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庸：读《李鹏六四日记》（图）

六四21周年才过，传来即将出版《李鹏六四日记》的消息，为之一愕。由屠戮者本人披露主持施暴的历程，这则消息具有相当的诱惑力，人们期待从中找到某些可称为秘密的看点。感谢发达的互联网，不待此书出版，复制的电子版已经飞向中国大陆，使读者一览无余。

李鹏宣布戒严

该书分5章，记载1989年4月 15日至6月24日共21天的经历。它并非单纯的日记，是“参考我的亲笔工作记录以及当时的有关文献、新闻报导而写成的”，是日记与“有关文献”和“新闻报道”相结合的产物。还应看到，这部文稿完成后又由第二者――编辑进行加工，且加工过程相当仓促，因而内容拖沓、重复比比皆是。还有明显的作伪而露怯处：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为政治局常委会，亦称中央常委会或常委会，绝不会称“党委”，而该书第三章5月17日记载赵紫阳参加两次中常委的戒严决策会议，然后转述道：“就在晚上的党委会进行之时，鲍彤也在政治改革办公室召开了一个有13人参加的告别会议”，此句中的“党委会”显系常委会之误。这是捉刀者不懂规距而露了馅，绝非出自李鹏笔下。上述种种因素为判断此书内容的真伪带来困扰。《红楼梦》描写太虚幻境的两句对联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其实就是《李鹏六四日记》的写真。不过，只要善于区别真假，不难从书中找到屠杀者在六四前后的言行轨迹。

这本书的真实性有两处突现了李鹏的为人：（1）他告诉中国人，“动乱一开始，我也做了最坏的估计，就是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不能让中国再度发生“文化大革命”那种悲剧。”他把学生反腐败、要民主的正义要求视同“文革”灾难，一定要极力扑灭之，“就是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他的死硬派形像因此而跃然呈现。（2）他对六四屠杀毫无悔意，表示绝不为六四平反。他说：“对那场动乱的结论，中央早已作出决定，决不允许翻案。15年来，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利用不同的机会，进行翻案活动。他们企图从中国领导人中寻找裂痕，进行分裂活动，为翻案大造声势，伺机发动反攻。但这些都是徒劳的。”这是李鹏给那些被六四屠杀的无辜冤魂明确无误的回答，警告那些幻想六四平反者休存妄念。他不会承认屠杀有罪的顽固不化的态度由此可见。

此书的出版具有立此存照的意义。要了解屠杀者的心路历程和凶残本质，从此书可以索解出具体而鲜明的轨迹。正如了解希特勒需要追寻《我的奋斗》，了解斯大林离不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了解六四血案的发生，此书可以提供上层某种决策的细节。这是科学地解剖六四不可缺少的一环。

与此书相对照的是赵紫阳的《改革历程》、《赵紫阳还说了什么》以及关于赵紫阳于六四前后的真实记录，把两方面著作相互比较，进行研究，才能完整地把握那一段历史的真相。这里试举一个对比研究的实例如下：

1989 年4月22日北京数万大学生冲破阻力集聚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胡耀邦逝世仪式。对这次学生活动，赵紫阳谈了3点应对政策：悼念活动已结束，对学生游行要劝阻，要复课；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避免流血，但对打、砸、抢、烧、冲要依法惩处。李鹏和其他常委都同意。 4月23日下午赵紫阳离京赴朝访问，“李鹏到车站送行，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事后听说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邓也同意。可以说，在我去朝鲜之前，对当时的学潮，常委中没有发生什么不同意见，至少没有明显的不同意见。”（杨继绳2000年5月28日对赵紫阳的采访录音记录，《前哨》杂志 2004年12月号）

《李鹏六四日记》的相关记载如下：“追悼会结束后，我从大会堂上车时，碰到赵紫阳同志。我对赵紫阳同志讲，你很快就要出访朝鲜了，应该再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对学潮的方针。赵紫阳说，常委都谈过了，不必再开会了。他又说，对学潮的方针，一条是追悼会后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一条是党和政府与学生开展对话；一条是谁搞打砸抢，就依法处置。我针对当前学潮中已发生的几个原则问题要求紫阳同志有个明确表态。我说有些学生要求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呢，他说这不能答应。我又说，对正在成立的非法学生组织呢，他说那也不能承认。”4月23日，李鹏“和乔石同志商量，以赵紫阳刚走时说的三条原则为内容，发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并由中央向各地发一电报通知，提出处理当前学潮的三条原则，强调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做好学生工作，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坚决制止一切打砸抢不法行为。”

