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的“国学大师”

北京大学东语系原主任季羡林教授因年事高迈辞世，大陆学界、政界掀起季羡林热，从总理温家宝、所有媒体以及凡与季羡林有一点关联者，皆誉其为“国学大师”，以至喋喋不休说、反反复覆颂、曲不离口唱。

藉此机会，我化了点时间，查阅了1949年后尚活在大陆又死在大陆而与国学沾亲带故的著名学人，与季羡林予以对照，以为“国学大师”说留一点民间底层者或曰野史的声音。

我将这些人物分四组：遗老类、社会类、御用类、另类。分法不严格，故妄听之。

第一组：

尚秉和、余嘉锡、唐邦治、张国淦、朱师辙、岑仲勉、邓实、马衡、柳诒征。

第二组：

马一浮、陈寅恪、熊十力、汪东、顾颉刚、吕思勉、冯友兰、胡少石、钱基博、金毓黻、马叙伦、邓之诚、梁漱溟、陈序经、姜亮夫、汤用彤、刘文典、唐兰、吴宓、高亨、朱谦之、潘光旦、郑振铎、罗尔纲、张申府、钱锺书、钱仲联、黄现播、雷海宗、王重民、周予同、陈梦家、向达、程千帆、金兆梓、罗尔纲、蒙文通、金岳霖、缪凤林、谬钺、徐中舒、徐梵澄、杨向奎、阎宗临、张舜徽、严北溟、夏鼐、吕澄、吕叔湘、王力、夏承焘、王利器、苏渊雷、纳忠、季羡林、马坚。

第三组：

郭沫若、陈垣、白寿彝、杜国庠、范文澜、翦伯赞、吴晗、任继愈、侯外庐、吕振羽、沙文汉、周一良、周谷城、尚钺、俞伟超。

第四组：文怀沙、翟鸿燊。

遗老类中的柳诒征是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图书馆学家、书法家，后人誉其为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中国文化学奠基人；惜乎1949年后不为世用，晚年居沪以读书校书为乐，卒于1956年，寿76岁。马衡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年，1949年后留任，1955年辞世。其它人如尚秉和、余嘉锡、唐邦治、张国淦、朱师辙、岑仲勉、邓实诸位，都是生于清末而成名于民国故世于5、60年代者；如岑仲勉，生于1885年，比陈寅恪还大5岁。陈寅恪阅岑文后致信陈垣褒扬岑曰：“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岑于1961年因病去世。遗老类学人虽学养深厚，但总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与政治无关，或曰不为政治所用，又死得早，大陆政要以至学界，无论当时的，遑论现在的，早就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国学大师”名号即曾与他们有缘，也只是留在了他们的著作文字里了。

马一浮，论者谓与梁漱溟、熊十力齐名，然梁往访湛翁时，自称后学，执师礼：梁由湛翁弟子乌以凤引进门，“谒先生于延定巷。入门，梁先生长揖下拜，表示尊敬之意。”梁漱溟对熊十力有知遇之恩，熊曾从学于梁；可见马一浮之学深之位尊之德高望重。

梁启超说清代读书人“后辈之谒先辈，率以问学书为贽。——有著述者则媵以著述。——先辈视其可教者，必报书，释其疑滞而奖进之。”熊十力持《新唯识论》求见马一浮。湛翁读后大加赞赏，遂资助出版。马一浮也赠书梁漱溟：1921年梁马初识，马一浮以两部木版刻字重印的古籍相赠，一部是宋儒杨慈湖的《先圣大训》，另一部是明儒罗近溪的《旰坛直诠》。梁漱溟说自己读后受益不浅而深爱之。1922年，梁漱溟书写了一条幅：“毫忽不能昧斯须不敢瞒——春日读近溪集有省”，装裱起来，悬于室内以自勉自励。

李叔同长马一浮三岁，又剃度出家，成为一代大德高僧，却在佛学方面一直把马一浮视作良师，真诚推崇马一浮。李叔同对他的学生丰子恺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湛翁之学养若此。

