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将成中国经济减速临界点(图)

如果说，上世纪末和21世纪初，对人类发展影响最大的事件是新兴市场的快速崛起，这毫不夸张。新兴市场的崛起由中国开启，随后在整个亚洲蔓延，现在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劳伦斯·萨默斯指出：“世界经济史上，亚洲经济的现代化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同样重要。”亚洲国家保持着每年10%的增长速度，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福利。随着新兴市场的发展速度远超发达经济体，它们成为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兴市场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地区间权重的转移。东方对西方，亚洲对欧洲和美国——一些地缘政治的问题已经越过了狭隘的经济范畴。

但是，援引著名理论家NellyFurtado的观点，万物都有终结。后发国家的高增长并不能长久持续。随着制造业的就业份额达到峰值，经济会转为倚重生产率较低的服务性行业，资本存量意味着更多的折旧，产业升级要求从引进技术到技术创新的转变。

当前最迫切的典型问题是：“中国会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否准确判断其经济放缓的时间？我们是否可以辨别出经济放缓时，国家将出现的特点和具体情况？答案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譬如，中国、印度和巴西，它们的经济增长放缓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当今世界的增长主要依靠这些大型新兴市场的发展。鉴于它们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大量需求，能源和原材料市场也会受到影响。此外，这些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往往基于政府提供的快速增长，增长减缓也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

虽然增长放缓是所有快速增长经济体必然要经历的，但是何时以及如何应对中国增长可能减缓的情况，非常重要。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占到全球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在不太久的将来，中国经济的急剧减速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就中国本身来说，也可能影响其社会稳定。

我们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经济是否可能突然放缓？如果可能，那么是在什么时候？中国的开放性和高投资率似乎表明中国不太可能减速。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减速或许很快就会到来。

我们研究了自1957年以来的经济记录，以探求经济增长到达临界的警示标志。经过演算论证出，当人均GDP达到1674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下同)时，会出现增长放缓，人均GDP年增长率会从5.6%降至2.1%。这一研究结果获得历史的验证，上世纪70年代，西欧国家和日本人均GDP达到16740美元左右时，经济增长开始减缓；上世纪80年代的新加坡和90年代的韩国、中国台湾都符合这一模型。

根据历史经验，减速往往发生在如下时刻：人均GDP达到16740美元；人均收入达到最领先国家的58%；制造业就业率达到23%。200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511美元，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19.8%，如果中国保持以每年9.3%的速度增长，到201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7335美元，正好刚刚超出减速的临界点。如果中国保持以较温和的7%的速度增长，那么人均GDP将在2017年达到临界。

2002年，中国制造业就业率为11.3%，近几年这一数据一直没有更新。我们假设它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那么现在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比率与经济放缓指标近在咫尺。

如果放缓可能性取决于该国人均GDP与领先国家(美国)的比率，那么还需要考量美国的经济增长。如果美国以每年1.9%(1998~2007年的平均增长率)的速度增长，到2015年，即使中国以每年9.3%的速度增长，中国的人均GDP还只占美国的35%。如果美国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到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将占到美国的37%。无论哪种方式，都还远远低于58%的临界比率。如果中国以9.3%的速度增长，美国为1.9%或1.0%增长，那么中国人均GDP将在2023年或2021年达到美国的58%。

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中国增长非常快，但其增长伴随着被广泛认为的长期低估的汇率，此外，老龄人口的增加、消费占GDP比重低等因素，也加大了即将到来的衰退的可能性。假设人民币被低估了46%(我们从实际汇率中估算出)，那么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将由22%提升到71%。如果消费只占GDP的48%，而非64%，减速的可能性将由16%放大到73%。事实是，中国老龄人口的抚养比例是10.1%，而不是9.4%，这又把减速可能性从3.5%提升到77%。

最后，中国不断上升的通胀是增大减速可能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们使用一系列的变量在估算中国经济减速的可能性，关键的变量有人均收入、放缓前的增长率、人口结构、贸易开放度和支出组成等。根据这些变量，中国减速的可能性在73%~77%；另一组变量可统称为政策措施，包括通胀、通胀稳定率和真实汇率被低估值，这使得中国减速的可能性处在71%。

我们应该非常谨慎，不能随便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运用到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个快速增长的大国。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地域的多样性，使其区别于此前快速发展的日本、韩国等。目前，中国的珠江三角洲以及沿海地区的优势大于中西部地区。因此，这有可能拉低人均收入，使其仍低于减速的门槛。如果增长的奇迹可以在中国各地移植，那么拥有众多人口的内陆省份可以维持中国未来几年的增长。中国政府已经加强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在欠发达省份修建高速公路、铁路，为经济转型做好准备。

还有一些中国特有的减速风险需要考虑。包括金融的不稳定性，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加剧社会动荡。可以肯定的是，无论金融或社会不稳定都不是中国独有的。以韩国为例，它曾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动荡和90年代末的金融动荡，此间也同时见证了韩国经济的减缓。

预测增长放缓仍是一门不完善的科学。一般而言，极低的消费占GDP份额与经济减缓的可能性呈正比。低估汇率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失衡，这绝不是唯一的原因。事实上，一系列扭曲的商品价格导致对非贸易有利产品的贸易生产，从而导致了一个不寻常的低消费份额。国有企业的松散治理降低了投资分红的压力，使得投资往往成为一种补贴行为。而社会安全网络的缺失以及发展良好的国内金融市场往往鼓励家庭的预防性储蓄。这表明中国政策有余地缓冲经济突然减缓的打击。

存在一种普遍的假设，即中国仍将保持快速的增长，中国有可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并跃升到中高收入国家。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下半叶，只有非常少的国家完成了这种转型，而大部分的国家，比如拉美国家，仍然挣扎在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路上。鉴于中国的巨大规模和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挑战，实现这一转变任重而道远。

〔本文摘编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院(NBER)3月份发布的工作论文，题为《高增长经济体何时增长放缓：国际例证与对中国意义》(WHENFASTGROWINGECONOMIESSLOWDOWN:INTERNATIONALEVIDENCEANDIMPLICATIONSFORCHINA)，作者BarryEichengreen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DonghyunPark任职于亚洲发展银行、KwanhoShin为高丽大学教授。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马鑫编译〕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