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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子专栏】我们最不堪耳闻的是什么?

 2010-10-13 00:49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网络出现之后,贴子如寒冬腊月的飞雪,不加思索的言语充斥网络论坛、博客,满街大字报、大辩论似的仿佛文革还在继续。张口就来、意思含混的言词,是我们最不堪耳闻目睹的。诸如中国人、良知、革命、真理、民族主义、中国特色等词的意思、邪气逼人。中共极权专制和文化大革命就这样每日继续伤残我们。

我们今日张嘴就来的革命,基本定义就是“造反”,说的是歪(邪)理。革命是中国古语,出自《易经•革卦•彖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是变,命是天命,即有德诸侯顺应天意民心,以德政取代暴政创建新的朝代。“革命”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史官文化里,特指商汤伐桀和武王伐纣两次改朝换代。之前世袭不易姓、禅让不改朝,夏启坏禅让建私朝才有汤武革命;之后秦始皇霸道立朝,以及历朝权臣逼宫政变如王莽、起义霸主立朝如李渊、外族入主中华如忽必烈等君权易姓的改朝换代,都不叫革命,叫造反或入侵,包括晚清孙中山起义。

革命,现在泛指推进社会制度革新的政治变革,从日语而来,将明治维新的西化变革和孙中山的起义活动都称为革命,造反也包括进来了,扩大了中国古语“革命”的含义。后来更出现了工业革命、诗界革命等“革命”的说法,把跨越政治领域的变革也叫做“革命”。中华民国以来所指夺权的政治革命,是以法国大革命为镜子的,有两层意思:一是起义,二是正义。中国合乎这两个标准的革命,也只有夏朝商汤伐桀和商朝武王伐纣。所以说,中国历史上造反的暴乱远远多过革命。武王伐纣之后,中国三千年无德政革命,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1926年广东政府北伐,中国才出现推进制度革新的有正义性质的辛亥革命、军政革命。

中华民国新文化运动引入马列主义的“共产革命”,“革命”一词正义也不讲了,方法是用辩证法思维诡辩,先歪曲历史上的“正义”是旧正义,再曲解成假正义,后用共产党鼓吹杀人抢地、夺厂的极权专制(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冒充新正义、真正义,最后将共产党反礼教道德、反法律正义的暴乱歪曲成革命。毛泽东“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讲造反有理,喊痞子运动好得很,说的都是歪理。

在毛泽东时代,“革命”这个词让有财产的人恐怖,让作恶者当成真理。那么什么是真理?真理是西洋货,最早出自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之口,“被认为是永恒的、不变的”思想,相对暂时的、可变的感觉(意见)而言。两百年后亚里士多德更在他的《形而上学》中说:“是什么说不是什么,不是什么说是什么,这是假的;是什么说是什么,不是什么则说不是什么,这是真的。”追求巴门尼德所说“永恒的、不变的”思想真理,西方哲学家柏拉图走向神学,将神的理念(比如“床”)视为真理,而人所说的“床”则不是;奥古斯汀走向基督教《圣经》,将摩西十诫之信仰上帝、孝敬父母等当成真理。追求亚里士多德“是什么说是什么,不是什么则说不是什么”之如是说的事实真理,近现代人就走向科学。

“真理”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没有,道家讲“真人”,儒家讲“道理”,真与理是分开讲的,都没有“真理”这个词。孔子《论语•为政》中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属于儒家明辨是非之“智”的“诚实”品德,跟亚里士多德所说近似,却不讲辩证超越,没有“我爱柏拉图,但我更爱真理”之意。孔子知行合一述而不作,不搞纯理论,故而讲克己复礼不抛弃周公搞主义;颜渊虽比孔子先领悟《易经》的真道,却没说也没写地烂在肚子里。这已不是儒生普通的修养谦虚,就是修炼。如果颜渊生在西方跟孔子分庭抗礼,成学者就成不了贤人。但他修儒19岁学成,以坐忘、心斋的心功明道之后,依然追随老师周游列国吃苦14年。在孔子被陈、蔡两国逼入绝粮境地之际,众弟子心躁建议与时俱进地改良,惟独颜渊说:道正就坚守。这就是真理。汉武帝之后历代王朝换君不换儒学主导地位,信佛信道不反孔孟。修道遵道,修儒守礼,知即行,不辩论。

