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根下冻骨头—北京寒风中的露宿者

自2009年12月24日开始，中国遭遇剧烈降温天气，一些地方气温一次性降低30度。北方大部分城市温度均在零下十多度。

当城里人在温馨舒适家里享受融融亲情时，却无人关注那些住在低矮潮湿的工棚里、或没有找到工作、流落街头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天当被、地当床”，寄宿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把车站、街道、“高架桥”、建筑墙角当做挡风避雨的生活港湾。

如何避免杜甫笔下“路有冻死骨”的情景在这个寒冷冬天的重现，如何为2亿多农民工提供更妥当的制度安排，如何让他们获得正常的社会保障，永远不再忍受寒冷的侵袭，这是施政者应尽快解决的课题。

民工篇

“血冒太多了”

王玉水：养伤北京莲花池

2009年12月27日，22点15分，北京莲花池长途汽车站门外躺着一个人。

他脑袋上顶了一个破烂的大帽子，脸上有伤，纱布包住了大半张脸。干枯的碘酒药水混着伤口淌出的脓水，将纱布紧紧地粘在脸上。

他叫王玉水，男，52岁，山东威海人。

车站已经关门了。他蜷缩在门外右侧的角落里。“褥子”是用纸壳和尼龙袋子做的，两条单薄的棉被，一条裹在腿上，一条盖着上身。

“我来北京已经两个多月了，干土建的，盖楼房。四五个人在土木上干活，活干完了，天冷，我们想算账回家。去问小老板儿要钱，他不给我们算。我们急眼了，把老板打（了）几下。”

“后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小老板雇了打手，从背后盯着我们，拿刀把我们砍了。（我们的人）有几个吓跑了，有的被打伤了。我这是8天前受的伤。”

王玉水一边说，一边把手伸进被窝里，撕出一张5公分左右的纸片，抓起仅剩的一小撮旱烟，慢慢卷起来，往舌头上沾点唾沫把它粘好。

这个威海人摸出打火机，打了四次，终于着了，火机拉出长长的火苗，映在他那张浮肿的、血肉模糊的脸上。沙布几乎盖住了他的右眼，当他仰起头跟记者讲话的时候，从纱布下端的缝隙中可以窥见其肿成一条缝的右眼眼珠在转动。

他吸了两口旱烟，继续说： “我的脸都毁容了，眼皮下边的肉都被砍烂了。左耳朵旁边砍了一块肉去。去了好几家医院，没钱都不给治，手术都没做。打110，也没人管。”

“我血冒太多了，一走路就头晕。没领到钱，现在回不了家。只得这样扛着。前几天问个熟人借了七八十块钱买了点消炎药，现在都吃了了。”说着，翻出剩下的药盒给记者看。“我们出来打工，供孩子念书。我就一个儿子，今年19岁，念高中。”

为什么住在这里，不找个更暖和点的地方住的时候？

“西客站睡觉不安全，有警察轰，不让在那住。我一天都住在这里。车站早上6点开门，晚上8点关门。开门的时候我就在里边，晚上出来。”说完这些话，他抽完了第五口，也是最后一口烟。低着头说：“没用的，你们帮不了我，真帮不了。”

“天安门广场捡破烂我有窍门”

高力斌：人民大会堂捡瓶子

健谈、开朗、爱笑，小伙子高力斌说话简短有力，总是乐呵呵的。经常看到他憨厚的笑容，问他什么事，只要他知道都会尽量详尽地告诉你。

他喜欢人们称呼他“实诚人”。

2009年12月30日凌晨，高力斌正睡在北京前门煤市街上的长廊外靠墙的角落里，只盖了一床被子，铺的是尼龙袋子和一条非常薄的小毯子，下面垫了几张纸板。毯子原来是白色的，现在已成了灰色。

这位34岁的男子今年34岁，来自石家庄无极县，一米六的样子，身板很结实，小学上到五年级。

他指着一条尼龙麻袋，乐呵呵地对记者说：“我就用这个当枕头，白天用它来捡垃圾拾瓶子。铺的这些都是捡破烂捡的。”

