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震重启中国网民“灾难反思”(图)

3月11日下午,日本仙台以东约130公里的海域发生8.9级强烈地震

3月11日下午2时46分,日本仙台以东约130公里的海域发生8.9级强烈地震，这次地震是日本140年来遭受的最强地震。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开放媒体，其紧急救援机制也在灾难中发挥强效。与此同时，中国网络出现“愤青”仇日言论，但这些言论立即遭到大多数公众的抨击，中国公民也开始籍日本地震重启“灾难反思”。

日本强震发生后，引世界震惊和关注，在中国，并未完全从四川"汶川地震"中恢复伤痛的国人，除呼吁发起对日本的"人道救助"外，再次对启动新一轮"灾难反思"及中日两国在相似的地震灾难中，在信息公开、紧急救援方面的不同。

在新浪微博及Twitter微博上，“愤青言论”出现在网络上：

网名为“郝妲”的人发布微博：日本地震了！真好！为什么不是震在东京、横滨？为什么不是日本所有的城市都地震呢？为什么只有7.9级呢？它要是10 级该多好啊~~我祈祷全日本都地震。有人甚至在推特上发表推文：“热烈庆祝日本发生特大地震，是中国人就转！”与以往其他中日公共事件中的仇日言论如出一辙。

这些言论一出，《时尚先生》杂志主编钭江明立击回击：“借日本地震检验微博质量，碰到幸灾乐祸者立即拉黑，避免此类违背人性的言论传播。建议各位遇到此类言论，不争论，只拉黑。官方有官方的审查系统，我们有我们的人性审查。”《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也愤怒回应：“从九一一的叫好声到今天日本地震的叫好声，在印证我们国家首要的和最艰巨的工作，是修复人性，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四川网友蒲飞推文：“作为最早在互联网上公布汶川地震爆发消息者之一的我，终生难忘灾区惨烈景象，时至今日也不能释怀，今日日本国面临如此惨景，吾国部分国民居然欢呼雀跃，是为国耻。”

中国知名的评论人“和菜头”也发出推文：“在地震面前，人类只是草木，再无国别。像他们在汶川地震时帮助我们一样帮助日本人民吧。”这些声音成为面对日本地震时，中国大多数国民人性深处的选择。

日本启动紧急灾难应急系统，国民安静有序

日本地震发生后，首相菅直人身穿蓝色急救人员制服出现在日本国家电视台上。他看起来很镇静，语调也很坚定。几小时前，他还因接受不当政治捐款的问题而受到质询和调查;

日本国家电视台NHK不停播报海啸预警、余震预报、损失情况等，指导国民避难。与当时中央电视台对“汶川地震”的灾害报道中，要突出领导视察和指挥形成鲜明对比；

在全球多个对日本地震电视直播中，主持人说：“日本人大量避难于学校，体育馆等公共场所，因为信任这些场所的安全质量和建筑质量，日本国内建筑最安全的不是政府大楼而是学校。反观中国‘汶川地震’，大量校舍倒塌，屹立完好的大多为政府大楼。”

震后第一时间,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发表电视讲话，他说：“你们在中小学都学过的避难知识，现在该发挥作用了。”

从网友传来的现场照片看到，大量的日本国民，聚集在学校及体育场等避难处，即使是小学生，也训练有素，安静有序。

日本路边的公共电话已经免费，便于联系家人。

正当中国网民通过多家国外电视台或网络，来了解关于日本地震的相关信息时，中国网民也惊异的发现，中国媒体占据显要媒体位置的依然是“两会”报道，更有甚者，有知情人士告知中国宣传部门的封杀消息：“如有播放与日本大地震相关的境外节目，需立即删除，不得直播或者转播。”

中国没有能力改善和做到救灾管理，只有屏蔽

就日本地震后，日本政府的信息公开、应急管理等，德国之声在采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时，感受到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国“汶川地震”的再次反思： “在灾难后的应急机制方面，世界上象中国的不多，中国一旦发生公共事件，就会遮蔽和实行媒体封锁，日本的防灾救灾在世界上是相当成功的，象这次这样大的灾难，整个政府到国民井井有条，关于灾害的报道，救灾防灾系统都如此完善，最重要的是伤亡程度很小，这么大的灾难放在中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一系列的灾难管理在中国都做不到。”

张鸣也批评了中国当局“灾难管理”的落后及对信息的屏蔽：“当时‘汶川地震’时，政府以地震是天灾为理由，其实救灾防灾问题、信息公开的问题，是政府的职责，应该做到这些。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一整套的灾难管理机制，包括平时的训练、逃生技巧等。最重要的一点，这次日本地震灾难，看出他们的房屋质量非常好，我们在防灾救灾的硬件、软件上都欠缺的情况下，我们的房屋质量还很差，其后的救灾系统和机制都更差，即使‘汶川地震’后，象日本可以作为避难所的小学学校，在中国的小学校舍质量依然很差，政府还不允许去谈论和批评此事，政府无能力改善和做到的事情，只有屏蔽。就在此时，我们甚至有些羡慕日本，我们也期待有一天，我们面对灾难时也会如此。”

日本地震凸显中国“人性灾难”

就中国网络上出现“愤青言论”，德国之声也采访了最先予以回击的《时尚先生》杂志主编钭江明，他认为这是一场“人性灾难”：“在中国还是有这样一些人，被称作‘愤青’，这是和我们的教育有关系，我们在学生时代学习的历史知识并不是准确的历史，过度夸大我们曾被列强压迫的历史，对自己民族的所作所为没有反省。我们一直没有人性及爱的教育，及普世价值的尊重，我们在过度强调仇恨，我们所谓的爱是爱祖国、爱党之类，而基于普通人性层面的爱很少，我们的教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种‘人性灾难’，虽然说不一定比自然灾难更严重，但会更持久，恢复人性是更难的事情，比对一个‘废墟’的重建要难得多。”

他认为这其中根本原因为体制性障碍：“其实中国近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和人性有关，包括2010年的‘弑童事件’、‘黑砖窑事件’、‘拐卖儿童'等，中国已经突破了人性的底线，主流的官方声音是发展是硬道理，最后引发的结果就是唯GDP是论，为了金钱可以抛弃一切，当初‘汶川地震’时，就有文章介绍日本人面对灾难时的态度，我们总是运动式解决问题思路，出现灾难，赶紧开晚会，号召大家捐钱等，地震之后，需要一个完善持久的机制来完成的事情，都无人再顾及。这需要制度之外的持久人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