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残生----一个黑四类分子的离奇遭遇（二十一）

2010-06-30 05:18 作者:吕维

（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一百一十

大队工务组，相当于一般大型企业的车间办公室，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负责生产管理，有调度员、统计员、会计员、发料员，另一部分则为工艺人员，亦即技术人 员，专门负责车间的技术监督工作。

过去，我和这个组打交道主要是雷小厚，那时他负责零件生产调度和管理模型库房。后来成立了工艺组，因为人少，和工务组合 并在一起，仍然叫工务组。雷小厚从事设计，他原来所负责的工作由我接替，但我一直是兼职，干部也没要求我到工务组去，我也不想和那些人搅和在一起。

工务组 的阀门生产调度员，姓吴，辽宁人，当过日寇的翻译，在山西晋中、吕梁一带，属于民愤较大的汉奸，判的是死缓。现任会计兼统计的是一个姓柯的人，来自上海， 当过军统特务。这两人，平日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许多犯人都有点怕他们，因他俩非常善于汇报别人，对工作又一向认真，深得大、中队领导的信任。还有一个 马锦章，阎锡山时当过特派员，负责工艺方面的事务，同时是这个组的组长。我刚来时，马锦章是模型组的组长，后来犯了生活方面的错误，被撤销组长，一时间在 犯人中名声很不好，许多人都鄙视他。

过了几年，又被重新起用，做了工务组的组长。说实在的，我曾经打算离开零件组，主要目的是想学些木工方面的技术，对于 干会计，并没有多大兴趣，深知自己的家庭成分，即使有一天出到社会上，财务方面的工作能给我干吗？加之，很不情愿和这几个老奸巨猾的人搅在一起，因为必须 处处小心，时时防范，他们是些什么角色，我早已一清二楚。

大队长和我谈过后，第二天早早来到工地，招呼我和他一起上楼，来到工务组后，对柯钧毅说：“让他来接替你的工作，今明两天交接完毕，后天你就要到出监队去 接受最后的培训”。说过后，大队长匆匆走了。柯钧毅现出一脸不高兴的样子，问我：“你能干得了会计”？“不知道，是大队长要我来的，我没办法”。接着他又问道：“你在外面干过会计吗”？“没有”。“那你就该坚决推辞掉，为什么要勉强呢”？柯钧毅边说边盯着我，对我似乎有点怨气，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

但他毕竟也是犯人，对领导的决定无可奈何，只得一一向我作了交待，“这是总账，这是明细账，这是记账凭证，这是每天要做的生产日报表。记住，生产日报表一式 五份，每天上午十点前报出，大队长一份，中队办公室一份，大队技术员一份，生产科一份，自己留底一份，生产科那份，要送到离大门不远处路旁一个小木箱子 里，到时有人会开锁去取”。这就是交接，前后不到五分钟，桌子上已经摆得满满的。柯钧毅说完，把抽屉上的钥匙顺手放在桌子上就下楼去了。起初，我以为他上 了厕所，结果整个上午没有回来，看着桌子上堆着的一大堆账簿，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难道交接就这样简单吗？大队长不是说了，给两天时间么，你姓柯的为什 么做得这么绝呢？实在想不通啊，从没有得罪过你，为什么要如此刁难我呢？交接工作，也该给我简要说一说嘛。这时，调度员去了车间，办公室就我一人，一时不 知该如何着手，怔怔地站在那里。

不久，发料员梁有珍回来了，他放下手中的表格，上前和我搭话：“你是来接会计的吧”？“是啊，可我一点也不懂呀”！“慢慢 学吧，好在是月初，到月底就会了，没什么了不起的，离了他姓柯的，照样能干好”。听着梁有珍的话，感到莫名其妙，他似乎看出我的疑惑。又解释道：“事情是 这样的，前几天，柯钧毅几次向大队长建议，要从六中队调一个他的老乡过来接替会计，并声言，本大队没有能干得了这个工作的人。我听了他的鬼说，十分气愤， 便向大队长推荐了你，姓柯的听说你要来接他，非常不高兴，所以，就别指望他向你详细交接了。钻进去，凭你的脑瓜子一点也不比他差”！“你不该推荐我呀，我 在零件组不是干得好好的嘛”。只说了这么一句，再没有抱怨梁有珍。事已至此，说什么都已枉然，只有硬着头皮去干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每天把统计日报做完送出，便开始整理账目，从总账到各种明细账，再到记账凭证，将上个月发生的每一笔往来进行对照，然后用汉字列成公 式，记在本子上，月底只要照猫画虎去做，估计报表不会有大的问题。

