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情结和中国农民的问题

随着文革意义深远的旧灾祸的有意被遗忘，加之经济改革跛脚行走如飞所必然导致的权贵先富的新灾祸日日刺激我们的眼球和大脑，毛泽东情结日渐凸现。网络出现，被毛泽东器重而由少将资历破格升级为中将的皮定钧将军、延安整风之后长期对毛泽东忠贞不二的周恩来总理，在甘肃张掖、陕西延安为农民穷苦而愁眉苦脸、红了眼眶的故事，得到更为广泛的宣传：毛时代的高官与农民同甘苦。

这些故事加上毛泽东曾经戴着草帽在农田里，生活中穿补丁衣服之类电影，都似乎在向今天穷苦中的失地和少地农民、下岗工人暗示：毛时代上下同心。

1、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民生活为何依旧非常穷苦？

任何事件其实都有不同的诠释视角。皮定钧视察甘肃张掖时，十余岁女孩衣不蔽体，山民家妇人盘腿在炕上均因未穿裤子而无人起迎，着眼于中将进民宅体察民情的角度，看到的自然是跟毛泽东打天下的将军进城不忘本，心中装着贫苦农民。但如果视角主要是毛泽东们作共产主义信仰宣传时给农民的承诺“耕者有其田，共同幸福”并没有兑现，自然就要问：毛泽东时代，中国为何贫农更多？

毛泽东、周恩来们传播马列主义、推广共产主义打天下的时候，并没有明白告诉山寨的红军、乡村的农民和城市的学生、市民，推翻中华民国之后，国家会更穷，贫农会更多。但李庆霖老师和知青的我在农村切实过着的贫穷生活：终年参加农业劳动，收入不过稻米1、200来斤，外加地瓜、红薯、小麦等粗、杂粮2、300 斤，不饿死、不生病就是幸福。终年劳动，李庆霖没有一分钱收入，我也才30多元。这种生活在1970年代，是大陆农民的普遍状况，而在汉唐到中华民国时代农民都没有这样穷过。为什么？因为不断人为地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农民前所未有的把种田的时间用去炼钢铁，修水库，去搞批斗会，所以贫穷。

2、现今的人们为何依旧怀念毛泽东时代？

的确，如果汉朝、唐朝、清朝、中华民国时代的农民如果都如此贫穷，穷到1960年代，十几岁的大姑娘衣不蔽体、山民家的妇人在坑上因为没有裤子穿而不敢起身，1970年代李庆霖和我终年辛劳而只不过没有饿死，延安周恩来的邻居还要依托周恩来回延安的福气，才能大口地咀嚼一餐小米饭，汉朝早就出绿林、赤眉、黄巾军了，唐朝与清朝也早就出王仙芝、黄巢与太平军、捻军了，而不是在汉朝、唐朝、清朝建立之后两百多年才起义造反，可能会像秦朝陈胜、吴广和北宋王小波、李顺那样在秦、宋两朝建立才12年或前期就起来抗暴求生存了。

之所以红色中国的农民没有这样，倒不是因为皮定钧将军、周恩来总理们心系农民，望着依旧贫穷落后的农村愁苦和锁眉。这些高官个人的心理或政治秀，并不会根本缓解贫苦农民生活不下去的焦虑和改变两千年来一直持续的抗暴传统。主要还是因为1953年暴力土改消灭了从秦朝开始皇权不下县的乡村宗族自治，彻底终止了中国可以占山为王建立山寨与攻城掠地替代城市皇权的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张角们可以以祝由科术治病方式组织太平道、串连农民十几年，而红中国的农民在红头文件非法消灭了所谓农村乡绅和“会道门”组织之后，农民们因为穷苦而想组织的念头稍稍付诸行动几天，可能就会被村支书带着民兵给扼杀在萌芽状态。即使再有贺龙似的两把菜刀闹革命，扁担、长矛的农民军也会被掌握绝对优势的热兵器的县武装部的军队很快就给收拾了。

