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围追堵截民众的特务社会(图)

我写此文时用了郭大虾兄在火车站被验出“三级维稳”的经历，因为他当即在推特上说了。至于这篇《“维稳对象”级别分类》（原题为《春晓镇四项措施落实上海世博会期间维稳工作》。http://www.bullogger.com/blogs/daxa/archives/365601.aspx。）的文章，是后来郭兄搜出来后才公布，故在本文中未用到这维稳级别的进一步信息。现特此说明，并将该帖的网址转贴如上，请大家观看兲朝奇观。2010年9月1日7：40分于成都

北京半数村庄推广大兴模式年内封闭管理

自从共产党四九年后得鼎以来，维稳一直是官方的主要工作之一。这是由于官方的权力来源不是民选，而是前现代社会和丛林社会的武力夺取而决定的。而这样的权力来源，要维持其正常运转，必须经常使用两种杀手锏来管理社会，一是愚民欺骗，二是高压恐吓。前者，我曾撰《打造愚民社会的信息孤岛》一文来阐明。而对于高压恐吓，虽然有许多人谈及，但我想结合当下变态维稳的现实来集中谈一点我的想法，以便大家感受到官方的紧张和这个社会溃败到何种程度。

四九年后，官方成功地将“三湾改编”里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移植到和平年代的管理工作中，如居委会和乡村里面，都不乏党的人及其相关的告密卧底，其触须深入到城乡任何角落，可谓无远弗届。也就是说，政府和军队虽然表面上看是分开运行的，但在我看来，由于党指挥枪的实质没有变，证明几十年中国的统治都是准军人政治。准军人统治的一大特点就是，随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和维稳状态。即便风平浪静，他们也会制造出敌人来，酝酿紧张空气，使大家人心惶惶，便于愚弄和控制民众。换言之，把“支部建在连上”的统治技巧，到三人成立一个党支部的做法，再加上团支部和团员、积极分子这样的组织机构和个人，包括那些暗藏的线人，其维稳的格局从四九年至今，从未有中断过，只不过是到今天愈演愈烈而已。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阅读新华社编的1949年至1964年的《内部参考》时，就常常接触到彼时公开报道中，根本不会提及到的乡村和地方群体事件。1963年浙江诸暨县枫桥镇的维稳经验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缴”，正好反过来证明，维稳是官方几十年来的传统，并非今日兴起的“新鲜事物”。之所以大家在官方以前的历史中，很少看到今日这般维稳的现状，一是彼时媒体控制之厉害，远超我们今天的想像，一般人根本无从知晓，没有像今天的维稳劣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曝光；二是高压与恐惧如影随行，民众的权利意识远不像今天这样高涨，敢反抗者也不像今日这样多；三是彼时维稳的官方，对自己尚有几分自信，有一个虚幻的意识形态在统领，还不曾像今天官方这般草木皆兵，维稳力量和人数空前增加。

就我们普通人目前所了解的维稳态势来看，维稳的情形一般分为特殊维稳和常态维稳。特殊维稳，是指那些让官方特别不放心的日子、时段和人群，如清明节、六四、十一等。但随着时日的增加，像杨佳杀害上海警察的七一，汶川大地震的遇难日512、赵紫阳的生日（10月17日）和忌日（1月17日）等都成了敏感日，而且敏感日越来越多。特殊维稳时段如举办奥运、世博、亚运会，其维稳力度空前强大，强大到买菜刀和鼠药都要实名制。至于被官方特殊维稳的人群则包括异见人士、维权者、上访者、遇难者家属等。常态维稳则指从中央到乡镇，都成立了维稳办或者综治办，配备专门人员、拨发专款专物，再加上各地维稳机关内部的横向联系、互通信息，兼之各种各样的举报线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维稳力量。因此如果有人统计这几年在各种传媒特别是网络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可能是“维稳”二字。