这里的会计，只负责生产成本核算，只要把几个大项目弄清楚就行了，例如：生产原材料、燃 料动力、假定工资、加工废品赔付，车间经费、大修、折旧等，弄清大的科目，，渐渐理出头绪，终于在头脑里形成一个整体概念。适逢年底，按照往年的惯例，还 要进行年终盘点。年终盘点，每年都要停产几天进行。统计工作主要是把各组报上来的数字进行汇总。往年盘点造表时，总要临时从车间抽一部分人帮忙。为了能够 顺利完成年底这些工作，又抽出时间，把往年的盘点表作了一次总体的了解。这一切初步熟悉之后，年底已不期而至。首先把统计月报和年报报了出去，接着又做会 计月报和年报，很快全部报出。

几天后，监狱的总会计，一位瘦瘦的面色白净的中年人进来找我，把月报和年报分别退还一份，估计这就是梁有珍说的宫会计。他坐在我的对面，问道：“你在外面 干过会计吗”？“没有”。“学过这方面的东西吗”？“也没有”。“哪你教过书还是当过统计员什么的”？“都没有，我在外面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只会种地”。宫会计不做声了，临走时站起身来对我说：“你的第一份报表做得还可以，今后一定要细致，千万不能出差错”。谢天谢地，这第一个月竟顺利过去了，我长长舒了口气，总算没有白忙活。其间，柯钧毅还特意从出监队回来过一次，对别人讲，年底我非露馅儿不可，甚至预言，年终盘点恐怕得拖一个月。听到这些闲话， 我并不当回事，深信无论什么事情，只要认真去干，没有干不好的。

接下来的年终盘点，当各个组都报来时，征得梁有珍的同意，向队里请示每晚准许我俩出来加班，只加三个晚上就行。汇总这些东西并不想找多人帮忙，寻思着，开 始时每项工作都能亲自过手一回，日后便有了谱，将来无论领导问起，还是自己查阅时，定会心中有数。至于找梁有珍，主要在于陪伴，监狱规定，一个人是不允许 单独行动的，尤其是在夜晚。

上学时，同学们都说我写字快、口算快、说话快，是有名的“三快”。在我十二岁那年，村里来了个尹老师，专门教了我们半年珠算，从那时起，我就打的一手好算 盘，对付这些工作，确实没费多少力气。从此以后，我和梁有珍结下了很深的友情，他比我小几岁，判刑前当过教师。只可惜他出狱后，离我平反的时间尚远，以后 便失去了联系。

一百一十一

来到工务组，仅仅是刚开始时忙一阵子，需要熟悉业务，过后自然轻松得多，每天做统计报表，一个多小时完成，会计方面的事情，大都集中在月底，可以有充裕的时间来思考一些问题。

梁有珍一上班就去发料，大部分时间在车间外面，回来的时候不多。阀门生产调度员吴恩扬经常在车间里巡视，哪怕是没有事情，也要转来转去，很少呆在办公室 内，偶尔回来一会儿，便伏在桌子上不停地写着什么。更多的时候，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这间办公室，足有一间普通教室那么大，门开在西南角楼梯口处。进得门 来，临南面窗户有一张办公桌，那是吴恩扬的坐位。东墙上也有一个窗户，我的办公桌就在此处。开窗出去，是车间的顶部。过去的车间，木结构建筑，到这儿正是 边沿，后来又扩建了二十多米长，全是预制结构。

因此，由这个窗户跳出去，恰好是扩建后厂房的顶部，边缘高起半米左右，中部平整，每天早晨，我在这里做操。 有时烦闷得厉害时，和雷小厚由这里上到木结构厂房的顶端，久久地凝望着远处的村庄、田野、树木、山峦，心里会泛起一种淡淡的哀愁。房间的西墙中部有一张非 常古老的破旧方桌，梁有珍回来时就在那里办公。我是个喜欢安静的人，偌大的房间里，一个人呆着，从没有孤单的感觉。此时如果能有几本书看看，自然是最美不 过的事了，可惜这里很难找到书。暇闲的时候，常和雷小厚在一起。他在另一个房间，和我们中间隔着一个不大的空间，原来是冲天炉的加料台。新建成的三吨/时 冲天炉，在车间的外面，有道轨和车间相连，过去的二吨/冲天炉停运，加料台两侧的房间，以往可能是熔炉组存放工具和换衣服的地方，现在成了我们的办公场 所。