马一浮不卑不亢，深得中庸精髓。与湛翁并世者，郭沫若甘卑，冯友兰偶贱，梁漱溟过亢，陈寅恪甚傲。至若马一浮，则卑亢得宜，无论对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以及自居弟子执礼甚恭的元帅陈毅，皆应对裕如；得失宠辱，平常淡然超然，去狂狷，远乡愿，又绝无失礼之举，若羚羊挂角，如天衣无缝。马一浮似乎从未作过什么检讨。其人品其处世若此。

乡先贤王敬身是马一浮入室弟子。师弟唱和，传为佳话。王敬身公子王策现居西班牙，书房中悬挂湛翁赠乃父诗的书法条幅，其字冲淡，已臻化境。笔者每访王君，总要瞻读留恋湛翁墨宝前。

就是这样一位国学大师，1967年文化革命中，史无前例地在杭州寓所被活活地折磨死了。“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是专门毁灭国学和国学大师的。马一浮深谙国学精髓而不明阶级斗争奥妙。湛翁自知不久人世，留诗《丁未（一九六七）告别诸亲友》：“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湛翁绝笔与老友弘一法师临终偈语：“悲欣交集”异曲同工，都是那么平和而安适达观，相侔庄子“齐生死”的境界。

陈寅恪是清华国学四巨子之一，另三位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不幸或早死了或死在美国，独陈寅恪有幸活在了1949年后大陆的“新中国”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盛典”。

陈寅恪学贯中西，见远识卓，在清华讲课时，名家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吴宓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曾面斥蒋介石“你是军阀”、恃才傲物的狂生刘文典说：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刘算自己半个。“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胡适之在自己的日记中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在北大图书馆扇过毛泽东一个耳光的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1949年后，北京硬要陈寅恪从广州北上来主持中科院的历史研究所，郭沫若还不愿意屈居第二，处心积虑地设置了一个研究中古史的“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之职虚位以待陈高就。陈寅恪以白纸黑字回应曰：“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这却如何使得！于是，陈寅恪留在了广州中山大学。1961年，郭沫若还两次登门拜访陈促驾不果。

郭沫若1961年3月13日日记：“同乃超去看陈寅恪，他生于庚寅，我生于壬辰，我笑说今日相见是龙虎斗，伊左目尚能见些白光，但身体甚弱，今年曾病了好久。胃肠不好。血压不大高。”郭氏1961年11月15月再访陈寅恪，记曰：“『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渠闻此联解颐，谈约一小时，看来彼颇惬意。”

好事者将此联演绎为郭沫若与陈寅恪斗才对联的故事。郭氏问陈生辰后，出上联“壬水庚金龙虎斗”，壬水、庚金分指郭陈生辰，龙虎乃郭陈属相。陈即应口对出下联：“郭聋陈瞽马牛风”，以郭重听陈失明的生理特点巧对，更妙的是“马牛风”对“龙虎斗”，直是绝对！其实，这副对联是大才子郭沫若化了半年时间想出来的。郭氏自诩宗奉马列，暗指陈氏为“牛”，隐含“对牛弹琴”之讽，不可谓不高明。郭氏是否有对陈寅恪卖弄之意，不便遽断，但不怎么服气则是自我坦言的：“我笑说今日相见是龙虎斗”。坊间如此别开生面变异传此文坛佳话，褒陈贬郭之意显矣。

1969年，陈寅恪在文化革命中遭批斗至死，死前从床上爬起摸索着（已完全失明）欲寻一口水喝不得而倒毙床脚边。

季羡林的国学大师与马一浮、陈寅恪的国学大师自然有距离。季羡林擅梵文、巴利文，学有专长，但冷僻，极冷僻，赞其“国宝”或当，誉其“国学大师”则过。季生前曾专门郑重其事地声明辞去“国学大师”连带“学界泰斗”、“国宝”三大帽子。这是自知之明。凡学问，到了一定境界就能流转相通。季氏是一流学者，岂不明是理，明白无误的被人当猴耍而遗世笑柄！奈何当局和学界需要他来充当国学大师。在当局是政治需要；在学界是不学驱使。