早在前几年就有报道说，中国一年的群体事件多达几万起，至于说单个的维稳事件，就更是不计其数，所以《社会科学报》统计出去年全国维稳经费高达5140亿元，超过军费开支，的确令不少纳税人吃惊。维稳除常态维稳和特殊维稳之别以外，还把维稳分成许多级别，进行分门别类的处理，比如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运输机构的信息系统里，凡买票需要实名制的地方，维稳办输入特别维稳人士的信息，以便在监听电话、跟踪战术之外实施全方位的控制。我本人在机场曾遭遇这样的情形，网友郭大虾2010年8月29日从浙江乘火车至深圳买火车票，刷证时显示其为“维稳三级”，下面还有一个警察的名字及其号码，这说明维稳三级有专人负责。当然，在分级之外，由于维稳人员及机构自身的利益驱动，想通过扩大自己的权力来博取更多的收益，维稳权力被滥用，许多维稳理由荒谬可笑，实足以给社会添乱。我早就说过，变态维稳项目及维稳机构的膨胀、自利和寻租倾向，无度增加纳税人的负担，用纳税人的钱熬纳税人的油，才是中国社会真正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这几年的变态维稳到今年有了一点新的变化，就是官方维稳大走群众路线，大搞全民维稳。就像经济上的国进民退一样，唱红打黑，以及维稳上的大搞群众战争，也可算得上是政治上的国进民退。从年初北京大兴宣布搞村庄封闭性管理开始，再到下半年北京半数城乡结合部推广封闭式管理、各村安装栅栏，是典型的把普通人进行准军事化管理、侵害人权的实例。这样的实验，在可预知的将来，会变成进一步的维稳方式在北京乃至全国全面推广。北京维稳方式有创新，全国各地也不让北京专美，江苏宿迁已发展治安志愿者3.8万名，有27.95%是低保人员，有16.36%是农民——治安志愿者大多数工种有出租车司机、城管队员、环卫保洁员、送奶工、送报员、水电气抄表员、村组干部、物业保安——奖励1521人，发放奖金20.64万元。宿迁当局之所以显得如此硬气，是因为此举可能在江苏全省推广。而广东比较穷的廉江县，更有“几千名治安信息员活跃在大街小巷，遇到警情，随时可报告拿奖。两年来，全市共奖励线人250万元。”像宿迁和廉江的做法有全民皆警和大家都来做线人的嫌疑，其间造成的法律和人事纠葛，极有可能变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北京、江苏、广东各地表现良好后，其它地方政府岂自甘落后？有媒体已公开报道，许多省市表示都要把“基层信访综治维稳中心”建设扩展至辖区内的每一个街道、乡镇，乡镇综治维稳中心整合综治办、维稳办、防邪办、信访办、司法所、安监所人员职能，实行“六位一体”合署办公。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张维稳的大网，官方希冀把他们害怕的突发事件，扼杀在萌芽之中。但事实如何呢？如今年频发的屠童案等，就是你再精密的防范，都无法完全阻止其发生，这哪是维稳能解决的问题呢？治安志愿者、治安信息员、网上及大学里面的信息员，形成了一股比较公开的线人队伍，与明末魏忠贤大搞特务政治相比，有过而无不及。由于官方的强力介入，运用劫掠、屏蔽、分化等手段，官民利益冲突的分裂、信息屏蔽的认知分裂、人群之间监视与被监视的分裂、一味打压造成的族群分裂，正使中国这个社会的溃败空前加剧。不信任程度空前加剧，固然造就了个人原子化状态，而使政府便于统治和打压人，但人心的碎片化，给整个社会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是难以估量的。

2010年8月28日至29日于成都

北京半数城乡接合部年内封闭管理 各村安栅栏。http://n.chinafilm.com/201008/13-14270_2.html。

广东廉江去年投3100余万用于综治信访维稳。http://news.sina.com.cn/c/p/2010-08-25/082020970644.shtml。

“临时工”撑起中国维稳体系：“发动群众参与战争”。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0/08/hongkong100822i.shtml。

江苏宿迁回应用金钱招募“治安志愿者”争议。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8/12/1933557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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