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恐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第二节共党为患的惨烈

世称黄巢造反,曾“杀人八百万,流血三千里”,考之正史,此说并无所据。惟黄巢残忍嗜杀,则是千眞万确的事实。杨复光陈破贼事状,说巢贼“物无不害,恶靡不为”,已可见其为祸之烈于一斑。

闯献荼毒生灵,距今不过三百馀年,仍为家喻户晓之事。至今成都少城公园尚存有张献忠所书之“七杀碑”,其文为:“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以杀人为报天养人之法,是何理性?眞是匪夷所思。

共党以流寇方式起家,对于历代流寇,尤其是黄巢闯献,素极奉不崇敬,大有奉为“先贤”、“先烈”之意。其实他们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他们这三十年来在中国所造的孽,虽起黄巢闯献于地下,当亦有自愧弗如之感。

大陆沦陷之初,港澳及各地华侨,对于共党表示好感及寄以希望的,可谓大有人在。然而仅只一两年的时间,人心为之大变,希望破灭了,完全变成绝望,好感消失了,完全变成咒诅。至今无论海内外的中国人,除去已失人性的共党中,形成“新阶级”的人物外,对于共党不存“时日曷丧,与汝偕亡”之想的,可说不可能有这样的人。

共党仅仅在一两年之间,使华侨对它的观感形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故安在?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他们太残酷,使人人觉得在共党统治之下,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所以才毅然决然的摒弃了对他们的幻想。

共党之嗜杀,不但数量上跨越黄巢闯献,其手段之惨毒,也有非黄巢闯献所能想望者。他们创造发明了许多酷刑,使受害者虽欲求死而不可得。三十年来关于这类事故的报导,俯拾即是,我们不但不忍卒听,而且也不忍备言。

单就杀人之多这一点来说,共党所造成的纪录,称得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江西剿共结束后,中外新闻记者到劫后共区从事实地调查者,颇不乏人,他们都很注意沦为共区之前和收复以后各地区人口的变迁,兹就手边所有资料,摘录数条如后:

一、黎川之新罗墟,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后只存千人。
二、宁都县城原有居民约二万人,劫后只有八千人,约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害。

以上两条均见上海德文日报主笔Mr.SimonEberhard所作<贛省收復縣區視察記>。

共党由嗜杀而造成饥饿,由饥饿而促成死亡,也就等于慢性的屠杀。其被裹胁以去者,名之曰“工农红军”,其实是供给共酋人海战术充当砲灰之用的原料,也还是一种变性的屠杀。所以共党之残忍嗜杀,实在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何以一为共党,便如此嗜杀,而毫无恻隐之心?原因就是恻隐之心,是人性的一部份,故唯“人”才有侧隐之心。人人皆知共党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是不承认有所谓“心”的。他们认为“心”也就是“物”,人不过是血肉制成的工具罢了。所以把人用在经济生产上,就是血肉的机器,把人用在战争作业上,就是血肉的武器,而把人用在巩固残暴的统治上,就成了杀之以镇猴子的鸡了。总而言之共产党统治政策的一个最大环节,就是屠杀,这是他们一了百了的得意杰作。其所以敢于如此与古今中外一致拥护的“人道”观念为敌,没有别的凭恃,就因为他们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

再则他们认为屠杀是造成恐怖政策的必要手段,而恐怖政策又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换言之恐怖政策的成功,就是共产统治的成功,所以共产党徒不愿意放弃屠杀,正如他们不愿意放弃统治和政权一样。

列宁曾说过:“我们不曾在原则上拒绝过恐怖主义,我们也不能这样。恐怖乃是一种军事行动,可以加以有利的应用。在某些时刻,它甚至于是必要的。”

这话说的太技巧了。岂止某些时刻,恐怖主义是必要的。自始至终,恐怖主义和共产统治就没有分过家。没有恐怖主义,共产统治既不能出现,也不能持久。

邱吉尔的回忆录上,记载他有一次问史太林:

“俄国在清党期间(一九二○到一九三○)有多少人被杀死或被永远驱逐?”

“一千万人!”史达林很坦白的回答:“这是很可怕的,……但这是必要的。”

以此类推,则大陆沦陷的初期,说被共党屠杀的人民,有三千万……之众,不但不是虚报,而且可能还有不实不尽之处。

三千万人的大屠杀,眞是旷绝古今的一次大屠杀了。

黄巢闯献嗜杀,并不讳言嗜杀,张献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扬其嗜杀。唯共党则不然,共党杀人,明明是师承列宁、史达林的恐怖主义,以遂行其血腥的独裁统治,却往往饰词造说以相掩饰,并多假托人民公意以行之,这种欺人自欺的手法,不但残酷,而且卑鄙。以视黄巢闯献虽凶残而尚能表里如一者,就“匪格”言,也要定属下下。

所以吴稚晖先生批评共党,说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完”,最为要言不烦。比起黄巢辈的“物无不害,恶靡不为”来,可说是匪化的一种“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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