中华民国新文化运动求西学讲辩论反礼教,走向全盘西化的求科学真理的激进道路:主义即真理,全看谁争赢。中国古代传承的思想,尤其是讲尊卑有序的儒家礼教,被当成阻碍进步的绊脚石。在鲁迅拿来主义的蛊惑下,中国拿来马列主义全面砸烂旧世界的德俄歪理邪说,公然挑战人类道德文明,却不是像英美那样主要是研究,而是学苏俄主要争权。中共从1920年起以国际主义搞共产极权革命60年,直到1989年六四之晨公然拒绝民主宪政改革的国际主义杀学生为止。

此后,共产党开始诉求民族主义。那么什么是民族主义?从人文地理学层次讲,属于民族的一种感情以及坚持民族自治统一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或者是个人在民族危机时期的民族认同感和救亡意识,或者是民族国家建立,例如法国百年战争时期贞德卫国掀起的爱国热潮;或复国的思想运动或强国的意识形态,例如犹太人的复国运动驱动创立以色列,再如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驱动同盟会发动推翻清朝创建共和国的辛亥革命,驱动国民党号召国民革命军两个战场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中国皇朝以家族为本位,没有真正的民族主义驱动力。所以中华民国只有在日本侵略而许多家庭毁了之后,全民才唱《义勇军进行曲》。

民族主义最极端的形式就是德国纳粹党的国家(民族)社会主义,驱动德国剥夺犹太人的财产和发动对欧洲各国的侵略战争,灭了捷克、波兰很多国家;最邪门的形式就是中共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驱动全民将中共跟中国、中华混为一谈,拒绝美国传播和台湾实现的民主宪政,维持中共暴政。从1990年代起,中共就利用民族主义替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驱动我们保卫它的极权专制。

由此可知,所谓中国特色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极权专制的代名词,是对国家自然形成的地理、人文特色的滥用。每个国家都有自然的地理特色,例如希腊多山,意大利平原大,中国地形西高东低;各地也有不同的人文习俗,例如西方重视个人权利讲自由竞争和法律正义,中国重视家族利益讲礼教尊卑有序和为贵。这些是国家特色,却不是这些国家拒绝人类文化文明、道德伦理、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抵挡自由民主的好东西。首先是夺权之矛。

中共夺权前23年,加入共产国际卖国夺权,却被工人革命和保卫苏联的意识形态指挥得丢失了江西等南方农业村寨。毛泽东领导中共之后,就讲中国国情(特色),趁蒋介石领导中华民国浴血奋战之际搞整风运动,搞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意识形态,以毛泽东思想魔炼中共铁板,通过邪恶的党性、人海战术和统战妖术窃夺了抗战疲惫的中华民国大陆政权。

中国特色还是维权盾牌。中共掌权从1950年代开始,基本学习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搞计划经济,并跟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搞穷了中国,以至于高层邓小平也不信共产主义而搞经济开发区了,搞出全世界最腐败的权钱交易的权贵资本主义,天怒人怨不带爱相。这时候中共就宣扬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忽悠民众这是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文化素质低的国情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中共极权专制的领导,如果学习美国台湾,中国就会大乱。

中共以“革命、真理、民族主义”这些改变了正统含义的词,甚至完全杜撰的“中国特色”邪词,传播歪理邪说,确也忽悠得很多人搞不清楚“中国人”的华夏本色了,不讲良知¬地以为是孔子和皇权影响成这样的。有的人也提“良知”,却以自己觉得好的的感觉取代道德,脑子被伤残的厉害,说话含混,最不堪耳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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