几年来，由于业务上的接触，和雷小厚相互之间比较了解，又很投缘。我们都是在同一个环境下长大、读书，又都来自农村，对于农奴制下的人民公社有着深刻 的认识，三年困难时期在学校里，一样受着饥肠辘辘的煎熬。“文化大革命”中，作为被专政者，我受到了施暴者们的多方凌辱，而他，作为一个运动的被动参与 者，同样葬送了青春、前途。失望与绝望，使我们有了更多的理解与同情。有时，两人长久地伫立在窗前，看着路上来往不断的穿灰色衣服的同类们，尽管不说一句 话，心灵却是相通的。只有我俩在一起，才可以畅所欲言，大胆地议论时局。有时，正谈着某个问题，吴恩扬回来了，我们不约而同把话题迅速岔开。每当这时，我 的心头便会涌上朱庆馀的《宫中词》：

寂寂花时闭院门，
美人相并立琼轩。
含情欲说宫中事，
鹦鹉前头不敢言。

“鹦鹉前头不敢言”，正是我们当时的真实写照！

有时，我俩热切地讨论着形势的变化。我们都深深地认识到，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形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的复出，虽然暂时还未看到大 变革的来临，我们感觉出，这种变革正在酝酿着，人事在做着不断的调整，“文化大革命”即将被彻底否定，“阶级斗争”也将被慢慢淡化，经济建设将被提到议事 的日程上来。谁也看出，国家再不改革，简直没有出路了，虽然这种改革很可能不太彻底，涉及政权和体制，估计不会有多大的变动，毛的旗号还是要打的。

还有一次，我俩看到报上登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这个问题，彼此都很敏感，是否有针对毛的意思，我们猜测着。长期以来，对毛的言行，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过激做法，无人敢去议论，一切都是那么神圣。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人们才能真正分辨出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才能彻底从 个人迷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认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多么大的祸害。也只有重大是非澄清后，形势才会有大的变化，我们才 存在着出去的希望。眼下，雷小厚还在不断地申诉着，只是没有任何结果，无论寄到哪里，都如石沉大海一样，杳无音信。至于我，只盼望着能够大赦天下，放我们 早点出去。我俩几乎每天都要谈论这些问题，但始终很难准确地判断形势，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就是官方的报纸而已。谁也知道，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度里，报纸 的可信度也须大打折扣。

一百一十二

这年秋天，树叶开始枯黄时，一天，丁大队长领着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中年人，走进工务组的办公室，对我说：“他叫郑宝林，是来接替你担任大队的会计和统计 的，你马上向他交清，一会儿就回零件组去，他们做的500大阀门已经出了五个废品。你回去，务必马上解决，不准再出一个废品”！当时我提出，能否给半天交 接时间，对新来的这个人有个大概的交待。大队长断然拒绝，让我像柯钧毅当初交我一样，把账本和钥匙留下走人。我实在不明白，大队长为何要这样咄咄逼人，对 于新来者未免太不公平了，给他的工作会带来许多麻烦的。做人嘛，要有起码的准则，总不能拉完屎连屁股也不擦就走。看丁大队长很不耐烦的样子，再没说二话， 把钥匙放在桌子上，嘴里不由得咕哝道：“就是给资本家干活也不至于这样”，丁大队长狠狠瞪了一眼，我随即走下楼去，只在回头时，用歉疚的眼光看了一眼郑宝 林，他是从其它队调来的，我们互相并不认识。

对于工务组，本没有什么留恋，尤其是每天的学习时间，不住地读报，不住地讨论，轮流发言，简直烦死人了。组长马锦章那双滴溜溜的眼睛，严密监视着每个组 员，更是让人看不顺眼。幸好，这一年来，中队领导没有让我搬号房，晚上依旧住在零件组，和伙伴们在一起，随便多了。离开工务组，反倒觉得更自在一些。回到 零件组，差不多都是我亲手带出来的几个人，还不是想干多少就干多少吗？不想干还可以整天呆在模型库房里呢。只是觉得苦了郑宝林，原来他以前也没干过会计， 由于柯钧毅先前推荐的结果，大队长信以为真，还以为他真的干过会计哩。他接任后，每天几次下到车间找我，足足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在零件组的干活场地上向他 逐项进行了交待。他和我一样，判得也是“现行反革命”，正所谓同病相怜吧，我俩很快就相处得非常融洽。

