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情結和中國農民的問題

隨著文革意義深遠的舊災禍的有意被遺忘，加之經濟改革跛腳行走如飛所必然導致的權貴先富的新災禍日日刺激我們的眼球和大腦，毛澤東情結日漸凸現。網路出現，被毛澤東器重而由少將資歷破格升級為中將的皮定鈞將軍、延安整風之後長期對毛澤東忠貞不二的周恩來總理，在甘肅張掖、陝西延安為農民窮苦而愁眉苦臉、紅了眼眶的故事，得到更為廣泛的宣傳：毛時代的高官與農民同甘苦。

這些故事加上毛澤東曾經戴著草帽在農田裡，生活中穿補丁衣服之類電影，都似乎在向今天窮苦中的失地和少地農民、下崗工人暗示：毛時代上下同心。

1、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民生活為何依舊非常窮苦？

任何事件其實都有不同的詮釋視角。皮定鈞視察甘肅張掖時，十餘歲女孩衣不蔽體，山民家婦人盤腿在炕上均因未穿褲子而無人起迎，著眼於中將進民宅體察民情的角度，看到的自然是跟毛澤東打天下的將軍進城不忘本，心中裝著貧苦農民。但如果視角主要是毛澤東們作共產主義信仰宣傳時給農民的承諾「耕者有其田，共同幸福」並沒有兌現，自然就要問：毛澤東時代，中國為何貧農更多？

毛澤東、周恩來們傳播馬列主義、推廣共產主義打天下的時候，並沒有明白告訴山寨的紅軍、鄉村的農民和城市的學生、市民，推翻中華民國之後，國家會更窮，貧農會更多。但李慶霖老師和知青的我在農村切實過著的貧窮生活：終年參加農業勞動，收入不過稻米1、200來斤，外加地瓜、紅薯、小麥等粗、雜糧2、300 斤，不餓死、不生病就是幸福。終年勞動，李慶霖沒有一分錢收入，我也才30多元。這種生活在1970年代，是大陸農民的普遍狀況，而在漢唐到中華民國時代農民都沒有這樣窮過。為什麼？因為不斷人為地搞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農民前所未有的把種田的時間用去煉鋼鐵，修水庫，去搞批鬥會，所以貧窮。

2、現今的人們為何依舊懷念毛澤東時代？

的確，如果漢朝、唐朝、清朝、中華民國時代的農民如果都如此貧窮，窮到1960年代，十幾歲的大姑娘衣不蔽體、山民家的婦人在坑上因為沒有褲子穿而不敢起身，1970年代李慶霖和我終年辛勞而只不過沒有餓死，延安周恩來的鄰居還要依托周恩來回延安的福氣，才能大口地咀嚼一餐小米飯，漢朝早就出綠林、赤眉、黃巾軍了，唐朝與清朝也早就出王仙芝、黃巢與太平軍、捻軍了，而不是在漢朝、唐朝、清朝建立之後兩百多年才起義造反，可能會像秦朝陳勝、吳廣和北宋王小波、李順那樣在秦、宋兩朝建立才12年或前期就起來抗暴求生存了。

之所以紅色中國的農民沒有這樣，倒不是因為皮定鈞將軍、周恩來總理們心系農民，望著依舊貧窮落後的農村愁苦和鎖眉。這些高官個人的心理或政治秀，並不會根本緩解貧苦農民生活不下去的焦慮和改變兩千年來一直持續的抗暴傳統。主要還是因為1953年暴力土改消滅了從秦朝開始皇權不下縣的鄉村宗族自治，徹底終止了中國可以佔山為王建立山寨與攻城掠地替代城市皇權的改朝換代的歷史進程。東漢末年黃巾軍起義，張角們可以以祝由科術治病方式組織太平道、串連農民十幾年，而紅中國的農民在紅頭文件非法消滅了所謂農村鄉紳和「會道門」組織之後，農民們因為窮苦而想組織的念頭稍稍付諸行動幾天，可能就會被村支書帶著民兵給扼殺在萌芽狀態。即使再有賀龍似的兩把菜刀鬧革命，扁擔、長矛的農民軍也會被掌握絕對優勢的熱兵器的縣武裝部的軍隊很快就給收拾了。

