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被誉为“中国第一考”的公务员考试，招进不少新人。使得已经拥有6000多万的公务员队伍，不断大量吸收了“新鲜血液”。按理说，公务员的工作（不敢说服务）水平、品德修养也必然相应地大大提高。不管它是服务型政府还是官衙型政府，老百姓总抱着：“它们的工作会改好，或者已经提高了”的企望。
不料，结果是“大谬不然”。举两个小例来说。
例一：从去年开始，全国换发（此处应该是卖发）新身份证，每人收费人民币20元。按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全市现有人口1382万，那就是说，北京公安局要从老百姓手中索要27640万元。办一个身份证当真需要这么多钱吗？这笔钱最后有没有个交代？
拿全国来说，13亿人，公安部收费就是260亿元，这一大笔费用合理吗？有没有多余？多余的钱干了什么？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该不该给老百姓一个交代？（现在的老百姓一想就想到了贪污）。
拿了钱，服务态度总该好一点吧？也不然。笔者当时到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派出所办领，向传达室的民警询问：“请问办身份证处上班了没有？”连问三声，那民警（公务员）连头都不抬，更不要说答覆你了。
我以为我什么地方作得不对，回头问身后的一位也来办证的老头：“这是怎么回事？”那位老头说：“不知道，我问了四、五遍也没理我，哼！这大小也是个衙门。”
后来看见办证处出来一个人，才知道是已经上班了。我俩进去交完20元以后：
“坐在那儿，抬头！”哢碴，一压机器照了一张像。
接着递给我一个纸条：“按日期来取。”
我和那位不相识的老头相视一笑，走出门来。走出那个小小的衙门。唉！这就是我们纳税人养着的“公务员”。
我的朋友康君，前不久回香港也办新身份证，一走进入境管理局大厅，见有人排着队。有位女士迎上来：“先生是办身份证吗？我给你一个号，不要排队，六点钟来办。”
抬腕一看，四点二十，拿了号出去先吃饭。吃过饭再来，那位女士迎上来，微笑着招呼他坐下来照相。一连照了三次，他正想责问女士是不是照相技术不灵，那女士拿着三张像走过来说：“先生，请挑选一张你满意的，我们来使用。”然后也给了他一张纸条，：“请注意这个日期，到时间来取。”照片是任你三选一，没有收取一文钱。
接着还得到“中旅社”办“回乡证”。光拿香港身份证不能进入中国，必须还持有“回乡证”。“中国旅行社”是中国的机构，办一个“回乡证”就得交港币368元。
将来我们还要收回香港，拿我们的一套管理香港，从这件小事看，同是公务员，谁应该学习谁？是一个学习能解决得了的吗？难道中国的机构脑子里就知道一个东西——钱？这也算和国际接轨？是不是纳税人供养了一批“嗜钱病”患者？
例二：朋友张君，在北京享受医保医疗。每看完病，处方上有的药总有“部分自费”的。等到报销完，就会收到医保机构一个单据，让他核查收到的报销款，钱数有没有差误。他接到这份单据后，因为不知道那“部分自费”究竟是多少，根本没法查核。为此，他给社会保障局写了一封信，意思是：——
1，“部分自费”究竟是多少？
2，听说是百分之十。如果真是百分之十，为什么不能注明是百分之十？而非要弄成一个“未知数”？为什么要搞这个没法核对的“暗箱作业”呢？
3，能不能明码标价？这种暗箱作业实际上让人核对也核对不了。
过了些天，他收到社会保障局的一封来信。内容如下：……为贯彻落实《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不降低职工医疗待遇，水平，保证医疗保险制度平稳过度，2001年2月28日我局制定了《北京市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暂行办法》，来缓解医改后职工医药费负担过重的问题。
因此，关于医药费负担过重问题，建议通过用人单位的补充医疗保险制度解决。如用人单位未按上述档规定为企业职工（含退休人员）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劳动者可向企业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地的区、县劳动保障部门社保中心医保科举报。我的那位朋友是五十年代大学毕业，楞是看不懂这份公函是不是在回答他的询问。
他让我看，我也看不出这份公务员发来的公函和他的提问有什么关系。唉！如今公务员的水平就是高，高得连老大学生也看不懂了。
这是不是也是和国际接轨了？
