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利丹老师2006年5月12日晚饭后，去楼下小公园（也是一个健身场所）散步和健身。公园坐着老婆婆、老公公，跑着几个追逐、嬉闹戴着红领巾的小孩子。她正尝试各种健身器材时，两个小孩子也跑来健身，其中一小孩跳起来抓到绳子却无法使用，气得将绳子另一端拉到她也无法够到的位置。这样调皮的结果招致一位老太太的训斥：你这样把绳子拉上去，我们老人还怎么锻炼身体？你胸前的红领巾就是这么教你的吗？那个小孩子顿时没了声，低着头，拨弄着手指。
我不知道章利丹和老太太是怎样戴上红领巾的，但也曾经跟她们一样听老师经常说：“红领巾是少先队员的象征，是革命烈士用自己的鲜血染红的。”那时候的孩子，如同今日台湾和香港的孩子一样，不听老师说这些话，也知道监督自己的言行，做好孩子，捡到钱想办法交还拾主，见人有困难主动帮助，像《水浒》里柴进帮助林冲、王定六帮助张顺一样。也就是说，人性本善，不须红领巾启迪。
但我却至今还记得红领巾对我的羞辱。读小学我有过目不忘的超强记忆力和触类旁通的领悟力，一节课边玩边学就能听懂、答对、作业完成快、考试双百分，学校全年级我学习最好。但从一年级到二年级，我都没能因为学习好戴上红领巾。因为女班主任执著男孩子顽皮、好动的天性，我脖子上就总也挂不上红领巾。全班所有女孩子和大多数男孩子都加入了少先队，而我还被挡在外面，跟班上因智力和成绩不好而留级的大龄男生一样被当成后进生。我妈就因为这骂我，刺激我。我被逼得为戴红领巾而听话背着手坐、立，直到三年级才将红领巾挂到脖子上。
章利丹老师因为戴红领巾的孩子顽皮而使用不了健身器材而感慨：“我们曾在看图写话中，写过戴着红领巾的孩子做了好事不留名；在课文中，学过戴着红领巾的孩子舍己救人；在课外书上，看过戴着红领巾的孩子给残疾人让座位……”这就是说，在她看来少先队员只应乖/好孩子加入，很纳闷今天红领巾随便能戴。
从戴红领巾给残疾人让位到不让老人健身，实乃社会环境和教育风气变了，并非红领巾的意义变了。现在40至60岁左右年龄的人，读小学是在1950、60、70年代，在领导党的政治运动和文化教育中，虽然正在逐渐学做苏联党人和纳粹党人，但中华民国遗留下的曾经让西欧大哲学家伏尔泰、莱布尼茨、罗素羡慕的古代皇朝传承的礼乐教化的遗风余韵还在。做好事不留名、舍己救人、照顾老弱病残，一直是中国文明的古风。毛时代的雷锋，不过是中华民国以前中国道儒佛文化哺育出来的历代好人中的一个。那个训斥小孩子的老太太和章利丹老师，当时学做好事是古代遗俗，跟红领巾没关系。只是毛泽东们巧妙地用雷锋来宣传党文化，才跟红领巾扯上了关系。而章利丹老师并不清楚个中究竟，想当然地赋予了红领巾天然没有的德育意义，所以她理解不了少先队员今昔的不同。
理智分析之后可知：老师和父母鼓励小学生加入少先队非常不对，甚至很自私。戴红领巾的主要意义是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是中共国寨小孩子加入少年共产党的洗礼，犹如犹太人给孩子行割礼、加入密宗搞灌顶。老师和父母鼓励少年儿童读小学的时候加入少先队，说白了，就是把自己的学生和孩子当作祭品或贡品给了中国共产党。戴红领巾的孩子最容易被洗脑操控。把戴红领巾跟做好孩子相联系，是学校和家庭牵强附会地给党文化涂脂抹粉。
毛泽东号召向穿军装、戴红领巾的雷锋学习，周恩来的注释是：学习雷锋“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这里哪有对小孩子做好人好事一丝一毫的鼓励？红领巾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是鲜血与烈火，是刀剑与枪弹，是战斗和死亡，跟道德毫无关系 。谁戴上红领巾，就等于向党交出了自己灵魂，让你道德才道德，比如学雷锋；不让你道德，你就不能道德，比如逼你给父母画花脸或者送儿女进监狱。记得最初我儿子说他想入队当先进，我心里想的是：不入队也能先进，我没入党比党员更能够讲良心。但我知道这样讲要全盘颠覆孩子在学校品德课所学，很麻烦。虽然这才是真正在教我儿子明辨是非，却可能让他与班主任关系紧张，所以我也就表示赞同儿子的想法。其实，鼓励小孩子入队对于父母和老师最主要还是自私。
上述老太太和章利丹，将做好孩子跟戴红领巾相联系，是好事吗？决不是。 一个小孩不懂事，妨碍了老太太和老师使用健身器材，老太太和老师不是教小孩子知书达礼、知晓事理，而是用红领巾来训斥，讲红领巾的监督和鞭策作用，拿时过境迁的红色知识、经验来说事，简单地以红领巾来区分孩子的好坏，抬高了红领巾的教育意义，忽略了其邪恶性，并没领悟山寨国孩子戴红领巾真正的意味。
将做好孩子跟入队相联系，真实的原因都只是戴红领巾的孩子顽皮使她们用不了健身器材，但她们却用自己赋予戴红领巾就不得损人利己的道德含义，逼孩子顽皮的小私心给大人的私心让步。这种思想好吗？不好。那个小孩子被训斥得“顿时没了声，低着头，拨弄着手指”，说明那个孩子还知道损人利己不对。而这两个大人拿红领巾来掩饰自己的私心还恬不知耻，这就是久居鲍肆不闻其臭。
这就难怪上海世博会上人蒙混走绿色通道与插队、起哄、随手扔垃圾、强拍照、摸展品和偷装饰石的陋习蔚然成风。好日子坏风气，我们绝大多数成年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自省而责怪孩子说明世风日下，说明共产党领导的山寨国已病入膏肓，已成为一辆刹车失灵且驶向悬崖的高速战车。锤子镰刀旗帜象征的“血与火”的死亡战车已经鸣笛。法国乔治•桑说：“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中共党、团、队员都身在这列战车上，危险啊。
美国科学家近年来警示全球：2012年有劫难。劫难是不是2012年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真的有劫难。如果真有天道天理，真有确定不变的道德准则，那么历史翻过共产党领导黄土地这一页，比汶川地震惨烈几百、几千倍的大劫难来淘汰人，一定会有的，剩下的人才可能接受教化而和睦相处。什么人将被淘汰呢？加入少年、青年、成年共产党的人，即中共党、团、队三员，会不会在法轮功“天亡中共，三退保命”的这“德竞天择”的历程中，因为拒退而首当其冲呢？
汶川映秀镇小学邹雯死在地震中。邹雯，五年级一班班长和少先队大队长。关于地震和少先队员的关系，用实证科学知识予以清晰证明，这件事很值得做，而且最值得共产党做，会同法轮功的人一起做。如果证伪，“三退”就成笑谈了。不过共产党似乎越来越聪明了，越来越不敢公然跟“迷信”PK了。真希望有人调查一下地震中死了的小学生中有多少红领巾并予以公布，其意味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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