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革命”的名义杀地主（互联网）
土地改革运动-革命名义下的公开杀人抢劫
中共暴政的第一项罪孽即是所谓土地改革运动。土改运动，最早源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在延安时期有所缓和，因为当时国共合作抗日，不再大杀地主；在1931年至1935年期间，打土豪分田地，就是把地主富农抓起来当人质敲诈勒索，榨干了油水再干掉。
而1949年的土改运动（此前在所谓解放区早在1946-1949年便已大规模展开杀地主抢富农的土地运动），是中共夺取政权后进行的土改，按照披露的历史资料，中共政权屠杀了200万到500万人之间，具体数字因为档案没有解密，目前无法确证。另外至少有400万人到600万人被劳改。1950年初，中国共有2千多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而中共土改的真实目地，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原因，二是经济原因，三是社会原因。
中共的“土地改革”事实上是一场在革命名义下的公开杀人抢劫。土地改革主要目的就是要挑起阶级仇杀，把农民栓在共产党的战争机器上。另一主要目的是抢劫。中共初期的军费90%是依靠抢劫，朝鲜战争军费短缺是解放后继续实行杀人土改的一个原因。土改让中共发了一笔横财。中国农村几千年来积累的的几乎所有黄金白银被洗劫一空。
土改时杀地主，不需要定罪，只需要地主身份就足以杀头；而土地改革，实际上是中共对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公然杀人抢劫运动。当然追根溯源的话，可以追到马克思消灭私有财产制的主张。土地改革，共产党杀地主只需要你有土地。这是荒唐透顶的理论。如果说这个理论能成立，那么今天的共产党官员，99.9%都应当就地正法，因为共产党贪官污吏通过特权抢劫所积累的财富，超过当时中国地主1百倍、1千倍、1万倍。
更今人深思的是：经过这样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后，中国农民真的“耕者有其田”了吗？事实恰恰相反！不过短短几年以后，“贫下中农”们分到的土地被中共全部收回，他们仍然一无所有而。中共成了唯一的超级地主，中共实行的实行的统购统销使农民受到的剥削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
镇反运动(互联网)
“镇反”在全国范围内杀鸡警猴树立绝对威权(土改仅限于农村)
中共暴政的第二项罪孽即是所谓“镇反”运动。毛泽东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数。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人的生命在这帮反人类罪犯眼里就是一个比例数字而已！)。据此，毛泽东明确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上海市委随即报告中央：“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100余人的基础上放手捕10000人，杀3000，关4000，管3000。”。4月27日，上海一举逮捕8359人，4月30日一天处决284人，5月9日再杀28人，6月15日再杀284人，此后每隔数日即枪决一批，少则20-30人，多则150人。
1951年5月，两广地区业已逮捕188679人，处决了57032人；其中广东省仅4月间便处决10488人；
至1951年4月底，华东共捕反革命358000余人，处决108400余人；到10月统计数字增加至逮捕反革命468385人，杀139435人。
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结果，是各地杀、关、管的数字都大大突破了原先的设想和计划。由于多数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况，无法完成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的处决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强凑数，加上各地都没有足够的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审理如此多的杀、关、管案件，结果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
湖南衡阳茶市以刘伯禄为首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因多数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组干部靠“逼供信”怀疑当地有“反共救国军”，因此相信以刘为首的当地党组织和其所领导的青年团、农会和励淬学友会等组织，即系“反共救国军”及其外围，进而将刘定为“匪特头子”、“恶霸地主”。结果200余人受到株连，许多人被吊打逼供，8人被枪毙，5人被判刑，4人被开除公职，1人下落不明。
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积极追随中共，投身抗日活动，八年抗战期间亦因中共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军队，解放战争后期并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成功，同样既无民愤、亦无血债，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
勉强凑数，滥捕滥杀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就是把大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打成了反革命。甚至包括曾受中共领导，但具有灰色掩护的地下武装人员，也被列入“杀”、“关”、“管”的名单之中。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
徐当时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了。
这个数字，比毛泽东当初设想的千分之一的水平，显然高出了许多。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的这个数字。而公安部长罗瑞卿估算杀了4百万人。
三年大饥荒期间究竟多少人非正常死亡？（互联网）
三年大饥荒，人祸饿死三千万农民。更应该问三年大饥荒中共杀了多少人？
三年大饥荒倒底饿死多少人？其实更应该问的是三年大饥荒中共杀了多少人？来看人口7百万的河南信阳地区。
根据共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的文件：1959年庐山会议～1960年4月整风整社运动，河南省信阳地区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信阳事件中，7百万人口的信阳地区，因反“瞒产”造成大饥荒，饥饿致病死107万，打死逼死8万人。
人口7百万的河南信阳地区的被打死逼死就有8万。全中国被打死逼死有多少？没人敢作全国范围的统计。三年大饥荒的自杀者、被打死者、人相食者，比饿死人更让专制者忌讳。但按比例的大概估计应该在3百万到6百万之间。
这里是商城惨案中，干部为了挖出粮食，反“瞒产”中对待民众使用的毒刑手段。看到这份材料，心惊肉跳，毛骨悚然，连日无眠......
