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距今已21周年，虽然这个事件的性质人们已清楚，它是一场政府对平民的屠杀，但具体是谁下令，如何决策等内情，由于中国仍是专制，信息封闭，所以外界仍不完全清楚。民间关于六四的书，已有好多本，但当时最有影响，甚至引起轰动的两本书《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和《天安门文件》（中文版为《中国“六四”真相》，今天看来，基本都是杜撰的，甚至可说是“伪书”。
在六四过后不久，台湾《中央日报》就连载《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后又出单行本，作者为“江之枫”。这本书以一位中南海秘书的口气，对天安门事件中的中共高层权力斗争，进行了绘声绘影的描述。那口气和笔法，给人强烈印象，这位“秘书”非常知情，掌握很多内幕。这本书当时爆红，台湾的情治部门相当重视。八九年底我和一批异议人士到台湾参加会议时，那里的官员神秘地披露，他们把这本书的作者请到台湾，说是获得了中共高层的重要情报。
这本书其实是政治三国演义，里面没有文件出处或内幕来源等。后来得知书的作者是吴建民，就更确定，这是一本政治推理作品。我认识吴建民：当年我在《深圳青年报》做副总编辑时，吴建民来报社应征，是我负责人事考核的。当时他是中央党校的普通教员，来深圳闯天下。他虽然文笔不错，但不太适合跑新闻，工作几月后，就去了深圳华侨城办公室工作，后来旅居美国。如果他和中共高层有那么深的关系，知道那么多内幕，我们报社肯定会继续留用他。
吴建民写政治推理小说
但吴建民没有说他的书是文件或内幕，他只是在一个热点上，写出一本畅销书，是个机灵的人。但台湾的情治部门把它当作“机密”，由此也可看出，为什么国民党输掉了中国大陆，它的情报部门到八十年代末，还对共产党的情况这么无知。因为只要对中国政治有点常识判断能力，一搭眼，就能看出这是一本政治推理小说。
有报道说，这本书还要出英文版，但后来没了下文。可能是英文出版社首先就会问，这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如是虚构，就没多大出版价值。如果是非虚构，那就要给出资料出处，还有作者的身份是否能获得这种重要信息的考虑等。像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美国出版社首先要证实他是不是毛的医生，否则就很难出版，因为没有了“权威性”。
吴建民后来回广州时，曾被中共以“替台湾搜集情报”罪名拘捕。但最后中共也没拿出证据，他就被释放。数年前，在纽约的一次会议上，偶遇吴建民，我们随后通过电话和电子信，但他已转行从商。这些年，在媒体上也没再看到吴建民的消息和作品，他那本书就真成了“王牌出尽的桥局”。
新华社内参被说成“报告”
关于六四题材，比《桥局》更轰动的，是后来英文版的《天安门文件》（随后又出中文）。该书作者“张良”也是笔名。张良到底是谁，至今外界也不知道，只是三个编辑《天安门文件》的美国“中国通”黎安友、林培瑞、夏伟，用他们的公信力做了“担保”。但这三个中国问题专家到底对张良知道多少，也很难说。《天安门文件》问世这十年来，张良一直都是“隐身人”，从不露面。这无法不被令人怀疑其身份的“权威性”。为什么要隐身？很可能是怕真实身份曝光，导致《天安门文件》的可信性打折扣；因以他的身份地位，很可能拿不到真正的“文件”，由此证实人们的质疑：书中的所谓“文件”不是真正的“中共文件”，而且最重要的部分是作者本人杜撰的。
事实上，即使略过作者身份，仅从书的文本就可看出：这本书不仅故弄玄虚，甚至弄虚作假。因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占九成五），根本不是什么中央文件，而是报社内参、情况反映、动态清样、简报的汇编。但全书却分成“国安部报告”、“各地省委报告”、“新华社内参”和“中共文件”等四大部分。
在国安部报告部分，从口气来看，完全是报社写的内参，例如在北京校园跟学生的对话等，从常识上判断，也不会是国安部人员所为。作者所以把它称之为“报告”，就是想提高它的“分量”，否则全书到处都是报社内参，那个“天安门文件”的头衔就有问题了。
“到截稿为止”露出马脚
