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9月初，中国各地同时开始实行了叫做“手机实名制”。也就是说公民再买手机卡，都需要用身份证实名登记才可以。
对于象中国手机市场这样一个4亿之巨的用户，这样的做法可真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虽然还没有进行实名登记的手机用户大概有3亿多，但是官方这样做，至少说明了要用实名制对于这些民间移动通讯实行监管的决心。
其实我们再看一下手机实名制也只是中国政府近年来下决心加强控制通讯的一个环节而已，相应出笼或者还要继续出笼的有网络实名制。
国务院新闻办的主任王晨在年初人大的一次讲话中，就一再提到了“要积极稳妥实行网络实名制”、“尽快实现网站实名制，全面实现手机实名制”，并且“逐步在网络互动环节推行实名制。”
这一串“实名制”被政府不断强调，背后当然有一个真实的意图。而不象现在官方的宣传说手机实名制是为了防止诈骗等问题。
那么在中国有号称是“国家防火墙之父”的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是官方信息控制的一个主要的人物。方滨兴他曾经在媒体中有过这么一次阐述，他说，我们要建立一套网络信任体系，能够把人的身份做一个全面的验证；这个人通过权威机构，比如公安部门建的这些东西，能够和人唯一对应，这样的话，一旦有问题，就落到 他头上。
那么为什么要让公安部门把网络的人的身份落到每个网民的头上呢？方滨兴进一步的解释是，这个是舆情掌控能力。这是一种掌控能力，是对行为的掌控能力，对行为要能够负责任。
原来如此。方滨兴所说的舆情掌控能力，那就是政府推行的所有这些形形色色“实名制”的真正意图。不过是不是“实名制”真的能够实现这一点呢？我们还不妨设想一下。
比如手机中常见的政治讽刺段子，如果都是实名在传播，那么其抗议的含义将会远远大于娱乐消费的含义；当人们都是以真实的身份在用短讯组织游行示威或者是围观抗议的话，那么统治者面对的将是公信力远远大于匿名消息的传播现象。其实这样的民意还会更加有威力，迫使当政者倾听或者面对。
所以一方面来说，实名制的控制看起来是加强了当局对网络民意的监控；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对执政者的能力提出了挑战。如果实名制下的民意，仍然是要求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那么除了政治体制改革，当局还有什么应付的手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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