除马一浮、陈寅恪外，上列社会类学人或通才或专业，都不下于季羡林。试随便捡出几位一叙。

胡少石是文字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艺术家，于古文字、声韵、训诂、群经、史籍、诸子百家、佛典、道藏、金石、书画，以至辞赋、诗歌、词曲、小说、戏剧，无所不通，尤以古文字学、书学、楚辞、杜诗、文学史最为精到，著作等身。胡少石学问成就绝大部份在1949年前。胡小石不事权贵。1946年总统蒋介石60寿辰，朝野各色人等竞相献礼。有一“民意机构”派人请胡少石撰写寿文，胡少石一口回绝。来人曰：“前时美军将领史迪威逝世，公祭典礼上的祭文，不是先生写的么？”胡答道：“史迪威将军来中国帮助我们抗战，所以我才为他写祭文。再说，我只会给死人写祭文，不会替活人写寿文。”胡生于1888年，1962年死在大陆，那些年，全国大饥荒，饿殍遍野。胡少石死后，其在联合国任职之长子胡令德回大陆奔丧，欲将父亲书诗集带到香港影印出版而未能带出。此后胡次子为先父编成诗词全集，寄往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以政治原因退稿。未几，文革骤起，书稿遭毁。笔者想查明胡少石究竟是怎么死的，竟然搜索无着，介绍胡少石的文字仅得寥寥数百字。这样一位地道的国学大师，人们早就把他忘到九霄云外了。

史学界四大右派向达、陈梦家、雷海宗、荣孟源。

向达学贯中西，是著名的敦煌学、中外交通史专家，曾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1954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7年遭整肃为右派，1966年底文革中，逃不过一死，66岁，比季羡林大11岁。

陈梦家师从闻一多、徐志摩、钱穆，专长考古学、古文字学、诗歌。1949年后，从海外投奔祖国，却在50年代初三反五反运动中就遭整肃，诬其贪污；1957年说了句“文字改革宜慎重”，被划为右派，沦为贱民；文革期间强迫他长跪在院里，被人吐口水，罪状是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得要命”。闻一多陈梦家诗人浪漫，师徒情深，相互调侃揶揄，佳话多多；未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严肃正经得要命，陈梦家平素打趣笑谈乃师的玩儿话差点要了他的命。1966年8月24日陈梦家服药自杀未果，同年9月3日，终于死成了，得以解脱。其死状为自缢，或曰遭被打死后伪装成自杀，死年55岁，与季羡林同庚。

雷海宗有“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史学之宗”的美誉。潘光旦赠诗：“不争两字见平生，全部工夫铸史成。”奈何平生不争，也躲不过地网天罗罩定，1957年雷遭整肃为右派，沦为贱民，幸1962年早死，免罹文革之辱。雷比季羡林大9岁。

荣孟源，是中共培养的历史学家，协助范文澜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观，1957年难逃一劫，文革中落入地狱，批倒斗臭；1985年故世，72岁，比季羡林小2岁。