所谓“各地省委报告”更是假的，因为口气完全不对，全是第三人称，根本不是以“第一人称”的省委名义和语气写的。“报告”落款有时间，很多竟是下半夜一、两点，甚至凌晨四点发出。省委为什么不白天工作、发报告？从“报告”内容看，也没有这种紧迫性。而且向中央递交的报告，怎么可能这么草率，在半夜草拟发出？实际上，对中国宣传机构和党、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基本了解的人，都可以清楚地判断出：这是驻各省会的大报记者，按惯例深夜发的内参稿。因记者站多是设在省会，所以这些“报告”只是写了省会的状况。如是省委报告，应会写全省的情况。最明显的是发自西安的“省委报告”，文中竟有“到截稿为止” （还有用“据悉”）这种记者惯用语，而根本不是省委报告语言。记者内参会有大量这种“到截稿为止”的新闻用语，“张良”可能费心良苦地做了删除，但没有删干净，留下了致命伤。
即使是“新华社内参”部分，很多也被写成“上交报告”。作者也是想尽量少提“新华社内参”，以免让读者想到这么多内容原来只有一个文件资料出处。实际上当时新华社有八种内参，在情况紧急时，每小时地上报。
但即使把记者的“内参”拔高为“报告”，毕竟这些报社内参还是原始存在的。而《天安门文件》更令人质疑之处，是作为 “卖点”的三个“中央文件”：邓小平和杨尚昆的私人谈话、中央政治局会议、八老会议。这三个文件，全都没有编号，作者也没有提供文件原本或复印件。这是最令人怀疑之处。因按惯例，中央文件全都有哪年度几号文件的编号等，以确立其权威性、准确性。
杨尚昆“记得”胡平、陈军
那三个卖点“文件”的内容和语言本身，更能让人看出有假：在当时那种紧张的政治气氛下，邓杨之间那么带有历史定论性的私人谈话，包括对军队的掌握，对高层核心人员的安全问题等的推心置腹交谈，不可能有秘书记录，更不可能形成文件。邓杨两位老人，更不可能边走边自己记录，那场面太可笑。而且像邓杨这种高位的人，又是八十多岁老人，也不可能说出只有下属们才了解的许多细节。仅从这点，也可以判断，这个“邓杨私人谈话”很可能是张良推理想象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更假了，里面有描述性语言，例如什么“望着说”之类。政治局会议记录不可能有表情的描述。英文版无法处理，只好把它括起来。
杨尚昆在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也明显是假造的，因为杨居然提到纽约的民运人士胡平、陈军等名字。作为国家主席，而且是八十岁老人，按常识逻辑，他怎么可能记得海外民运的具体人名？只有中共驻外记者写的内参或简报，才可能提到。张良在这里又是把海外“简报”拔高到“文件”。而且由身为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在政治局会议上分析波士顿的具体情况，就更离谱了，其中提到一个北美什么分会，即使按字面来念，都很长很绕嘴，可杨尚昆居然能脱口而出其全称，太不可信。
张良做“隐身人”的苦衷
至于全书最有卖点的“八老会议”，则死无对证。如果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所谓“八老会议”真的存在，那么避开中共的正常党内作业程序和惯例，在元老家里聚会讨论重大政策，又是决定当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去留问题等，按基本逻辑，邓小平们为了避嫌，也不会愿留下记录，更不会把违反党内纪律的做法形成文件；因为那等于让所有人知道，这是“老人政治”，是以“老”治国。
据出版此书中文版的编辑说，原来书名副题准备就用英文版的“天安门文件”，但张良不同意。张良知道懂中文的人，会一下子知道这不是“文件”，所以心虚不敢用“文件”两字。但用“造假”的方式，来展示《六四真相》，实为一大讽刺。如果该书不是记者的内参报道，如果作为卖点的三个文件真实，那么最起码，“张良”本人不应该一直藏着不敢露面，他起码要经得起读者“验明正身”，起码拿出一个中央文件复印本。否则无法不令人叹息，“天安门文件”是中国造假大潮中的丑闻又一桩。用造假，赚“六四”血钱，够登峰造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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