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我亲历农村“一打三反”运动(组图)

提起当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已经十分陌生，但对于像我这样上点年岁的人来讲，留下的记忆可以说是刻骨铭心。

一．信号弹，打出一堆谜团

“村里又来工作组了！”——1970年初春一天，我从县城开完会刚回到村里，房东泽安二哥就悄悄告诉我这样一个消息，并特别强调：这次进村的叫“一打三反”工作组。

这次到县城，我是作为下乡青年代表，参加全县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会上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传达中央刚刚下发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1970年1月31日）、《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2月5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2月5日）三个文件，这三个文件精神合在一起，简称就是“一打三反”。没想到三个文件刚传达完，工作组跟着就进村贯彻执行上了。

这次进驻的工作组组长叫李万儒，村里很多人都认识他，听说他原来在我们鲁各庄所在公社当供销社主任，文革开始即被打倒，前不久刚刚解放。一天我去工作组住房通知事情，正好碰到他，他和我聊起这次工作队进驻的意义：珍宝岛事件后，国内外阶级敌人遥相呼应，鲁各庄也不例外。 “我们这次来，就是要打断帝修反的腿、打瞎帝修反的眼，要‘五红夹一黑’对地富反坏进行专政！”李万儒尽管是解放不久的“走资派”，但谈话那架势好像不把鲁各庄搞个天翻地覆，不抓出几个现行的反革命来绝不罢休。

说来也怪，就在工作组进驻鲁各庄不久，有人反映村子周围有人打信号弹。这是阶级敌人和帝修反联络的信号！——工作组对这件“敌情”高度重视，为抓住这些帝修反的“眼”和“腿”，村里基干民兵全都发了枪，开始昼夜值班巡逻。一天傍晚天刮着西北风，我正在大队部值班，李万儒进来叫大家提高警惕，今天天气这么不好，阶级敌人很可能利用这种天气打信号弹进行联络。站在旁边的大队书记吴彩新认为有道理，于是拉着我各背起一杆破旧的三八大盖枪，悄悄来到村东头一个曾发现过信号弹的东大井地方，我俩在一条地沟里忍着刺骨的寒风趴了大半天，可连个人影都没看见。“信号弹”好象故意和我们捉迷藏，你若等它偏不出现，可无意间却可能碰见：4月 4 日傍晚，我去大队开会刚出南小街东口，忽然看到百十米远的八队队部寨墙东边窜起一颗十几米高的信号弹，信号弹升空后由蓝变红，瞬间就消失了。我立刻不顾一切追了过去，这时恰巧民兵连长也脚前脚后赶到那里，结果和变魔术一般——现场什么“痕迹”也没留下。

让人想不到的是，开始只是鲁各庄一个村出现信号弹，可是不久周围几个村也都相继发现信号弹，后来“信号弹”范围越闹越大，以至方圆几十里、鲁各庄所在丰润县从南到北很多村庄、公社都说有人打信号弹。记得当时我听到工作组一个内部传达，说此事已惊动了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当时李雪峰正在北京开会，听到这个消息回到石家庄后刚下火车就指示，一定要彻底查清严厉打击。

信号弹正闹得人心惶惶，村里又出现一个怪现象：几户社员家养的鸡脖子上的毛一夜之间被无声无息剪掉，而且还在剪掉鸡毛部位涂上了红颜色。阶级敌人如此胆大妄为，工作组认定十有八九是村里四类分子干的，于是更加强化了对他们的专政：全体四类分子一律集中到大队劳动，平时不准请病事假，不准离开村庄，家里来亲戚要立刻向大队报告；每个四类分子胸前都别上一块“地主分子某某某”或“坏分子某某某”等字样的白布条，以便于识别；每个四类分子都指定几个“贫下中农”做为监视耳目，落实上级“五红夹一黑”的要求。每次有信号弹出现，村里都立即把四类分子集合在一起，逐个盘问排查，看有没有作案时间。即便这样，鲁各庄及周围村打信号弹一直未断，直到几年后我参加工作离开鲁各庄时还未查出个结果来。

上世纪末——改革开放多年后，一次当年的老房东到城里看我，无意间聊起这件事，才知道“谜团”几年前已经揭开，事情出人所料：打信号弹和剪鸡毛那里是什么四类分子干的，都是当年负责追查这两件事情的人——大队民兵连长一人所为！这个民兵连长解放初期参军，复员后原在唐山市公安局工作，1960年下放回乡。因我下乡不久就在大队民兵连担任专职文书，在他手下工作，在我印象里他是个对民兵工作敬业，上下关系相处得很不错的人。这件事是怎样告破的呢？原来，当时的农村十分贫困，这个民兵连长一次竟偷偷割了一捆电话线拿到集市上去卖，没料到他割得这捆线是军用的，结果判了10年刑。据说事发后他连带交代出当年打信号弹、剪鸡毛的事情。这个民兵连长刑满释放后不久即患半身不遂，2000年5月5日我回村时本想去探望他，可惜那天中午我醉了酒，结果与他失去见面机会，不久听说他就逝世了，这件事至今我感到惋惜。

