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应该是中共元老。这位出生在1899年1月29日的常州才子，青年时的理想是做一位学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参加了这一场运动。之后，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倡导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10月，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和特约通讯员的身份赴莫斯科采访。从1921年初到1922年底，瞿秋白在苏俄度过了整整两个年头，撰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议学史》、《俄国革命记》等著作。他的书籍在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1922年12月5日，中共领袖陈独秀到了莫斯科，他邀请瞿秋白回国工作，瞿秋白答应回国直接参加国内的革命活动。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国民党开始清党。历史将瞿秋白推到了“风口浪尖”，8月7日，瞿秋白在汉口俄租界主持召开了有名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暴动的决定。
然而，1931年，从苏联回国的王明等人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瞿秋白随之被排挤出党中央的领导层。1934年，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成功，主力红军被迫“长征”，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无情地将瞿秋白“遗弃”在了苏区。1935年二三月间，国民党数万军队追堵留在苏区的红军。瞿秋白在一次转移中与敌人遭遇，经过激战后在福建被俘，关押在长汀监狱。鉴于曾担任过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和大文人的特殊身份，瞿秋白在狱中还是受到了优待。他在禁闭室里可以写字，可以读书。1935年6月16日，宋希濂突然接到蒋介石密电，命令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央和各大报发消息”。6月17日，国民党三十六师参谋长与陈军医来到狱中，摆酒与瞿秋白对饮，酒过三巡，便把消息通知瞿秋白。瞿秋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缓缓地饮了一口酒，然后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而后，瞿秋白在士兵的押送下走进中山公园，见一桌酒肴已摆在八角亭里。遵照特务连长的安排，瞿秋白在亭前拍照。他背手挺胸，两腿叉开，面带笑容，为世人留下了最后一张照片。瞿秋白自斟自饮，旁若无人。酒后，瞿秋白走出中山公园，走向刑场。走至距中山公园约两公里的罗汉岭下，他见此处青山环抱，绿草如茵，就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然后盘腿而坐，饮弹倒下，终年36岁。
对这样一位为党的事业牺牲掉自己生命的领导人，开始有关方面还不乏客气。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2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主祭就是周恩来。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了关于瞿秋白生平的报告。对瞿秋白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报告全文刻在瞿秋白的墓碑背面。而墓碑的题写者就是他大革命时期的战友周恩来。而且，在《瞿秋白文集》出版时，毛泽东也为之题词：“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瞿秋白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文化事业方面。”评价不低。
然而，10年后,毛的态度变了。文革前夕,－次，毛泽东对周恩来说看不下去瞿秋白“多余的话”,以后对瞿要少宣传。毛一发言，周立马跟进，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说：““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有周的表态，早就摩拳擦掌的红卫兵立即啸聚八宝山革命公墓，瞿秋白的墓旋即被几百名红卫兵夷为平地。
周兴犹未尽，在1966年8月30日在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时，他发表谈话云：“……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未发表，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在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掉了。”而在1967年3月21日在接见财贸口革命造反派代表时，他又道：“这次运动搞出了一大批叛徒，这是红卫兵的功勋。瞿秋白死前写了《多余的话》，是叛徒的自白书。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从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得到的启发，年青人启发了我们这些老头子。最近又发现，在枪毙前，瞿秋白写给当局的一封求饶的信。他是个叛徒。”
关于《多余的话》，后来官方也承认：“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至于所谓“枪毙前，瞿秋白写给当局的一封求饶的信”，事实是：瞿秋白被捕后身份未暴露前，在狱中曾以非党医生“林琪祥”的名义写过两份要求保释的“呈文”，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采取的欺骗敌人以求脱身的策略。其实类似的举止，毛泽东自己也有过：1927年秋收暴动前夕，毛泽东以特派员的身份奔走各地，联络人员酝酿暴动。在与武汉政府警卫团建立起联络关系的返回途中，他在浏阳张家坊被一伙民团抓住了。当时他扮成一个教书先生，得到了一些普通团丁的好感。当时，他恰好有警卫团的人送给他的几十块大洋。他把大洋拿了出来，送给押解他的团丁。这个团丁见钱眼开，同意释放他，并替他向队长求情，但没收到“好处”的队长坚持不肯。毛泽东没钱再送他了，就决定逃走。在离民团总部约200米的地方，他借口系鞋带，故意落在后面。被收买的团丁也不强迫他赶上，等到毛泽东脱身跑远了，才大喊“跑了”。就这么着，毛泽东躲过一劫。毛泽东可以用大洋收买团丁脱险，瞿秋白为什么不能用假名字写呈文逃生？然而，周恩来就这么奉行双重标准，对早已墓木可拱的瞿秋白大兴问罪。
周恩来在中国人心中一直是“人民的好总理”。据传，连毛泽东都说“恩来不整人”。然而，文革初始，周除了狠整党内“四大家族”——彭、罗、陆、杨，还狠整死人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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