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彼勒（Caterpillar）在伊利诺伊州的一处维修站。这家公司正在把挖掘机业务撤回美国本土。（Getty Images）
【看中国记者刘林编译报导】自2010年年底开始，在华外企被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不再享受“超国民待遇”，这意味着过去近30年用“市场换技术”而给予外企“超国民待遇”的时代正式结束。与此同时，随着在华人工成本的增加，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等因素，许多在华外企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拟撤出中国。
人工成本增加
面向本土消费者的美国企业打算建新厂时，波士顿咨询顾问集团(BCG)的瑟肯（Hal Sirkin）越来越倾向于建议他们在本地安家，“当客户打算在中国再开办一家工厂的时候，我会劝他们考虑一下别的地方，”他在接受英国杂志《经济学人》采访时说，“比如越南？或者干脆试着在美国建厂？”这并不是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而是因为全球化之下的经济格局瞬息万变。
利用境外国家，尤其是贫困国家低工资的优势降低人工成本被称作“劳动力套利”，虽然它并非驱使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办厂的唯一动力，但显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如今，随着新兴国家的经济崛起，那里的工资水平也水涨船高。举例来说，2005年至2010年，中国工人的平均薪酬就暴增了69%。根据BCG 新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劳动力套利”的利润空间已开始萎缩，有的时候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到2015年左右，生产美国本土消费品的厂商会觉得工厂设址在美国还是中国没有什么不同，”瑟肯这样说到。这种推断假定中国的工资收入年增长率将继续保持在17%上下，同时美国的工资水平将以较慢的速度增长，且两个国家的生产率将以当前的势头持续上升。人民币兑美元适度升值也是假定的条件之一。
知识产权保护需加强
知识产权问题也是外资企业抱怨比较集中的领域，近90%的美国在华企业表示知识产权对其业务有着重要意义，其中有70% 称知识产权“非常”或“至关”重要。
据《金融时报》报导，通用电气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在一次晚宴上对意大利的商界领袖们说，外资企业在华开展业务越来越难了。伊梅尔特认为中国正在系统化地攫取他们的技术，然后利用这些技术在中国及海外市场上与他们竞争。微软公司首席执行长鲍尔默（Steve Ballmer）甚至在“一切数据化”（All Things Digital）技术大会上表示，中国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会拖累科技产业的发展。
重返美利坚
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特别是那些来自发达国家的公司，开始看到在本土附近安家的种种好处了。对于很多产品来说，人工费用占总成本的比例越来越小。冗长繁琐的供应链带来的风险比很多公司意识到的要大。当油价飙升时，运输费用会更高。当像非典一样的流行性疾病在亚洲爆发或地震袭击日本时，供应链就发生了断裂。供应链需要简化，尤其是那些包含30或40多个处理环节的。
各家公司同时还在想办法降低库存成本。从中国进口货物到美国需要贸易公司持有货物100天的时间。如果货物的产地靠近美国 ，那么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减少库存成本。
企业正在从一个更成熟的角度来考虑供应链的设置。老板们不再认为产品就应该在低工资国家生产。让产地多元化，包括在美国生产，已变得越来越有说服力。波士顿咨询顾问集团列举了几个已经回归美国的公司：卡特彼勒（Caterpillar）是一家生产挖掘机、拖拉机和农耕机的企业，目前正在把其挖掘机的业务从国外移回德克萨斯州；NCR将其提款机产品业务迁回了佐治亚州；Wham-O2010年将其一半的飞盘和呼啦圈业务从中国和墨西哥收回，转而在美国本土生产。
其实，与其说境外企业都一股脑的回流，不如换个角度说。就像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皮萨诺教授（Gary Pisano）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所言：“中国劳动力价格上升会让一些准备缩小在美国投资的企业决定继续在美国办厂，他们给自己留了条退路”。
通用汽车（GM）在今年5月10日宣布：向美国境内的17家工厂投入20亿美元，预计增加4000个就业岗位，这恰好验证了皮萨诺的观点。也许通用汽车这么做并没有创造新的岗位，但却实实在在的把就业机会留给了美国人，否则这些工作就由外国的工人代劳了。
然而皮萨诺也指出，即使中国的薪酬水平暴涨，一些跨国公司想把业务大规模地带回美国也相当困难。在某些领域，比如电子消费品，美国已不具备必需的供应厂商或者基础设施。他说，当企业将业务转移到低工资国家时，他们没有意识到有些变化“几乎是不可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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