文革正式结束的1976年底到1989年初的12年里，我在乡镇和城市的生活经历都告诉我和我的同时代的人：当时农民和工人其实对毛泽东的感情都随着文革灾祸被控诉与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宣传，随风淡去。农民更多的是念着赵紫阳和万里的好处：要吃粮，找紫阳；想吃米，找万里。如果这十几年学德国对待希特勒那样对待毛泽东，不修毛泽东纪念堂而修起文革纪念馆，那么毛泽东就永远被钉上红中国的历史耻辱柱上了，红色中国也许就跟蓝色台湾一样先自由接轨后民主统一了。但是因为红中国的政治宣传，吃过大锅饭的工人和农民都有过当家作主过的错觉，尤其是城市上班可以看报纸、议论政治的工人，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加和失业的穷苦与无福利的现实，工人们因忌妒富商而反贪官念毛，借尸反党。

3、中国大陆农民穷苦，跟农民户籍制有什么样的联系？

曾做过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在安徽调查农民困苦情况时，曾面对过所谓“旧中国”都从来没有过的穷苦情况：一户姓张的农户一家7口，2个大人、5个小孩只有一床被子，锅里是地瓜面和胡萝卜缨子煮的粥糊糊；定远县卢桥，一位身着破旧的空心棉袄，挑担歇脚的农民说他的要求竟然是“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金寨县燕子河山区一锅膛里坐着两个裸女孩借锅膛里的余热防寒；凤阳县梨园公社前进生产队队长家10口人，只有1床被子，7个饭碗。

不排除农村少数靠造反而当上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的“贫农”对毛泽东的真怀念，像陈永贵、郭秀莲之类居然可以做国务院副总理、山西省副省长级别的农民高官们对毛泽东的感恩戴德是由衷的，普通贫农都是假怀念，说说而已。人民公社运动造成农民因为乡村户口，不得离开农村而自由去异地和城市谋生的贱农制度——因贱而长久贫苦——的现代农奴·奴隶制，没人真想过。

4、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红色中国在江西、陕西闹革命时给农民的许诺，成了谎言。然而却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实行1930年在大陆制定、却因为红军暴乱和日军侵略没来得及落实的《土地法》，和平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村土改。1950年，耕地不足或无地可耕的农户占台湾总农户的64.9％。台湾省主席陈诚，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设立“中美农业复兴委员会”具体领导和平的土改活动，设土地银行在土改中负责发行实物土地债券，以“农民获地，地主得利”的双赢政策，先征收地主保留额以外的耕地放领给农民，然后以协议购买方式由政府贷款予农民，让农民购买地主保留额内的土地。台湾土改不仅没像大陆那样杀几十万地主和骗过农民之后搞合作化和公社化的农奴·奴隶制运动，而是真正促使台湾公营企业民营化。辜振甫等原台湾著名的大地主，土改后成为台湾水泥公司董事长。这就是红中国农民贫贱问题的根本出路。

六·四之后，红色中国蓝色演变的自由民主化政治改革道路被党中央的政治局高层否定，20年后的今天，拥护党的红色政权的达官贵人权钱联姻，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红头文件黑箱操作下，红色中国虽然有了台湾青龙似的经济起飞，却普遍没了中华民国尚有的儒家文化传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红政策仍然控制农民户口和土地，使四亿以上的农民，几乎是中华民国时代的全体农民，处于在农村做农奴、在城市做奴工的前所未有的处境。当然城市失业工人的问题少说也有一亿人的穷苦不亚于农民，而这是中华民国时代城市从来没有过的，凸现党中国的领导党的领导无能。解决这个现实问题合乎历史和逻辑的结论是：共产党应该及早以悔罪态度学习台湾的国民党，尊重农民；大陆民众则须清除党文化而由市民而公民化，法天地人似的尊道重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