4月24日，“上午，我分别找依林、万里、宋平谈了形势。他们都同意我们昨天电报采取的三条措施。”至此，说明李鹏在贯彻赵紫阳提出而为常委一致同意的3条方针。事情的突变源于北京市委常委于24日下午4时开会，认为形势十分严峻，要求中央授权北京市委和市府“组织反击，打退反动思潮的进攻”。（《1989’年北京制止动乱 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41、42页）《李鹏六四日记》的记载是：“下午5时，万里同志打电话来，说北京市领导反映，形势非常严峻，中央态度不明朗，他们很难工作。万里建议立刻召开常委会讨论对策。我同意了万里同志的建议，决定晚8时开常委碰头会，扩大到有关同志参加。” “晚8时召开的常委碰头会是一次关键的会议。参加的同志有常委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列席常委会的有杨尚昆、万里，还有书记处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李锡铭、宋平、丁关根同志，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当前局势严峻。首先在北京继而波及到全国的学潮，实际上背后有人操纵，煽动闹事，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制止。方针是首先稳住北京，进而稳住全国。李锡铭在会上表示，只要中央态度明朗，北京市委有把握把群众发动起来，挽回局势。在讨论中，我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人民日报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传达今天常委碰头会议的精神；二是由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向全国各省市发一通知；三是在北京召开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传达今天会议精神。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可先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会议还通过由乔石、胡启立、李铁映三位同志组成的处理学潮的领导小组，负责在第一线处理学潮。散会时已是晚上11 时半。”北京市委常委的举动和李鹏紧急会议的决策都与赵紫阳疏导学潮的3条方针截然不同，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研究六四的历史必须搞清楚北京市委常委要求中央授权组织反击的异乎寻常的举动之所由来，还必须搞清楚李鹏主持的规模庞大的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制止乱动小组的权限之所由来（李鹏有权力独自作主成立这个影响巨大的组织吗？）。从北京市委常委下午4时开会，到深夜11时半，仅仅7个半小时，使应对学潮的方针转向，何其神速！

这一切都发生于赵紫阳离京1天之后。待赵于4月30日返京，面对的是本来已趋和缓的学潮因“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再次掀起高潮，一发而不可收。杨继绳对赵紫阳的采访录音记录了赵对此事的疑惑：离京仅1天，北京市委的李锡铭、陈希同就要求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事情就是奇怪得很”，“李锡铭等人这么做是他们原来的思维方式起作用，还是别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再者，“四。二六”社论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访问朝鲜以前，李鹏从来没有谈过这些看法。这就改变了政治局原来的分析和方针。究竟事先有没有人预谋就不清楚了。”赵紫阳的这两个“不清楚”正是研究六四历史应当回答的问题。

中共的高层权力结构传到邓小平时代，由以前的一人独霸天下演化为垂帘听政式的前后台呼应方式，中共十三大一中全会一项秘密决议确认邓的最终决策权。赵应对学潮的3项方针得到邓的首肯，按说可以向下贯彻了，但是，他其实没有摸准邓对学生“闹事”的基本观念，没有懂得邓历来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贯立场，他更没有看穿邓处理政务向来使用两手，明一手暗一手，阳一手阴一手。赵紫阳一向觉得他的建议总是得到邓的支持，而对邓的两手策略没有识破。赵从朝鲜回来的第二天就去北戴河，向邓请示对学潮应取的态度，邓爽快地对他说： “你们最重要的事情是稳定局势，只要能稳定，就不要管我讲过什么，你的主意行得通，就照你的办。”（《邓小平镇压学运的前因后果》，《镜报》1989年7 月号）不能说邓的话完全是虚情假意，他对镇压学潮并没有把握，他自己是束手乏策。但是，关键时刻，他的固有思维就会强烈地显现：学生反官倒、反腐败的呼声是“乱哄哄”。“中国不能乱哄哄的”，“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邓选3卷212、286、211页）这种思维对赵紫阳认为学潮的主流是爱国主义的发扬是相反的，邓当然要排除赵的思想障碍。一个恰当的机遇是赵离京赴朝。只要邓略有示意，就会立即鼓动起李鹏的大转弯和李锡铭等人的反常举动。没有邓小平的背后支撑，李鹏的忘乎所以与李锡铭等人的狂妄自信都是不可理解的。当然，邓悄悄伸出政权力之手是暗箱操作，不可能在《李鹏六四日记》中记录在案，只能由赵紫阳留下他的疑惑：两个“不清楚”，成为历史之谜。

如果趁《李鹏六四日记》面世，引发我们如此研究那段历史曲折的兴趣，是否可以使我们的思路得以扩展，使历史能够更加显示它的真实面貌呢？

（2010.6.11）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