文革正式結束的1976年底到1989年初的12年裡，我在鄉鎮和城市的生活經歷都告訴我和我的同時代的人：當時農民和工人其實對毛澤東的感情都隨著文革災禍被控訴與鄧小平時代的改革宣傳，隨風淡去。農民更多的是念著趙紫陽和萬里的好處：要吃糧，找紫陽；想吃米，找萬里。如果這十幾年學德國對待希特勒那樣對待毛澤東，不修毛澤東紀念堂而修起文革紀念館，那麼毛澤東就永遠被釘上紅中國的歷史恥辱柱上了，紅色中國也許就跟藍色臺灣一樣先自由接軌後民主統一了。但是因為紅中國的政治宣傳，吃過大鍋飯的工人和農民都有過當家作主過的錯覺，尤其是城市上班可以看報紙、議論政治的工人，隨著勞動強度的增加和失業的窮苦與無福利的現實，工人們因忌妒富商而反貪官念毛，借屍反黨。

3、中國大陸農民窮苦，跟農民戶籍制有什麼樣的聯繫？

曾做過政治局委員和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萬里，在安徽調查農民困苦情況時，曾面對過所謂「舊中國」都從來沒有過的窮苦情況：一戶姓張的農戶一家7口，2個大人、5個小孩只有一床被子，鍋裡是地瓜面和胡蘿蔔纓子煮的粥糊糊；定遠縣盧橋，一位身著破舊的空心棉襖，挑擔歇腳的農民說他的要求竟然是「只要吃飽肚子就行了」；金寨縣燕子河山區一鍋膛裡坐著兩個裸女孩借鍋膛裡的余熱防寒；鳳陽縣梨園公社前進生產隊隊長家10口人，只有1床被子，7個飯碗。

不排除農村少數靠造反而當上革命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委員的「貧農」對毛澤東的真懷念，像陳永貴、郭秀蓮之類居然可以做國務院副總理、山西省副省長級別的農民高官們對毛澤東的感恩戴德是由衷的，普通貧農都是假懷念，說說而已。人民公社運動造成農民因為鄉村戶口，不得離開農村而自由去異地和城市謀生的賤農制度——因賤而長久貧苦——的現代農奴·奴隸制，沒人真想過。

4、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根本出路在哪裡？

紅色中國在江西、陝西鬧革命時給農民的許諾，成了謊言。然而卻是中華民國在臺灣實行1930年在大陸制定、卻因為紅軍暴亂和日軍侵略沒來得及落實的《土地法》，和平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農村土改。1950年，耕地不足或無地可耕的農戶佔臺灣總農戶的64.9％。臺灣省主席陳誠，在蔣介石的支持下，設立「中美農業復興委員會」具體領導和平的土改活動，設土地銀行在土改中負責發行實物土地債券，以「農民獲地，地主得利」的雙贏政策，先徵收地主保留額以外的耕地放領給農民，然後以協議購買方式由政府貸款予農民，讓農民購買地主保留額內的土地。臺灣土改不僅沒像大陸那樣殺幾十萬地主和騙過農民之後搞合作化和公社化的農奴·奴隸制運動，而是真正促使臺灣公營企業民營化。辜振甫等原臺灣著名的大地主，土改後成為臺灣水泥公司董事長。這就是紅中國農民貧賤問題的根本出路。

六·四之後，紅色中國藍色演變的自由民主化政治改革道路被黨中央的政治局高層否定，20年後的今天，擁護黨的紅色政權的達官貴人權錢聯姻，在「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的所謂「發展就是硬道理」的紅頭文件黑箱操作下，紅色中國雖然有了臺灣青龍似的經濟起飛，卻普遍沒了中華民國尚有的儒家文化傳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紅政策仍然控制農民戶口和土地，使四億以上的農民，幾乎是中華民國時代的全體農民，處於在農村做農奴、在城市做奴工的前所未有的處境。當然城市失業工人的問題少說也有一億人的窮苦不亞於農民，而這是中華民國時代城市從來沒有過的，凸現黨中國的領導黨的領導無能。解決這個現實問題合乎歷史和邏輯的結論是：共產黨應該及早以悔罪態度學習臺灣的國民黨，尊重農民；大陸民眾則須清除黨文化而由市民而公民化，法天地人似的尊道重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