史学界四大右派与季羡林是同代人，治学专业不同。其中陈梦家堪与季羡林一议。

陈、季文革时都是55岁，过了知天命之年，应该不会如青年学生那样受惑冲动了。陈梦家因有前科，“男儿脸刺黄金印”，无论他有多大的学问，都是“越多越反动”，注定了没有好下场。季羡林则投身革命大潮，成了文化革命中的弄潮儿。季原先在当红人物聂元梓与对立派之间摇摆，一时跑到“新北大公社”献殷勤，一时又泡在对立派中套近乎，最后咬咬牙参加了“井冈山”，当了头头，那时称“勤务员”，还是“一号”的。这恐怕是文化革命中著名学者中唯一的景观。不仅是学者教授不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是唯一的，55岁的教授成了造反派头头也可能是唯一的。虽然季羡林时与聂元梓同派，时又对立，但这正与聂元梓时造反时保皇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追溯起来，聂元梓苗红根正，造反有理；季羡林半路出家，脱胎换骨，又红又专。可谓走殊途欲同归。——季羡林在北大1957年反右运动中是积极份子，抓批打右派份子十分进步；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也异乎寻常的前卫，反对校长陆平。彼时，季羡林是北大东语系的教授、系主任。东语系另有一位教授马坚，回族，也是国宝级人物，曾赴开罗求学，以阿拉伯语撰写了关于中国伊斯兰的书籍，并把《论语》诸中国文化书籍翻译成阿拉伯语。1957年，马坚遭整肃为右派。这段历史，笔者得之于一位尚健在的口碑甚佳的北大学生右派。现在季羡林的档案数据（当然指在网上能查到的），对1957年的历史回避了，1964年社教中反陆平一节则被写进简历中。是因为社教运动是刘少奇王光美领导进行的因此是正确的？我不明其中究竟奥妙，只是照录这段史实罢了。有一点则是明确无误的：有此渊源，季羡林在文化革命中，以著名学者教授也就是牛鬼蛇神之身一变而为造反组织的一号勤务员，铸就了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可能绝无仅有的一道反向景观，于季氏自己而言，也就顺理成章、自然固然了也。

季羡林与聂元梓有互相揭短的文字，恰曝露了季和聂的真实。有论者曰：聂元梓“大作辩解，越描越黑”。其实，季又何尝不是。以大师级学者骂聂“破鞋”，恐怕不怎么象话。聂元梓即便真曾有婚外情，就非要不问青红皂白等同于辱骂为市井间的“婊子、破鞋”么？季还说过什么：我可以有一千种方法报复那些整肃批斗我的人，但是我不云云。打手拳师、村夫怨妇如此思维，可以说是高境界了，季在思想人品层面上，与打手拳师、村夫怨妇同。作为一流学者、洞明世事的长者，季在文革中的投机行径以及以后反思的浅薄和诿过饰非甚至泼妇骂街都只能让人让历史宽恕他。

季羡林回忆文字中说当时吹捧江青和聂元梓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措辞造句令人作呕（大意）。这是很准确的回忆，意思也是很正确的；因为当时全中国以至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全力表彰褒扬聂元梓，江青则是毛的夫人，是文化革命伟大的英勇的旗手。现当今大陆对国学大师季羡林的仰慕崇拜张扬宣传不是彼时北大大字报可比了，所有的纸媒、电台电视网络、手机短讯，一座立体的多维的媒体王国正盖地铺天地展开这场活剧；这是因为总理温家宝三探季羡林，这是因为60年文化的沉沦堕落，国民全体未明何谓国学、何谓国学大师。这些捧吹的令人作呕的话语文字闹剧，从1966年季羡林发现的开始，延续至今，愈演愈烈，还会继续下去。党文化不除，永无宁日！

陈梦家、季羡林这两位同龄的一流学者人生道路迥异若此。

向达、陈梦家、雷海宗、荣孟源四位不是上列名单中佼佼者，较此四位资历学养人品成就深邃且高者比比皆是，都可以名副其实地跻身国学大师行列，最起码是他们专业的大师级学者。

马叙伦早在蔡元培长北大时期，就与马寅初有“二马”之称，名重当时，非独文字学上造诣甚高，书法艺术亦独树一帜。1949年后是第一任教育部长，因年高德劭，破例得毛泽东特准不用每天坐班。

梁漱溟以中学学历，24岁就聘北大哲学系，比胡适之年轻一岁；冯友兰、顾颉刚、王昆仑、朱谦之、朱自清、谭平山、张国焘都是他班里的学生。

吕思勉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中国四大史学家”。

汤用彤、吴宓是与陈寅恪并称“哈佛三杰”者。

熊十力、顾颉刚、刘文典、邓之诚、朱谦之、潘光旦、张申府、罗尔纲、陈序经、姜亮夫诸位皆学富五车，各擅专长。

钱基博是钱锺书老子，非父以子贵，乃有其父必有其子。

余者除学问与上述诸大师相埒外，另有一大同小异者：不是1957年反右遭整肃沦为贱民，就是文化革命中受践踏蹂躏批判斗辱，或伤或死或幸存。伤者，妻离子散；死者，家破人亡；幸存者，历尽捶楚，九死一生。所有大师级学问，“越多越反动”，遭际越苦辛越惨酷。

