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说了,毛泽东在世时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学“毛选”,如今死去多年,其丑闻不断被披露,早已被绝大多数人唾弃,谁还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这里所指的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写在《毛泽东选集》里的,也不是其党羽所鼓噪的,而是毛泽东一生用来指导其实践的。有什么不同吗?大不相同,概括起来几句话,大家不妨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或多或少在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实践:
喜怒无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褒某个人,捧为完人足赤,恨某个人,贬为十恶不赦,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无所不能,一贯正确,宽以待己,严以责人,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过错推给别人,非友即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极端利己,为所欲为,下面一条条加以列举:
喜怒无常 —— 1956年,毛泽东在其饭局上对将钱学森说“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大跃进失败后,钱学森对于“粮食亩产超万斤”的鼓噪做了检讨,本来是想替他分担责任,不想马屁拍得不是时候,正值“龙颜不悦”,反遭奚落,“你也冒叫了一声”。文革后期,李庆林对教师待遇低,社会不正之风不满,给其写了封牢骚信,原本是报着不想活的念头,他知毛是最痛恨知识分子的,却不想被“寄上三百元”。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 高兴了就“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苏联才是我们真正的祖国”,翻脸了就“三分合作,七分搞不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苏修亡我之心不死!”… ,毛驾崩之前,彭德怀还是那个彭德怀,刘少奇还是那个刘少奇,苏联还是那个苏联,但评价却如此之悬殊。
曾几何时,他提出“工业以粮为纲,农业以钢为纲”,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则被斥之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 国内的就不屑一提,由于毛在国内近三十年的倒行逆施,在国际上也遭到鄙视,“帝国主义阵营”如此,“社会主义阵营”亦如此,尤其是文革被形容为“臭名昭著”,“红卫兵运动”,只有阿尔巴尼亚一家支持。“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不见了”,“ 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由莫斯科转移到北京”,这不过是毛的梦呓,他心知肚明,毛的“朋友”寥若晨星,只有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柬埔寨以及一些非洲国家,这些国家(政府)的特点是,顺着毛,讲毛爱听的话,支持毛的观点,大批的人力物力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那里。甚至,逆我的朋友等于逆我,顺我的敌人等于我的敌人,苏联赫鲁晓夫时代,援华了大批项目,1959年,赫鲁晓夫又带去大批援华项目去见毛,却遭到毛的冷遇,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赫氏先前批判了毛的朋友(确切点是父亲)斯大林,毛已心生不快,如今又跑到我的敌人美国那里,搞什么“和平共处(戴维营精神)”。
无所不能 —— (共军)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中国的主流“精萃”们几乎众口一词,“陈云是中共的经济学家”,毛泽东不服气,撇开陈云搞大跃进,结果一团糟。这一点被现代“企业家”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趁“经济转型”的混乱“淘得第一桶金”就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了,事无巨细,一人作主。
一贯正确 —— 古代开明皇帝做错事,会下“罪几诏”,谁见毛泽东罪己过?不要说罪己,就是自我批评有过吗?这可是他亲自倡导的(见《批评和自我批评》),建政以来做了那么多坏事,土改、镇反、韩战、大跃进、文革,什么时候道过歉?有人说,毛泽东不是给自己“三七开”了吗?错了!毛泽东的原话是:“文化大革命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七分成绩,当然是“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三分错误谁负责任?显然是没有执行好“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褒某个人,捧为完人足赤,恨某个人,贬为十恶不赦 —— 当彭德怀因发动“百团大战”,周恩来因“经验主义”挨整之时,名不见经传的工会头领刘少奇伙同王稼祥正掀起第一轮造神高潮,前者也因此一下跃居党内二把手,建政后并首肯为“接班人”。