二． 葱头，社员的活命钱！

“胸怀自留地，面向人民币。”“要有活动钱，全凭小菜园。”——这是当年我在鲁各庄插队时社员们常挂在嘴边的两句顺口溜。

那时，鲁各庄社员在生产队辛辛苦苦干一年，用他们自己的话形容：“还挣不了一葫芦醋钱”，弄不好还要倒找钱。社员平时零用的“活动钱”全靠经营自留地，当时鲁各庄及周围几个村农民经营自留地都有自己的特色：新军屯的黄瓜，郑八庄的韭菜、溪歌庄的萝卜、鲁各庄的葱头。葱头和别的蔬菜不同，炒它要多用油，只有和肉炒在一起才好吃，因此在当时市场上被视为高贵菜，价钱也比其它蔬菜贵。鲁各庄不愧“葱头之乡”，几乎家家自留地里种的都是葱头。葱头这东西喜肥喜水，要想长得好，就得“粪大水勤”。因此各家为了种好葱头，就开始与生产队争肥争水，自家茅坑的大粪想办法不交集体，偷偷往自留地里送。七队有个社员叫冯步荣，身材虚胖，由于脑袋上有一块大大的疤，背地人们都叫他“冯大疤瘌”。冯步荣常年身体不好，很少上班，但他人很勤奋，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自留地葱头的经营上。他家自留地离我的住房不远，每到春天三四点钟天还没亮，我在朦胧中经常听到冯步荣老两口站在积水坑的小码头上，提水斗浇灌自留园的声音。

冯步荣种的葱头面积大、长得好，他把自家茅坑里的大粪几乎全都用在自留地，人们戏称他家自留地“一抠一把屎”。事情传到工作组那里，认为种葱头这件事是挖集体墙角、助长投机倒把歪风的典型表现，非打击不可！开始，工作组只是在各生产队学习会上讲讲，劝告社员们把自留地里的葱头秧子薅掉，可社员们都把葱头视为命根子，哪肯主动去薅，于是工作组和村革委会决定采取强制措施。五月下旬，正是葱头“坐秧”生长的关键时期——这时葱头已长到核头大小，一天下午全体大队干部、党团员在书记吴彩新带领下，先把自家自留地里的葱头薅得一干二净，接着就挨家挨户地薅。当薅到冯步荣家的自留地时，冯步荣见周围人山人海，全都直瞪瞪地望着他，吓的两腿直打哆嗦，嘴里连说“我薅，我薅”，可就是不忍心下手。工作组说他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贼心不死”，当场就召开批斗会，把冯步荣拽到人群中间，一边强迫他薅，一边揭发他与集体争肥争水的罪行。冯步荣老伴见自己日夜苦心经营的葱头转眼之间就变成一堆废草，趴在自留地里一个劲打滚，边哭喊边抓着泥土往自己脑袋上砸：“葱头啊，我的命根子啊，一年的活命钱薅没啦！”

这次薅葱头举动给老百姓造成的祸害，日后用他们自己的话形容：“好像过了趟日本鬼子”。葱头薅掉后，他们本来就穷困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有的社员家窗户破了，连买张窗户纸的钱都没有；有的社员没钱扯布，穿的裤子是用当时进口的日本尼龙化肥袋子做的，上面印着“日本产”“尿素”难看字样。工作组走后，社员们把这笔帐都记在当时大队书记吴彩新身上，因为薅葱头是他带头干的。现在回想起来，吴彩新也挺冤的，他解放初期当兵，曾在南方参加剿匪战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复员回乡。吴彩新在村里当支书时，尽管自己家里穷得叮当响，但从不多吃多占，一门心思为集体，薅葱头时他首先把自家地里的薅了。可谁会想到由于执行路线不正确，到头来伤害了全村社员，前几年我们这些下乡青年回村探亲，当时的村委会干部请了很多原大队干部、老社员陪我们吃饭，唯独没请吴彩新，提起他村里至今骂名不断。

三． 冤魂，善良的冤魂！

“一打三反”运动的重点，就是从严、从快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当年的张志新、遇罗克就是这次“从严、从快”的牺牲品。