现在来看看御用类者。

郭沫若新诗坛祭酒，考古、戏剧、书法皆为大家，当之无愧的大师级学人，当然也是花瓶首座，官封副总理，爵至终身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输诚堪称第一，赏赐无以复加，文化革命中仍遭批判，其子自杀、下狱，仅以身免斗辱。

陈垣资历人品成就皆上上乘，毛泽东御赐“国宝”，尊以“师”称；原虚位以待陈寅恪的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之职是陈垣接任的；惜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身不由己，十余年间，大师专写短文（20余篇），天人交战，至1971年91岁时遭批判斗辱至死。

与陈垣相映成趣者冯友兰。冯陈学养相当，陈垣无奈整卖，冯友兰投机零售；幸冯只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卖三五年，其一以贯之的的哲学思想尚得存大半璧。

范文澜、吕振羽、杜国庠、翦伯赞、吴晗、侯外庐、沙文汉、周一良诸位系中共党培养的学者，都有大师级的真才实学，除周一良外，都是共产党员；诸位的人生结局却只有不是共产党员的周一良得善终。

范文澜着《中国通史简编》，延安时代就被作为中共党内教科书。文化革命中，范的处境类郭沫若，毛泽东视需要一会儿保他，一会儿耍他。范遭冲击批斗，1969年赉恨以殁。范死后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毛还点名鞭尸。1973年7月3日毛泽东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哪些“知识分子”呢？他老人家接着说：“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

吕振羽，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着《简明中国通史》，与范文澜齐名；1949年后任吉林大学校长，当选中科院哲学社会部学部委员；1963年因叛徒嫌疑下狱，文化革命二度入狱，8年囹圄，身致重残，狱中高呼口号“打倒托匪陈伯达！”遭审讯800余次。1980年1月平反，7月故世。

翦伯赞，维族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文革中翦伯赞夫妇不堪精神和皮肉斗辱之惨酷痛苦，双双仰药自尽，遗体口袋里装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字条。

杜国庠，1916年留日时从河上肇教授接受学习马克思主义，3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有被捕史，1949年后不得重用，幸于1961年去世，免遭文革之辱。

吴晗，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副市长，早年加入民盟，又加入中共，明史专家，为中共写了许多文章剧本；文革中以《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札记》见罪，遭数百次批判斗辱，跪玻璃渣，流沙灌颈，头发拔光，唾沫淹身，1969年狱中自杀，妻儿惨死，家破人亡。

沙文汉，浙江省长、浙大校长，1925年加入中共，1957年遭整肃为右派后致力历史研究，1964年病故，免遭文革斗辱。

候外庐，翻译《资本论》，所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总结几千年思想遗产的巨著”。人或曰候系翻译《资本论》起家，候自白：从《资本论》吸取的营养，一生受用不尽，其实是《资本论》永远引导着我前进。文革中候遭批判斗辱，幸未死，1987年病故。

周一良，曾从学邓之诚、陈寅恪，得陈赏识；1946年从哈佛毕业返国执教于清华北大。文化革命中周积极参加“梁效”写作组，成为毛泽东江青文化大批判主要打手之一。文革结束后，周遭整肃，悔罪有术，辩解有方，改换门庭，继续效劳，安然无恙，依旧荣华；2001年以88岁高龄寿终正寝。

谷城，早年与毛泽东同事相友善，治通史，任教复旦历史系，名闻天下；文革中遭批斗，扫厕所，得毛泽东解救，载诗载歌颂圣，最高官阶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白寿彝，1949年和郭沫若创办中国史学会，负责主编的《中国通史》于1999年出齐12卷22册1400万字。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致信贺。白氏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55万读书人被打成右派，沦为贱民。文革中，白氏仍遭整肃批斗厄运。

