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石。画分上下两格。上格主人凭几而坐,右一人跪献。左一人跪持便面,一人持笏作拜谒状。下格左为空马车,右为二人执手。
中国的木家具与建筑、服饰、饮食一样,都是本土民俗的产物,显示出独有的魅力。
自春秋至汉代,中国古人在起居民俗中,皆为席地坐卧。以地为席,一般不需要另备椅子。商代甲骨文中虽然有“床”的象形字,但床在当时并不是普通人所用。家具的高度也有限制,以人席地而坐时的视平线为基准,或以双手活动的范围为基准,既不能高又不能低。最早的家具,是一种竹编的小方片,名“筵”。当时,礼制已贯彻到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所谓的礼节或礼俗。礼俗之中,人的坐姿,最正规的就是宾主相向而跪坐,也就是先跪下,然后将臀部坐在小腿上,名为“跽坐”。“筵”,就是跽坐时的坐垫。《诗经 大雅》中说的“授之以筵”,就是请客人于筵上就坐。
筵本是原始坐具,为何被列到家具行列,原因就是后来它被升级为榻(木制),或曰“筐床”。汉代的画像砖中,常常绘有这种矮榻,有单人坐的,也有双人坐的。榻与后来的床并非一物。有了这种坐具,当然需要承具,即承受、摆放东西的家具了。原始的承具是“几”。这个“几”字并非是简化字,而是象形字。上面一块平板,两端有垂直的支腿;也有将平板夹在两腿中间,呈“H”形的。平板上可摆放礼器、酒具等,古人称之为“承几”、“食几”,也有称“凭几”的。宾主入坐,凭几可以放在身前,也可以放在身后。放在身前的凭几如同小板凳一样,坐累了可以俯伏;放在身后的凭几呈弧形,类似后来的圈椅靠背,以备入坐后倚靠。因此,这种凭几有蹄足作支撑。
凭几是为了久坐舒缓身体之用,因而古代的车厢中也常设凭几。比如,南宋六朝墓中,就曾出土过车厢内设有凭几的陶牛车。凭几与方凳结合,就演变成我们现在的椅子了。
桌椅等高足家具,是席地坐卧之民俗改变以后的产物。曾有人依据宋徽宗赵佶所绘制的《听琴图》上的案几、椅子,来判断高足家具是在宋朝才出现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国自两晋南北朝时,西北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后,佛教文化便影响了内地,中原地区的旧有礼制、礼俗多有破坏,使得坐姿大为解放,既可以斜坐,又可以“蚨坐”(盘腿而坐),还能够“箕坐”(双腿前伸,呈簸箕形)。而原来的《礼记》中就有“坐毋箕”之规定,是不准这样坐的。而且,从两晋南北朝遗存的壁画、画像砖等形象资料来看,道释人物的坐具禅椅(敦煌莫高窟285窟)、高凳(龙门莲花洞)、胡床(敦煌莫高窟257窟)等高足家具就已经出现了。
在“几”的平板下加支足,可谓后世家具的母体了。平板若是起沿,下加短腿,取其轻巧,即为“案”。河南信阳县台关楚墓就曾有实物出土。梁鸿、孟光故事中的“举案齐眉”举的就是这种案。辞书上的解释是“小者为几,大者为案”。这是根据几千年的家具史而言,汉代以前肯定不是,不然的话,孟光岂有如此举案的臂力?桌子确实是“几”的高足化产物,后世的案其实就是桌子,如书案就是书桌。“几”加上箱即为柜,汉代就有了。
中国汉代以前的家具,很多都能显示出当时的民俗、礼俗,如屏风一般都设在床前或榻前,挡风的功能很小。辽宁省辽阳市汉墓的壁画,绘有主客相对而坐在带屏风的榻上,让屏风隔开侍者,突出了主人的尊荣显贵,家具的礼俗性从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中国木家具还是本土各民族风俗的融汇物,胡床即为一例。胡床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床,而是一种皮面可以折叠的交椅,类似现在的马扎,但系高足,人可垂足而坐。胡床传入中原地区后,影响到木家具的高足化,也启示了后人,使得后世的造床趋于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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