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震重启中国网民“灾难反思”(图)


3月11日下午,日本仙台以东约130公里的海域发生8.9级强烈地震

3月11日下午2时46分,日本仙台以东约130公里的海域发生8.9级强烈地震,这次地震是日本140年来遭受的最强地震。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开放媒体,其紧急救援机制也在灾难中发挥强效。与此同时,中国网络出现“愤青”仇日言论,但这些言论立即遭到大多数公众的抨击,中国公民也开始籍日本地震重启“灾难反思”。

日本强震发生后,引世界震惊和关注,在中国,并未完全从四川"汶川地震"中恢复伤痛的国人,除呼吁发起对日本的"人道救助"外,再次对启动新一轮"灾难反思"及中日两国在相似的地震灾难中,在信息公开、紧急救援方面的不同。

在新浪微博及Twitter微博上,“愤青言论”出现在网络上:

网名为“郝妲”的人发布微博:日本地震了!真好!为什么不是震在东京、横滨?为什么不是日本所有的城市都地震呢?为什么只有7.9级呢?它要是10 级该多好啊~~我祈祷全日本都地震。有人甚至在推特上发表推文:“热烈庆祝日本发生特大地震,是中国人就转!”与以往其他中日公共事件中的仇日言论如出一辙。

这些言论一出,《时尚先生》杂志主编钭江明立击回击:“借日本地震检验微博质量,碰到幸灾乐祸者立即拉黑,避免此类违背人性的言论传播。建议各位遇到此类言论,不争论,只拉黑。官方有官方的审查系统,我们有我们的人性审查。”《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也愤怒回应:“从九一一的叫好声到今天日本地震的叫好声,在印证我们国家首要的和最艰巨的工作,是修复人性,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四川网友蒲飞推文:“作为最早在互联网上公布汶川地震爆发消息者之一的我,终生难忘灾区惨烈景象,时至今日也不能释怀,今日日本国面临如此惨景,吾国部分国民居然欢呼雀跃,是为国耻。”

中国知名的评论人“和菜头”也发出推文:“在地震面前,人类只是草木,再无国别。像他们在汶川地震时帮助我们一样帮助日本人民吧。”这些声音成为面对日本地震时,中国大多数国民人性深处的选择。

日本启动紧急灾难应急系统,国民安静有序

日本地震发生后,首相菅直人身穿蓝色急救人员制服出现在日本国家电视台上。他看起来很镇静,语调也很坚定。几小时前,他还因接受不当政治捐款的问题而受到质询和调查;

日本国家电视台NHK不停播报海啸预警、余震预报、损失情况等,指导国民避难。与当时中央电视台对“汶川地震”的灾害报道中,要突出领导视察和指挥形成鲜明对比;

在全球多个对日本地震电视直播中,主持人说:“日本人大量避难于学校,体育馆等公共场所,因为信任这些场所的安全质量和建筑质量,日本国内建筑最安全的不是政府大楼而是学校。反观中国‘汶川地震’,大量校舍倒塌,屹立完好的大多为政府大楼。”

震后第一时间,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发表电视讲话,他说:“你们在中小学都学过的避难知识,现在该发挥作用了。”

从网友传来的现场照片看到,大量的日本国民,聚集在学校及体育场等避难处,即使是小学生,也训练有素,安静有序。

日本路边的公共电话已经免费,便于联系家人。

正当中国网民通过多家国外电视台或网络,来了解关于日本地震的相关信息时,中国网民也惊异的发现,中国媒体占据显要媒体位置的依然是“两会”报道,更有甚者,有知情人士告知中国宣传部门的封杀消息:“如有播放与日本大地震相关的境外节目,需立即删除,不得直播或者转播。”

中国没有能力改善和做到救灾管理,只有屏蔽

就日本地震后,日本政府的信息公开、应急管理等,德国之声在采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时,感受到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国“汶川地震”的再次反思: “在灾难后的应急机制方面,世界上象中国的不多,中国一旦发生公共事件,就会遮蔽和实行媒体封锁,日本的防灾救灾在世界上是相当成功的,象这次这样大的灾难,整个政府到国民井井有条,关于灾害的报道,救灾防灾系统都如此完善,最重要的是伤亡程度很小,这么大的灾难放在中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一系列的灾难管理在中国都做不到。”

张鸣也批评了中国当局“灾难管理”的落后及对信息的屏蔽:“当时‘汶川地震’时,政府以地震是天灾为理由,其实救灾防灾问题、信息公开的问题,是政府的职责,应该做到这些。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一整套的灾难管理机制,包括平时的训练、逃生技巧等。最重要的一点,这次日本地震灾难,看出他们的房屋质量非常好,我们在防灾救灾的硬件、软件上都欠缺的情况下,我们的房屋质量还很差,其后的救灾系统和机制都更差,即使‘汶川地震’后,象日本可以作为避难所的小学学校,在中国的小学校舍质量依然很差,政府还不允许去谈论和批评此事,政府无能力改善和做到的事情,只有屏蔽。就在此时,我们甚至有些羡慕日本,我们也期待有一天,我们面对灾难时也会如此。”

日本地震凸显中国“人性灾难”

就中国网络上出现“愤青言论”,德国之声也采访了最先予以回击的《时尚先生》杂志主编钭江明,他认为这是一场“人性灾难”:“在中国还是有这样一些人,被称作‘愤青’,这是和我们的教育有关系,我们在学生时代学习的历史知识并不是准确的历史,过度夸大我们曾被列强压迫的历史,对自己民族的所作所为没有反省。我们一直没有人性及爱的教育,及普世价值的尊重,我们在过度强调仇恨,我们所谓的爱是爱祖国、爱党之类,而基于普通人性层面的爱很少,我们的教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种‘人性灾难’,虽然说不一定比自然灾难更严重,但会更持久,恢复人性是更难的事情,比对一个‘废墟’的重建要难得多。”

他认为这其中根本原因为体制性障碍:“其实中国近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和人性有关,包括2010年的‘弑童事件’、‘黑砖窑事件’、‘拐卖儿童'等,中国已经突破了人性的底线,主流的官方声音是发展是硬道理,最后引发的结果就是唯GDP是论,为了金钱可以抛弃一切,当初‘汶川地震’时,就有文章介绍日本人面对灾难时的态度,我们总是运动式解决问题思路,出现灾难,赶紧开晚会,号召大家捐钱等,地震之后,需要一个完善持久的机制来完成的事情,都无人再顾及。这需要制度之外的持久人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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