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时间争夺战科学家屡屡败北

从事纳米科技研究的刘教授多年前留学日本时，曾有过一段不适应期。

到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办事，按照国内的惯例，他一开口就叫对方老师，却屡屡被同学纠正，“你为什么要叫他老师呢？他只是做服务的，不是老师，他不会干扰你的工作，也不会给你布置任务。”

回到国内，刘教授更多的是需要记住一些与“这些服务者”打交道的规则，比如过了下班时间取不了实验样品，再着急也只能等到第二天；财务室每月报账有固定的日期，排队的人不少，而过了报销时间只有自己掏腰包垫上。

更让他觉得滑稽的是科学家的汇报，比如参与某项基金，每到年终都要汇报，填完了的表也是编的，下一年该怎么做还是自己的事，“纯粹是形式，但也必须要做，而且这些做完可能压根儿没有人看。”

“相对国外来说，国内科学家需要花大量时间做很多无用功。”刘教授回顾归国几年的科研道路，发现科研时间争夺战中自己屡屡败北，遗憾的是其中也找不到赢家。

“别人都在跑，我不跑行吗”

一步落后就会步步落后，这个评审不想要，下一个想要的就没有机会

南京大学文学院王彬彬教授说，现在的规则在于，各个机构来评价一个成果的时候，曾经争取过这些东西也是一个评价指标，这块蛋糕给不给你，取决于你是否曾经获得过那块蛋糕。所以，这些表格，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一个链就断了。所以大家都要铆足劲去争取，有时候就发动很多学生来填表。

由此带来的恶性循环是，“这次的蛋糕不好吃，我不想要，但下次那个好吃的我也要不到。”

王彬彬教授就知道一个惨痛的“教训”——

华中地区一所著名高校中文系，因为之前对于一些评选不屑一顾，结果明明实力在全国高校中有目共睹，却在打分中被一家差距不小的高校超越，由此带来的则是国家拨款等各项资源调配也比这所学校差了，拨款经费、招生就业都因此受到影响。

教授们的课题也只好“兼收并蓄”：一个项目也许就3万块钱，但是项目要结项、中期要填表，一样也不能少。因为这些表很重要，它的级别很高。

王彬彬教授所在的南京大学成功概率高一些，一些名气稍逊的学校更可怜，填了一年的表，可能才有一两个成功了，“就像打兔子，放了很多枪，可能都没打中，失败了只好又到新的地方去守候。”

让王彬彬教授羡慕的是，一些人摸透了填表中的“奥妙”，什么稀奇古怪的表都能填出来，还把表包装得很漂亮。

南京大学前副校长董健教授还记得1979年自己评教授时的情景。

当时，一群业内著名的专家打分，董健凭借4篇论文，评上了教授，而另一个老师拿出的作品是厚厚的4本书，却没评上。

“当时看重的是含金量。”董健教授感慨，现在有了新的指挥棒，不可能有这个现象了。

董健教授说，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评教授只要技术性的，不要精神性的：申报10个人，最后给4个名额。核心刊物、出版多少书，都折合成分数，按照排名计算，评委们变成陪衬，行政部门来计算分数就够了，“这4个人是不是最好的，却不能保证。”

而今，即使董健教授自己的研究生，也在追求多发论文，早点毕业。

“每个项目都吃不饱，只好多争取几个”

让一流人才为经费分心，你能期待他出一流的成果吗？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科学家介绍，如果只申请一个项目，用在评审上的时间是不多的。关键是科研人员从一个渠道得到的经费不足以支撑科研任务的完成，必须多渠道申请。

不少科学家的一项研究同时会申请很多项目，“863”也申请，“973”也申请，支撑计划也申请，重大专项也申请，这一情况导致科研人员必须就同一项目进行多次答辩，每个项目申请的软件也不一样，必须每个都熟悉，必然占用大量科研时间。

“千人计划”入选者李强教授（化名）说，在国外，90%的时间可以在实验室做科研，但回国90%的时间是跑项目。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己有个50人的实验室，实验室水电费每年就要二三十万元。目前按照国内高校规定，学校不会出这笔钱，反而要对实验室收费；此外，工作人员的工资由国家支付部分基本不足，也要补充，还有带研究生的费用、房租等等。所以整天就写报告，写答辩项目，一般国家一个项目申请书200页，与技术有关的大概三四十页，剩下的都是写预算，未来几年去哪儿开会、给助手的费用、设备费用等等。

李强教授说，现在每天想的事情就是在每个课题申请经费中找空间，还不得不考虑到处申请课题的可能性——“否则明年在哪里办公呢？”

这位教授说，科研经费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没有经费，再好的想法也没用，当前科研项目竞争白热化，教授们即使少去实验室也得先花时间争取到足够的经费支持。

科研界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季节歌”：每年3月份大家基本都在忙着申请项目，12月份又都在忙汇报。

科学家本身的收入保障也很不足。

中科院微电子所的陈杰教授介绍，自己在日本一所高校做副教授时，年收入80万人民币左右，足够一家人衣食无虞。但回国后他发现，一般国内高校教授年收入大约10万元，一个人工作，正常的收入很难保证全家人基本舒适、体面的生活。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在北京，一些科学家年年买套房，“一些人拼命地搞项目，而一旦在灰色地带长期行走，利益的诱惑自然让一些人走向歪门邪道。”

“国内本来就缺乏一流人才，如果让仅有的那些一流人才，整天为养活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为养家糊口分心，不能潜心从事科研工作，你能期待他出一流的成果吗？”陈杰对此充满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