爱将林彪为其打天下,不可谓不立下汗马功劳,“七千人大会”,又掀起新一轮造神高潮,被一跃提拔为党政军二把手,唯一的副主席,副统帅,“亲密战友”,毛遂“史无前例”地把林彪做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成为全世界乃至“兄弟党”的笑柄。风云变幻,世事难料,刘少奇因“和平时期,死了那么多人,你我都要载入史册的”之一句话,昔日的“共和国主席”,成为阶下囚,并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死时连用真名火葬的权利都被剥夺。林彪则被贬斥为“孔老二的孝子贤孙,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死无葬身之地,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宽以待己,严以责人,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过错推给别人 ——全党全国都不能拿稿酬,唯独他可以,至其驾崩为止,累计达七千五百八十二万余元。毛在世时,大的内斗居然有十次之多(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众所周知, “八一南昌”兵变比秋收暴乱早一个多月,当时的主要某逆是贺龙、朱德、周恩来等叛匪,所以篡政后,把八月一日作为共匪军的“建军节”在匪帮内部早已达成共识,并写在“宪法”里,然而 1965 年,突然取消了军衔,同时取消的还有军徽(的八一标志),尽管当时给出种种“理由”,尽管当时不是毛泽东亲自提出,但一经提出,毛立即首肯,“这个牌牌我早就想把它搞掉了”。在这以前,毛也不止一次说过:“我看到那个牌牌,就不舒服”。若说取消军衔,还能牵强附会,那么抹煞“八一”就毫无道理,这说明毛对八一兵变早于他的“秋收暴动”早就耿耿于怀,但又不便于用“镰刀与锤子(来源于苏俄)”来取代,因为那时恰逢中苏关系恶化,又显得太露骨,遂把军扣做得光秃秃的,帽徽改成大溃逃(所谓“长征”)时的五角星帽徽,因为长征的最终领导者是他毛泽东,那么“‘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也就名正言顺了,从此,了却了毛的一桩心病。文革当中大提“秋收暴动”,虽然“八一” 兵变也没有禁止,但却绝少提起,不知周恩来、朱德等人当时心情如何。
尽管是大溃逃,但内斗从未停息,最终“遵义兵变”,毛篡了权,“力挽狂澜”,“把革命的航船引向胜利”,更是喋喋不休,老生常谈。
非友即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 这一点的示范效应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影响极其恶劣,使我们的民族不懂得妥协,使我们的人民“窝里斗”加剧。海外民运人士少之又少,是当代进步力量,是民族的希望,可是纵观二十多年,内斗不断,影响力日衰。企业内部也是明争暗斗,一部分人一定要把另一部分人整走、整进监狱,凡此种种。
毛泽东经常提起“两点论”,对任何事物要“一分为二”,可在其执政那么多年,找不到一例,国外的前面列举过,国内,没有被打到的,死后的盖棺定论都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是我党的一大损失”等等。包括被他树立的“英雄现象”,“先进人物”如董存瑞、黄继光、刘文学、向秀丽、王进喜、陈永贵、雷锋、焦裕禄…,哪个有缺点,哪个不是完人?包括他毛泽东,岂止是没有缺点错误,简直是神了。相反被他都倒的,或有潜力和他争夺 “伟光正”的党魁们,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李立三、瞿秋白左倾冒险机会主义,罗章龙、张国焘分裂主义,王明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崇尚“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在一轮接一轮的权斗中,毛泽东始终利于不败之地,不愧为常胜将军,但他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又不知反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只是个时间问题,尽管他历届衣钵继承人都在把他捧为祖宗,继续为他文过饰非。
极端利己,为所欲为 —— 毛泽东青年时就有乌托邦思想,并且和几个同窗进行过短期实践,虽然失败了,但并不认为理论有问题,建政后权力无限,“神州大地”为他提供了试验场,急于实现其梦想,想要把华夏变为比汉唐盛世更美好的国家(见沁园春•雪),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他不顾当时的国情,不倾听专家学者的意见,不顾高级幕僚们的一致反对,恣意要“超英赶美”,搞“大跃进” 、“大炼钢铁” 、“大锅饭”,由于严重违反客观规律,失败是在所难免,他虽然有所收敛,但并无真心吸取教训,改正错误,而是为标榜自己“英明伟大”,“一贯正确”而蓄意整人,甚至不惜使国家陷于动乱到他“生命最后一息”,长达十年之久,这样性质就变了,由“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彻底转变成独裁君主。
结束语 —— 鲁迅早年就对“中国人的劣根性”痛心疾首,然而70 多年过去了,这种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在毛邓江胡的恶劣示范下愈演愈烈,摒弃毛泽东思想必须从我做起,否则,这样下去,我们民族真的一点希望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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