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才刚刚上幼儿园。我家住在佛山，离省城广州二十多公里的一座小城。当时的佛山，只有二十几万人口。我家里住的那栋宿舍楼有三层高，方方正正的有点象北方的四合院。邻居大部份都是知识分子。跟我们家在二层楼上同住的还有五家人，走廊的另一端的那家人，男主人是民间艺术研究社的画家，女主人是位小学教师。画家的儿女都长大了，但老两口特别喜欢小孩子。我时常到他们家里看他作画，师母有好吃好玩的东西，也会专门给我留下。
记得有一天，街道居民委员会把各家各户的大人们都叫到一起来开会。有线广播里，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震耳欲聋的革命歌曲。散会后，画家伯伯还兴致勃勃地提了一把长梯和一个油漆桶，在宿舍楼的南墙上，精心地画了一个巨大的毛泽东头像，还写上一个红彤彤的 “忠”字。这个字似乎比我的个头还要高。伯伯家的儿女，周末回家来的时候，都穿着流行的绿军装，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胳膊上缠着红袖标。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他们这一家人，都是属于革命派的。
没料到几个星期后的一个下午，宿舍楼里来了一群凶神恶煞的红卫兵，清一色的都是身穿绿军装，腰系武装皮带，手里挥舞着《毛主席语录》“红宝书”，不由分说就把画家伯伯押走了。他们的家里被抄了个底朝天。末了，红卫兵们还扛走了几口箱子，说是“反革命罪证”。后来我听大人们说，画家是”隐藏在革命阵营里的历史反革命份子”。当时的我，怎么都想不明白：横竖怎么看，画家伯伯都不像电影里面的坏蛋。
画家被关进了“牛棚”，他们家的大哥哥大姐姐也就成了“牛鬼蛇神”的子女，被清除出革命队伍，胳膊上的红袖标也不见了。伯伯的女儿，每天都低着头，提个饭盒，悄悄地从走廊上走过，给“牛棚”里的父亲送饭。后来又听说，画家在“牛棚”里寻短见自杀了。说是趁看守人员不在意的时候，一头撞到墙上的一枚生锈的铁钉上，血流了一地，等被发现时，人已经断气了。
在画家曾经画过毛主席像表忠心的那面墙上，在以后好长的一段时间里，铺天盖地贴满了造反派的大字报。
对面的三楼上，住着某银行的一个行长，他算是我们那栋楼里数得上的大人物。在过去，他们家常常是宾客盈门，特别热闹。文革爆发后，这家人的门庭一下子就冷落了下来，那些昔日的客人也都销声匿迹。有一天，红卫兵小将冲进了行长的家，揪出了行长和他的太太两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夫妇俩人都被剃成“阴阳头”。男的还用墨汁涂了两只大黑手，脖子上挂了面大大的牌子，名字倒着写，还划上红叉叉。女的脖子上吊着两只破鞋。两人被红卫兵押着去游街，一路走还一路敲着铜锣吆喝着，“我是反革命”，“我罪该万死”。稍走得慢了点，或者喊的声音不够大，小将们马上就拳脚棍棒相加。
楼下的一位中医院的院长，也许就是因为受不了批斗和凌辱，假借外出看病的机会，卧轨自杀了。他的家人还不敢公开地给“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亲人办丧事。我路过他们家的门前时，只听见门窗禁闭的屋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压抑住的呜咽声。
后来还出了一件更荒唐的事。有一天，区革命委员会派人下来，把楼里的小孩子都召集到一块问话。说是在公共厕所里发现了一条象是小孩笔迹书写的“反动标语”，内容是“刘少奇万岁”和“打倒毛主席”。
这在当时可是比任何杀人放火案都要严重的刑事案件。“革委会”真是雷厉风行，仅用了一天的工夫就神速破案，查明书写标语者是一名读小学二年级的男童。可是这个小孩的家庭出身根正苗红，怎么会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有此刻骨仇恨呢？在“革委会”办案人员的再三诱导之下，男童终于供出是宿舍楼里在园林处工作的一位女干部教唆的。小男孩这么指鹿为马地胡乱一指证，那位女干部可就倒了大霉了。项目组再一调查，女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这下子是板上钉钉子，铁证如山。女干部就以“现行反革命”被定罪判刑，关进了监狱。
现在想想，那时候满街满巷大字报和标语到处都是，触目可见“打倒ＸＸＸ”和“ＸＸＸ万岁”的文字。很有可能是小孩子不懂事，稀里胡涂地就把人的名字弄反了。而在当时一片红色恐怖的氛围下，就算明知是“革委会”办案人员在杀良冒功，草菅人命，哪里会有人敢提出异议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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