为什么来北京？

“我弟弟把我给撵出来的。嫌政府补助我的钱，不给他。把身份证也蹩了（不给）我了，补助存折的本儿，户口本都蹩了我了。”

来北京的两个月里，高力斌平时靠捡瓶子生活。“一天能弄个十来块钱儿，早上花两块钱吃个早饭，晚上再花一块钱买两个馒头，豆包都行。一天两顿，花三块钱就够了。有时候还有人会给吃的。”他说，“到现在，我存了快二百块钱了。”

说起今天的待遇，他乐了。“今天吃了三顿，帮别人把垃圾弄到垃圾站上，别人请吃的西红柿炒鸡蛋，改善了一下生活。”

他高兴地谈起了自己捡破烂的诀窍：“八点半，人民大会堂正式入场参观，我就去那儿捡瓶子，下午两点来钟一关门，我再上别处捡去。夏天参观到下午3点半，现在是到两点。星期一，就上人民大会堂捡，其他时间，我都去纪念堂。”

他说这个诀窍是一个承德老乡教他的，不过这个老乡有病，还好喝酒，前些日子死了。

“实诚人”向记者讲述，他刚来北京的时候，只有一个大衣，一个单外套，现在的被子、棉裤、棉衣服都是别人给的。晚上就睡在（前门的）地下通道和长廊里。“地下通道现在不让住了，警察会撵。下雨下雪的时候就住在长廊里边。”

“今年冬天北京下大雪的时候，也住在这亭子下边。我不喜欢去车站睡，一会广播这个车次那个车次的，吵，人也多。”“我习惯不穿着睡，也不冷。没冻伤过。”

“平时洗脸，洗澡，就去附近找个卫生间，用凉水洗洗，也不用肥皂和毛巾。”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兜里掏出一卷卫生纸，说“花一块钱买的。就用这个（擦擦）。”

白天“实诚人”去捡破烂的时候，会把他的“家当”放在一个衡水老乡那里，“那个老乡在前门西大街901车站旁开了个‘高兴商店’，就放那小卖部里。”

“再呆一个来月，春节打算回舅舅家，让舅舅管管弟弟。给我弄弄房子。”“有两年了，过年的时候，民政局的人，会给我送肉、大米、面，还有油。”他很想回家，每天都盼着。

“现在没有活计，一点活儿都没有”

北京西站：地下通道里的流浪者

“我们是来打短工的，现在没有活计，一点活儿也没有。”12月27日晚十点，在北京西站南北广场的地下通道里，在此露宿的老者来自天津宁河县，今年54岁。“我们啥也没有。实在困了就坐一会，不敢睡啊，地上忒凉。”

北京西站南北广场，随处可见通道两侧靠墙边和柱子的角落里躺着、靠着、蹲着、坐着的人。其中，多半是民工，还有流民和访民，年龄从七八岁到七八十岁不等，穿着破烂。

他们中有很多人没有铺褥子，就躺在冰凉的地上，枕着自己的鞋子或者捡来的瓶子睡觉。有的人只有一条单薄的褥子，盖不住全身，只能用来裹住半边身子，腿和脚都露在外面。还有的用一块布蒙住脑袋，挡着通道里的光线，蜷缩着身子睡去，不时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子在颤抖。

他们有的有行李，就摆在旁边，或者拿来当枕头。

看到记者采访，一位叫门希军的小伙子走上前来。这位来自河北邯郸的男人好奇地问：“你们调查了之后能上电视吗？

在北京找活，门希军说一般去“虎坊桥”，那里有个劳务市场。他去过好多次，找的工作都不好。“前几天，我找到了一份刷碗的工作，干了5天，他们说是‘试验’5天，今天是第六天，都不给工资，我就不干了，重新找。”

“我出来找活和其他人不一样。我家里就只有我自己了，没有亲人。自己在家做饭还得买吃的，天冷，每天也得消耗三四块钱。在外面除了打工，能挣到钱就挣，挣不到钱的话，能混口饭吃就行。现在北京骗子太多了，好多骗外地人去干活，干完不给钱。”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在五环外的小厂干了二十天，现在来北京一个月了。身上还有一点钱。一天吃两顿饭，要花十块钱。早上吃点油条和包子，晚上吃烙饼喝点稀饭。”