前冬去春“阶级敌人”(中共干部)采取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刑罚、手段，残害贫雇农和广大群众，不少群众被致死，人身遭受到极大的摧残。现将运动中揭发的主要刑罚、手段，简要汇集如下：
1、锄头砸大脑：上石桥公社冯寨大队中队长蔡文清（父亲当过20年伪甲长），把因没饭吃而杀猪的社员蔡德宇弄到大队，用锄头在脑门上猛打，打的头破血流，当场伤（丧）命。
2、剁手指头：达权店公社付社长陶幼卿，去冬到小店大队看见社员柯子文拿食堂一点东西，便逼柯自已用斧头将手指剁掉两个。
3、火剪夹耳朵：余巢公社马糟大队长×瑞江，前冬逼迫社员雷显生投资，雷说没钱，当即剥光衣服，抬起来摔掼，并用火剪把耳朵夹掉，以后死去。
4、脸上刻字：伏山公社月塘大队贫农衬员高少银于60年6月份摘了几个豌豆角，被大队长陈德珍知道后，先吊起来打，后用小针在脸上扎“小偷”二字，血迹内涂上黑墨。
5、咀上拉弓：何店公社四顾墩大队有个孕妇落月时，因没饭吃骂了一句，大队支书王克干（伪甲长）听见后，马上在竹园里砍一根竹子，弄成弯弓形，插在孕妇的嘴里，当即把孕妇的嘴撕成两半。
6、大针扎咀：何店公衬官×大队生产队长涂族荣，把一个因为没饭吃而拔几个罗卜的妇女拉到管理区，用大针把嘴扎一圈子，以后死去。
7、铁棍吊打：上石桥公社张×大队××生产队长×发龙（已法办）前冬把因饥饿而吃死人肉的社员傅×田，衣服扒光，吊在梁上，让十六个社员，用铁棍打200多棍，当场打昏死，次日死去。
8、逼迫吃屎：钟铺公社三教洞大队支书徐荣品（已法办），前冬硬叫社员谢昌玉投资银元六百元，谢拿出四十五元，徐说不老实，把谢拉到厕所，逼迫吃屎，不吃就打，谢被迫吃了一堆屎，次日即死去。
9、戴“狗头”游乡：何店公社卜店大队治保股长王培玉，前冬把拔了几棵菜的贫农社员杨允新，捆到大队部，用纸做个“狗头”，戴到头上，到各食堂游乡。
10、耳朵扎通拴在牛尾上：余集公社雷冲大队原治保股长刘义民，于前年春节晚上，把衬员花×昌等三人的耳朵用大针扎通，用麻线串在一起，拴在牛尾巴上，牛尾巴一摆动，三个人即跟着挣扎，当场死去一人。
限于篇幅，仅列出前10条(共44条)
中共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
一九六一年元月十五日
对农民更可怕的是，中共竟以“打击流窜犯”为名禁止农民逃荒！逃荒是农民的最后一条生路，却被害怕灾情外泄的中共残酷无情地堵死了!
大陆官媒《南方周末》，介绍了金冲及著的四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这书由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于2009年9月出版，售价人民币128元。
书中承认了当年中国大陆各地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大批俄死人的情况，作者明确指出，中国大陆因缺少粮食死亡了3860万人……
（本文摘自：論中共和滿清這對異族兄弟(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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