有一次，他告诉我：“大队长好像对你有看法，他嫌你 不经常汇报情况，说你每天有大量时间，也不到车间里转转，就是和雷小厚说话。其实，我倒觉得，干统计和会计，没有必要管那么多嘛”！“借口呗”，我笑着 说：“没关系的，多年来劳动惯了，回到车间也一样，劳改犯就是要这样，对什么工作都能拿得起放得下。特别是这个组，都是我的徒弟，他们都尊我为师傅，比在 工务组自在多了。那里也就是脑力劳动，少出些力气而已，其实，干点活又有什么不好呢。你放心干吧，我不会因此而不高兴，更不会对你有什么看法，月底结账 时，我会帮你做好的，以后照猫画虎就成，没有什么难的”。

郑宝林对我给予的帮助非常感谢，从此，常利用空闲时间找我聊天。只是觉得丁大队长那人，太不近人 情了，以前让我加班加点赶做组合机床时，每到工地，总是笑容可掬地问这问那，显出很亲切的样子，如今连半天交接时间都不给，马上将我赶走，好笑极了，我纵 然是囚徒，似乎也没有必要如此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好歹打交道也有些年头了，咋连一点人情味斗没有！过河拆桥，未免也拆得太快了吧。

一百一十三

回到零件组，的确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大家也都欢迎我回来。这些年来，依然讨厌这里一些老犯人，特别是那些当过汉奸、特务、特派员之类的角色，他们人前一 面，背后一面，想方设法抓别人的把柄去表现自己。真奇怪，这些人被关了二十几年，还没有心死，还存在着幻想，共产党能相信你们吗？简直是白日做梦！回到零 件组，相对来说，又自由了一些，起码不用每天讨论、发言。刚回来时，侯来小觉得有点不得劲，还想让我当组长，准备去找领导，被我制止了，何必呢?当初我当 组长，也是因为掌握的技术比较全面，领导为了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而用我，并不是我表现积极，现在对此更没有兴趣了，每天用大量时间研究报纸，想从中找出一 些变革的蛛丝马迹，借以判断自己将来的去向，根本不关心组里的事情，哪有心事当组长！侯来小总觉得他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徒弟管师傅有点不好意思，经我几次 解释，终于安下心来。

回到组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解决500阀体的质量问题。据李墨林和尹玉生说，他们都是按过去的操作方法做的，不知什么原因，一连出了五个废品。侯来小则认 为，主要是他俩没有把箱缝抹好，几次都是因为跑水引起，后来又补浇铁水，结果造成“冷隔”的毛病。侯来小唯独没有干过大阀门，在这方面缺乏经验，他不晓得 抹箱缝只是防御跑水的补充措施，而且是针对轻微的跑水现象。从前我和侯世枢做300阀体，从未用湿砂抹过箱缝，后来做500阀体，因其过大，每次差不多要 浇进一吊包铁水，为保险起见，常常用砂泥把箱缝抹好。其实它的作用实在微乎其微，谁想他们竟把抹箱当作一道重要工序来做，这都怪我当初没有重视这个问题。

根据大家的介绍，初步断定问题很可能出在模板上。随即到模型组把情况讲明，要求派人来检查一下模板是否变形。两个老钳工反复检查了足足一个小时，发现上型 模具平板高低不平，有的地方竟相差了2毫米，马上报告大队长批准，下午便把模板卸下，送往六中队的龙门刨床上去刨。两天后重新安上，再未发生以前的跑水现 象。问题解决后，大家围着我，都说我有技术，我郑重其事地对他们说：“这也叫技术吗？简直不能称为技术，今后不管出了什么问题，重要的是动脑筋，分析其原 因，从根本上寻找答案”。

