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京办的起源和一种被称作“邸”的旅舍紧密相关。秦朝时就已经出现了邸，它设在京城，有专门的用途。具体说来，归降的少数民族首领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官员，因公务来京城，就居住在邸内。管理邸的政府机构，则被称为“属邦”。汉朝时期，为了避刘邦的讳，“属邦”改称“属国”和“典属国”。起初，住在“邸”内的各少数民族首领和官员，办理完手头的公务后，就离开首都，回到属地。渐渐因为实际需要，少数民族就在邸内派驻了常驻代表。这些常驻代表的工作，就是在朝廷和地方之间搞联络工作。这种邸就类似于现在的驻京办。
吕后用“驻京办”囚禁不听话的诸侯王
在汉代，邸的种类很多。其中级别最高的，是国邸。国邸，就是诸侯国邸，专门用来接待前来朝见皇帝的诸侯王及其随从。
西汉初年，刘邦逐步废除异性诸侯王，在全国各地大封同姓诸侯王，诸侯王的封地面积广阔，手中握有的权力极大。为了实现对诸侯有效控制，汉朝制定了朝请制度。诸侯王须在规定的时间，到京城觐见皇帝。当时的京城长安，有“赵邸”“代邸”“燕邸”“齐邸”等诸多国邸。
一旦和皇家的内部斗争沾上关系，国邸有时候就成了人间地狱。史书记载，汉高祖刘邦死后，皇后吕雉的儿子刘盈即位，即汉惠帝。惠帝的皇后没有儿子，吕后就让她假装怀孕，然后找到几个男孩冒充惠帝之子。其中一个叫刘恭的，被吕后立为太子。刘恭与吕后不合，招致吕后不满，吕后借口刘恭并非刘氏后人，将他和其他几位诸侯王送进国邸幽禁，当天夜晚，他们全部被处死。西汉时期，分封各地的诸侯王一旦被废，也会被投入国邸。运气好的，软禁一段时间后，还能回到自己的封地，运气差的，就丧命其中了。
当然，国邸的性质也决定了，它有时候会成为诸侯王的福地。例如，《史记》中记载，吕雉死后，代地(“代”为一个地名)的诸侯王刘恒被推举为新皇帝。刘恒(即汉文帝)随即赶往京城。群臣先将刘恒迎接进代国邸，一番计议后，行君臣之礼，皇帝即位。随后，皇帝入住皇宫。汉文帝之后，诸侯王登基皇位，都必须先入住国邸，受过群臣拜谒，才能入住皇宫。
书生朱买臣开创了客居驻京办跑官的先例
从修建的初衷来说，郡邸的服务对象，都是公务在身的人员，并不接待一般人。可是，因为是地方政府出资修建的，因此，郡邸里的常驻人员，也通常由地方派出。渐渐郡邸也开始收留一些来京城谋差的“京漂”。如《汉书·朱买臣传》中，就曾提到郡邸的这一用途。
会稽人朱买臣，是个穷酸书生，四十多岁了，靠和妻子一起砍柴为生。后来，老婆和他离了婚。过了几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朱买臣跟随上报账目的官员押送行李车到京城，想谋个一官半职。奏折递上去以后，久久没有答复。朱买臣带的粮食吃完了，手头也没有钱，于是他就赖在稽郡邸，从服务人员那里蹭饭吃。也该朱买臣走运，他的同县人严助受皇帝宠幸，严助向皇帝推荐了朱买臣。朱买臣被授予会稽太守。就这样，穷书生朱买臣衣衫褴褛怀揣梦想来京城闯世界，结果真的坐着郡邸的马车体面地衣锦还乡了。
朱买臣的经历，开创了客居驻京办跑官的先例，无疑也给一门心思想当官的书生们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
中国最早的新闻事业在“驻京办”起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驻京办”还孕育了中国最早的新闻事业。现代著名新闻学家戈公振在他的《中国报学史》一书中推测，早在汉代，可能就出现了邸报。而关于邸报的最早文字记载，据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完颜绍元考证，则出现在唐朝。
