命的故事成为了一段家喻户晓的佳话，一直传扬至今。
据说六十年代初，一位内蒙古的学生就读于北京音乐学院，他根据民间的故事配以民间的曲调谱写了一首委婉动听的蒙古歌曲“嘎达梅林”，歌曲获得了政府宣传部门的推崇，于是一炮打红，像一首革命歌曲一般传遍了神州大地，也感动了蒙古人，他们认为这个信息足以表明政府不会侵犯草原。
但仅仅相隔几年，一场灾难降临到了内蒙古人民的头上，在中共中央的授意下，在驻蒙古军区总司令的直接组织下，通过臆想凭空塑造了一个中共的天敌“内蒙古人民党”（简称内人党），于是军队对假想敌进行了残酷镇压，整个草原一派腥风血雨、哭声遍野，无数貌似可能成为嘎达梅林的汉子们在酷刑虐待下致残致死，一向以虚假著称的官方数字统计，“内人党”事件中死残人数达到四十多万，其实民间的数字远远高于百万，据说无数的村庄只留下妇孺和老人，上访北京城的道路上，满目皆寡妇。
“内人党”事件至今是个历史悬案，策划者高枕无忧，几个替罪羊承担了全部责任，整个浩劫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只能靠猜测，但它确实为政府后来有计划地破坏草原、掠夺地下资源打开了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
如今的内蒙古风沙覆盖了草原，河川变成了沙沟，地下的财富流进贪官们的口袋，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致命的破坏，所谓“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蒙古繁荣特色早已经留给了历史。当年亲眼目睹杀戮的蒙古娃儿们拥有了年轻力壮的后一代，也拥有着一块不再生长绿草的荒芜沙丘，说蒙古族人民开始觉醒反抗应该都是平常事，再现英雄嘎达梅林也没啥惊奇。
马头琴的低沉和老人们的歌声都充满了忧伤，不但追忆着那一代的无辜亡灵，也在叹息新一代的生存环境。
研讨会的间隙，新唐人电视台采访了袁红冰先生，当记者询问通过研讨会希望向社会传递怎样一个信息时，袁先生表示中国目前的群体抗暴运动此起彼伏，为了帮助完成推翻中共暴政，一个称之为“中国联邦革命党”正式宣告成立了。年轻漂亮的女记者一脸茫然，在中共体制下长大的中国年青一代，对组党革命这样的概念非常模糊，有很大的距离感。民主社会的组党好似建社团一样平常，但在华人圈内建党可能就意味着极大地勇气和无法预料的代价，这对于年轻人来说还真的不太能想象。
中国大陆突然发了疯似的红歌飞扬，人们开始重温文革高唱红歌来发泄内心的无奈与空虚，我想红歌应该不会飘向内蒙古，“不落的红太阳”早已是横尸长安街头，回归了魔鬼的模样，或许唱唱当年的革命歌曲“嘎达梅林”更有意义一些，可以为年青一代带来一点还我草原的灵感。
6月22日于悉尼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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