其后一年多，劳改犯的生活依旧像往日一样，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只不过从此以后，组里很少分配我具体的任务，忙时，帮帮这个，关照关照那个，不忙时，索性呆 在模型库房里，我不是还担负着零件生产的调度和木模库房的管理工作么，不干活完全有理由。正好，监狱当局在这年开放了图书室，尽管里面的书少得可怜，我还 是选到几本《梁书》和《隋书》，利用旧模型搭建了一个桌子，经常坐在里面看书，自在多了。下午的学习时间，继续帮助大家识图，也给他们讲些铸工方面的技 术。在工务组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旧资料中找到两本《铸工工艺学》，详细读过后，成了我给他们讲解的主要依据。至于政治学习，还像以前我当组长时那样， 应付过去了事。

一百一十四

形势急速地向前发展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后，报纸上宣传的都是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虽然没有明确说不搞“阶级斗争”了，但其中的含义是显 而易见的。先是陶铸、彭德怀平反了，接着刘少奇也平反了。当时，《人民日报》上登载着陶斯亮写得一篇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简直就是对“文化大革 命”的血泪控诉，我给大家念这篇文章时，全组的人都哭了，那种悲痛欲绝的表情，使我深深感到人性的复活，人们对受苦受难者的深切同情。同时也感受到十年动 乱带给我们这个社会的深重灾难。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我一直未敢想过。二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各级干部从来不会承认错误，即使明知不对，也要硬着头皮坚持，然后找个机会偷偷改了，嘴上绝不 认账。那时，社会上普遍有一种大家心里明白嘴上不说的规则，谁要一旦承认错误，就等于给社会主义社会抹黑，就等于说共产党的坏话，尤其是涉及政策方面的问 题，承认错误也就意味着怀疑领袖的伟大与英明，那是万万不行的。正是基于这一经验，粉碎“四人帮”后，常常想到的是大赦天下，从未想到过彻底平反。现在， 大人物开始大量平反，是否暗示着我等草民也可能有平反的机会，眼前亮起一道霞光，疑惑地面对着这一切，每天把报纸全部看完，那是劳改犯获取信息的主要源 泉。

一九七九年开春不久，老乡唐顺平反获释。我曾敦促过他写申诉，并要帮他写，他硬是不写，我知道他是怕别人知道有点不好意思。唐顺原先所在的单位叫水保队， 一九六九年去了部分插队青年，大多数是女的。年轻的男子常常到人家宿舍里串门，少男少女爱在一起说笑、打闹，本是人之常情。谁知这唐顺，最爱开玩笑，而且 总是开得过了头。有一次，女青年正好和面做饭，他去了，声称要帮助人家捏窝窝头，趁人家不注意时，他捏了一个男性生殖器，放在人家被子后面，晚上睡觉时， 女青年发现后，断定是唐顺干的，马上把他叫去，一女子嗔怒地问道：“你是不是调戏我们”？唐顺满不在乎地说：“谁调戏你们了，我只不过和你们闹着玩儿，开 个玩笑罢了”。接着，他又十分认真地解释道：“真的没有调戏的意思，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还不了解我”？于是大家又都嘻嘻哈哈，和好如初，一致同意 罚唐顺请客了事。

几天后，此事传到支部书记耳里，正好在前不久，唐顺和支部书记吵过一架，支部书记便在此事上做文章，那时，“一打三反”刚刚开始，其中有 一条规定，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按现行反革命论处，支部书记暗暗将唐顺的事做成材料，报到县核心小组，最后由核心小组领导下的保卫科打印成一份判决书， 把他判了无期徒刑。我曾仔细看过他的判决书，的确只盖有保卫科的印章。保卫科还有判刑的权利，恐怕只有那个特殊的年代才会有吧。

唐顺走后的第二天，二中队一个姓张的也平反获释。这人在出件组，有次我俩正好到医务所开药，听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顺便问他：“你是因为啥被判的”？他 叹了口气说：“主要是家庭成分不好，那时让我背语录，我没念过书，不识字背不来，别人教给老是记不住，有次批斗时，硬说我故意不背，我急了，分辩道：‘谁 说我故意不背，走的背，坐的也背，甚至上厕所还在不住地念叨着，就是记不住'”。“啊，你小子拉屎还在背语录，这不是故意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吗”？结果在 “一打三反”时被判了无期徒刑。他对我讲得就是这些，是否还有其它的事情，他没有说，我也不大知晓，从他首先获得平反，并且自己也从未写过申诉的情况来 看，他的话应该可信。

紧接着，今天两个，明天三个，不断有“现行反革命”平反获释的消息传来。郑宝林也要走了，临走时还特意到零件组和我告别，并鼓励我：“你也该写申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