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很多地方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后，纷纷召开了公审批斗大会。可是鲁各庄村打信号弹、剪鸡毛的事情发生两三个月了，却连个反革命分子影子都没找到，这让工作组有些沉不住气。正当工作一筹莫展之际，一条“重要”线索反映上来了：二队社员李学敏过年期间在唐山市火车站对面商店里买梨时，和售货员吵过架。李学敏，解放前在开滦煤矿当过帐房先生，其间曾加入过工矿党，并任过区分部书记，这号人外出竟不请假，还和人吵架，也太嚣张了。就在工作组捉住这条线索的同时，二队又有人反映，李学敏在集体劳动时带块手表，左右着劳动时间；他还经常把自留地里产的西红柿、黄瓜拿到集市上去卖，有人说他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时，他还耍贫嘴：“你们看好喽，我家自留地里产的可是‘红心向党’西红柿、‘社会主义’大黄瓜。”李学敏很快就被看押起来，并从各生产队抽调基干民兵进行看管，我也在其中。

李学敏这个人在这之前我并不熟悉，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是在我刚到这个村插队时，一次大队抽我刷写标语，一个赶车的社员路过，夸我的字写得好，并特别强调“咱们村的李学敏也比不上这个字呀”。李学敏是谁？我开始留意。一天，有人指给我一个正赶牛车往地里送粪的人：“这就是李学敏。”他高高瘦瘦的个儿，一张凹凸有致的脸上长着鹰勾鼻子，说话高声大嗓，看上去就是个性比较张扬的人。李学敏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当帐房先生时练得一手好毛笔字，一次我见到他写的字，深感自愧不如，社员夸我使我一下想起中学课本里《邹忌讽齐王纳谏》这篇文章的寓义，纯属偏爱过奖。

李学敏关押在村中街大队部西屋，这个屋分里外两间，为方便看管，我们看守人员住外间，他住里间。我们几个看守都是单身汉，白天轮流值班，晚上集中到这里睡觉。我们值班时没什么事，就胡天海地的神聊，有时李学敏也参加。一天傍晚，李学敏被押参加公社现行反革命分子批斗会回来，神情很沮丧，这时他的老伴在儿子李大路陪伴下送饭来了，她老伴站在李学敏身边，一边看着李学敏吃饭，一边反复叮嘱：“老头子，你可得想开点呀，你要寻了短见，我们娘几个可没法过呀。”李学敏看着老伴扑哧一笑：“你们娘几个想哪儿去了，放心吧，我这大老爷们那会办那种傻事呢。”待老伴儿子走后，李学敏却闷闷不乐地对我们说：“唉，三反五反我都经过了，都没有害怕，这回这运动真叫凶，关的关，杀的杀，还从严从快，我真的害怕了。”

4月 9日晚上，我在县里办完土记者培训班一身疲惫地回到村里，在看守室倒在炕上便睡。第二天早晨，梦乡中我突然感到有个人在推我：“光生光生，快醒醒，快醒醒，李学敏哪去了？” 我听出这是大队书记吴彩新的声音，一下翻起身跑到里屋，一看炕上的铺盖卷还铺着，但人没了。我脑子“轰”的一下，潜意识告诉我：李学敏出事了！吴彩新拍拍我的脑袋：“还傻睡呢，李学敏自杀啦！”这时屋里已聚集了七八个人，大伙随吴彩新来到后院一个浇园水井旁，我们向井下一望惊呆了：这个口径不足一米，水深不足丈余的水井水面上漂浮着两只脚。原来，李学敏那天深夜，趁我们几个看守熟睡之机，悄悄下床拉开了外屋门栓跳了井。事情发生后，我们几个看守由于看管不力写了检查。这件事当时对我触动很大：我暗暗庆幸李学敏这个人心地善良，也暗暗庆幸我们几个看守待他不错，否则他连命都不要了，自杀前还不捎带拉几个 “垫背”的——把我们几个正在熟睡的看守一一凿死？

几天后，村里召开李学敏畏罪自杀批判会。李万儒看到会场气氛沉闷，就引领群众一遍遍呼口号，想以此增加会场的火药味儿。但任凭工作组怎么呼喊，坐在台下的社员一个个低垂着头，跟随举拳头时有气无力、无精打采。李学敏无缘无故自杀使工作组一下陷入“不得人心”的难堪境地，社员们开始在背地质疑工作组，诅咒工作组。自打李学敏自杀事件发生后，工作组在村里干事“绝不罢休”的劲头收敛多了，以后除偶尔组织四类分子训训话、抓抓政治学习外，再也没有什么火药味的新举措，不久他们就卷起铺盖卷——悄悄出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