唐朝时期，全国州一级以上的地方政府，都向京城派出办事处。州一级的称州邸，道一级的称留邸。虽然名称还是叫邸，但唐代的邸属于地方的派出机构，不再由中央政府掏钱。州邸和留邸的留守人员，有个重要职责，就是及时向地方长官通报朝廷的最新情况。以什么方式通报呢？那就是邸报。
自武则天以后，无论是皇帝诏敕，还是各方奏抄，都会汇集到中书门下。中书省将其中内容统一编纂为朝报，每天都向京城内的各机构和部门发布。就在中书省发布的同时，州邸和道邸的工作人员，也誊抄这份抄报，向各自所属的地方政府发报。在誊抄朝报的同时，驻京办事处的人员，也常常揣测地方长官的心思，添加他们想知道的“号外”。
例如唐朝著名诗人韩翃(hong)被授为驾部郎中知制诰，也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的事情，就是韩翃的一位同事从京城传来的邸报上看到的。
唐朝后期，“驻京办”兼职当钱庄
唐朝中期开始，州和藩镇一级的留邸，改为上都进奏院，简称进奏院。进奏院的官员称为进奏官，多由地方的行政长官兼任。从清朝人的《唐两京城坊考》可以看出，到唐朝后期，这种进奏院在长安有50多个，多集中在长安城中心。而在东都洛阳，也有各地方设置的藩镇。
进奏院一方面向地方通报宫廷内情以及朝廷百官和地方的奏折内容，另一方面，进奏院也负责监视本地官员在京城的活动。唐人柳宗元在他的文章中，还提到了进奏院的另一个功能，“朝觐为修容之地，会计为交政之所。”也就是说，进奏院还负责保管钱财，有点像今天的银行。
《新唐书·食货志》中则说：“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唐宪宗时期，因为市场交易活跃，流通的铜钱不够用，一度提倡实物交易。但是实物交易实在麻烦，于是，“飞钱”应运而生。各地在京城的商人，将售货所得款项，交付各地的驻京进奏院或者有钱的官员，对方收取一定的费用，然后开具票据。票据一半交给商人，一半寄往地方或留在京城。这样，商人可以轻松地游走四方，一旦需要钱，无论在京城还是回地方，只要拿着票据就可以兑换现钱。
除了替商人提供方便，唐朝的进奏院还衍生了许多新功能，比如，为地方的长官在京城购买私宅等。由于这些附加的功能，“驻京办”无形中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
明朝“驻京办”成为各地官员贿赂对象
明朝时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驻京办”，但明建立之后，统治者认为，类似进奏院职能的机构还是需要的。于是，便新设了一个叫做“通政司”的部门。复旦大学的高老师分析说，其实这个部门也同样起着“上传下达”的功能：掌管着将皇帝的命令通传下达给地方，收受、检查地方及内外奏章和申诉文书，奏报四方臣民的动态、陈情申诉及军情、灾异等事。通政司取消了进奏院时期地方派员驻守的中间环节，直接受皇帝管辖，与六部平起平坐，权力很大。
因为它的存在，使皇帝耳聪目明，能够及时了解执政的得与失和政策的落实程度，有时也是皇帝选拔官员的评价渠道之一。为此，各地方部门对通政司官员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哪怕是正常的工作内容，也都会用金钱铺路。《儒林外史》第七回说：“二位官府封了银子，又写了一封荐书，荐在那新升通政司范大人家。”而每到传统节日，各地都会派人进京，用金钱通路，为各种事项活动。通政司便是他们必去之地。
虽然中央集权登峰造极，地方官不敢公开在京师设立“留邸”，但仍然设立了“会馆”来充当“驻京办”功能。会馆乃一种民间机构，外官进京述职、外地举子进京赶考，常常在会馆住宿。同时也是地方大员派幕僚、下属进京长期打探消息，或者让自己在京的关系网向自己通报京城情况，打通与朝廷各种关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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