任继愈，宗教史家。梁漱溟说：“任继愈不行。任写了篇文章评论宗教的，也可以说是诋毁宗教的。毛看到了，也许是送给他看的。毛大为欣赏，马上成立宗教研究所，派任继愈当所长。所长不能光杆一个，要网罗一批人，我记得我一个最熟的朋友叫朱谦之的被拉去参加这个宗教研究所。”梁漱溟无论年齿资望学养皆为任的师辈甚或太师辈，如此在私人场合评骘任，并不越轨而中矩合范。文革中任遭整肃批判斗辱，下放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严重受损。任对文革经历噤声未言。文革后，任大红大紫，以任名义领导、整理、编纂的大部头史籍动辄上亿字，“《中华大藏经（下编）》预计2－3亿字、《中华大典》预计7亿字”。笔者见过任参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50卷，其实是党史非国史，于五十余年间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人物语焉不详，多有略而不记或涂抹修改不实者。任与季羡林同日去世，小季5岁。

由于查阅资料，得悉2006年大陆有评选国学大师活动，选出“我心目中的十位国学大师”，如次：王国维、钱锺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收到选票1242993张，状元王国维得票68890张。

候选国学大师五十位，如次：俞樾、孙诒让、杨守敬、王先谦、刘师培、严复、沈曾植、王国维、辜鸿铭、廖平、黄侃、章太炎、鲁迅、钱玄同、吴梅、罗振玉、蔡元培、沈兼士、傅斯年、余嘉锡、柳诒征、吕思勉、胡适、汤用彤、陈梦家、马一浮、熊十力、张君劢、蒙文通、陈寅恪、范文澜、陈垣、郭沫若、唐君毅、顾颉刚、吴宓、赵元任、徐复观、金岳霖、王力、高亨、夏承焘、梁漱溟、钱穆、冯友兰、任中敏、牟宗三、钱锺书、梁启超、康有为。

提出候选名单者是“冯其庸、汤一介、庞朴等专家”。我震惊于国学大师也时髦到可以像选歌星、美女似地让“粉丝”挑三拣四，但一想到还有另类的“国学大师”，也就见怪不怪了。

最后略述另类的文怀沙、翟鸿燊。

文怀沙学楚辞，网上有关他的文字很多：年龄假，“寡人有疾”真，学楚辞模糊，应该已见分晓。这也不应抓住不放，毕竟有些是隐私。只是反过来以道貌岸然欺人惑世，与非专家大师而以专家大师欺人自欺自况自喻自诩自娱同，则不免品下下。这与有真才实学因政治故而别样面世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翟鸿燊据网上介绍，是位教人赚钱的大专家，无论如何拐弯勉强，也与国学大师相隔十万八千里，怎么就能异口同声地牵扯上了呢？请看他的头衔：北京支点未来管理咨询公司特聘高级培训讲师。中国营销实战训练导师，国学实践应用学家，经济与文化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现任道昂国际集团董事长、中国国际人才工程学院院长、DAM营销拓展机构总裁、北京大学中国企业家训练中心总监、中国经营报专家顾问团首席顾问、美国国家大学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

百思不解！突然想到，张培莉因为专营宝石，戴上了“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桂冠，上了大陆“百度百科”和海外“维基百科”的中国地质学家榜。“百度百科”如是曰：“张培莉，温家宝总理夫人，（1943年—），比温小一岁。甘肃兰州人，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曾担任中国珠宝协会副主席、中国宝玉石鉴定委员会主任、国家珠宝检验中心主任等职务。”

不解，一思也不思了。罢了！

刚将大师级的学人从泥潭地狱中拉上来，开始还原其常生态，就急匆匆走向了另一极端——尽人皆大师的最有钱或最不值钱了。

1949年后，中国大陆国之不国，世之不世，学之不学，人之不人，亦至矣。国学大师九泉有知，然后学小子言乎？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