纳税人该不会养了一批只会编造“弯弯绕公文”，码一堆字让老百姓晕头转向的机器人吧？唉！老百姓真的是可怜呀！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不料，结果是“大谬不然”。举两个小例来说。
例一：从去年开始，全国换发（此处应该是卖发）新身份证，每人收费人民币20元。按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全市现有人口1382万，那就是说，北京公安局要从老百姓手中索要27640万元。办一个身份证当真需要这么多钱吗？这笔钱最后有没有个交代？
拿全国来说，13亿人，公安部收费就是260亿元，这一大笔费用合理吗？有没有多余？多余的钱干了什么？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该不该给老百姓一个交代？（现在的老百姓一想就想到了贪污）。
拿了钱，服务态度总该好一点吧？也不然。笔者当时到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派出所办领，向传达室的民警询问：“请问办身份证处上班了没有？”连问三声，那民警（公务员）连头都不抬，更不要说答覆你了。
我以为我什么地方作得不对，回头问身后的一位也来办证的老头：“这是怎么回事？”那位老头说：“不知道，我问了四、五遍也没理我，哼！这大小也是个衙门。”
后来看见办证处出来一个人，才知道是已经上班了。我俩进去交完20元以后：
“坐在那儿，抬头！”哢碴，一压机器照了一张像。
接着递给我一个纸条：“按日期来取。”
我和那位不相识的老头相视一笑，走出门来。走出那个小小的衙门。唉！这就是我们纳税人养着的“公务员”。
我的朋友康君，前不久回香港也办新身份证，一走进入境管理局大厅，见有人排着队。有位女士迎上来：“先生是办身份证吗？我给你一个号，不要排队，六点钟来办。”
抬腕一看，四点二十，拿了号出去先吃饭。吃过饭再来，那位女士迎上来，微笑着招呼他坐下来照相。一连照了三次，他正想责问女士是不是照相技术不灵，那女士拿着三张像走过来说：“先生，请挑选一张你满意的，我们来使用。”然后也给了他一张纸条，：“请注意这个日期，到时间来取。”照片是任你三选一，没有收取一文钱。
接着还得到“中旅社”办“回乡证”。光拿香港身份证不能进入中国，必须还持有“回乡证”。“中国旅行社”是中国的机构，办一个“回乡证”就得交港币368元。
将来我们还要收回香港，拿我们的一套管理香港，从这件小事看，同是公务员，谁应该学习谁？是一个学习能解决得了的吗？难道中国的机构脑子里就知道一个东西——钱？这也算和国际接轨？是不是纳税人供养了一批“嗜钱病”患者？
例二：朋友张君，在北京享受医保医疗。每看完病，处方上有的药总有“部分自费”的。等到报销完，就会收到医保机构一个单据，让他核查收到的报销款，钱数有没有差误。他接到这份单据后，因为不知道那“部分自费”究竟是多少，根本没法查核。为此，他给社会保障局写了一封信，意思是：——
1，“部分自费”究竟是多少？
2，听说是百分之十。如果真是百分之十，为什么不能注明是百分之十？而非要弄成一个“未知数”？为什么要搞这个没法核对的“暗箱作业”呢？
3，能不能明码标价？这种暗箱作业实际上让人核对也核对不了。
过了些天，他收到社会保障局的一封来信。内容如下：……为贯彻落实《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不降低职工医疗待遇，水平，保证医疗保险制度平稳过度，2001年2月28日我局制定了《北京市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暂行办法》，来缓解医改后职工医药费负担过重的问题。
因此，关于医药费负担过重问题，建议通过用人单位的补充医疗保险制度解决。如用人单位未按上述档规定为企业职工（含退休人员）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劳动者可向企业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地的区、县劳动保障部门社保中心医保科举报。我的那位朋友是五十年代大学毕业，楞是看不懂这份公函是不是在回答他的询问。
他让我看，我也看不出这份公务员发来的公函和他的提问有什么关系。唉！如今公务员的水平就是高，高得连老大学生也看不懂了。
这是不是也是和国际接轨了？
纳税人该不会养了一批只会编造“弯弯绕公文”，码一堆字让老百姓晕头转向的机器人吧？唉！老百姓真的是可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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