年轻的时候，他在这个国家的军队里当过两年兵，现在复员已经快20年了。

在南广场的入口处，右侧靠墙根的位置有水从旁边的一个通道慢慢地流出来，在这里睡着的人很快就要被“淹”了。但是他们有的太累或者太困了，发出轻微的鼾声，睡在冰凉的地上一动不动。

在这条通道的角落里，睡着两个来自河南的农民兄弟，一位27岁，另一位30岁左右。从八月十五出来打工到现在。

他俩最近没找到活，没钱了，也没地方住。他们不愿意配合记者的采访。跟他们说了几句话，他们问道：“接受你们的采访有什么好处吗？能给我点钱花吗？给我们发点工资呗？我们需要的是钱，别的什么都不需要。”

在两兄弟旁边，有一家四口。他们用纸板和破木头靠墙边围起了一个九平米左右的“家”，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和十二三岁的姐姐坐在铺好的床上，爸爸在一旁躺着。“家”的另一边站着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这位四十多岁的爸爸说“那是我的姐姐，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当天（2009年12月27日晚）22：09到22：25，记者统计，在通道内躺着睡觉的有90个人。

在统计人数的过程中，遇到了两位做保洁工作的老者，一位名叫续龙森，今年53岁，老家是山西临汾的，来这里工作10个多月了。另一位55岁，山西运城人。他们告诉记者，像这样无家可归的人每天都有。到晚上八点左右会来十几二十个警察、城管和保安模样的人，开着两辆垃圾车来赶这些人走，警察会把他们的东西扔进垃圾车里拉走，把人带到救助站去。现在里面的这些人，是在警察走了之后回来的。

续龙森说：“人多的时候比这要多两三倍，这两天警察来赶，人少了，今天算最少的。平时这周围转圈都满满的。夏天的时候比较少，冬天外面一冷，这里人就多。有的是打工的，有的是不干活的人，盲流子。”

流民篇

“活着太累，太凄凉”

她有一个上大学一年级的儿子，很爱她。

12月27日晚上十点半。北京西站南北广场之间的地下通道里，在东侧靠墙的一面，一个人蜷缩在一张垫子上，只盖了一床被子。

她说活着太累太凄凉，她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心悔已冷”

付凡平，在纸上费力地写下“特别感谢你们！”。

她的两手没有了手指，只有两个“拳头”，上面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她的脖子和脸上有明显的疤痕，有些皱缩，左脸显得比右脸小一些。

她是一位40岁的女人，陕西延安人，儿子18岁，在西安医学院读大一

来京十几天的她，靠捡破烂为生，“也捡不到什么东西，但从来没向别人乞讨过，别人愿给就给点，但多数时候，别人给的都是白眼。”

她说几年前，经历过一场火灾，再加上医疗事故，当时把手绑得太紧了，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谈起自己的经历，她声音哽咽了，两眼红红闪着泪光，“出了事后只能给家里带来负担，我瞒着家人出来，想减轻家庭负担。但是来到这儿后，心里感觉特别失望，特别凄凉。”

“端着志愿者给的粥的时就想哭，确实能感觉（到）一种爱，但是自己没有回馈。于是每天我都会买点馒头，给那些没有东西吃的人。前门第六隧道里面有个哑巴，我基本上天天给他买点吃的。”

周围人慢慢多起来，她说：“回避一下，好吗？我只想谈会儿心。”

她说自己一天吃两顿饭，花两块钱就够了。一块钱能买两个馍，有时候也吃点包子。

“最让我心疼的是我儿子，他同学老师来了，他都说这是我妈妈，特别尊重我。儿子特别懂事，一放学回家，抢着洗衣服、做饭。儿子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儿子是为了给我治病，才选择了学医学。每次周末回家时，他都给我做针灸和推拿。”

她拒绝被拍照，说：“我自己倒没什么，儿子还在上学，怕给他带来不好的影响。”

她翻出背包，用两个拳头捏住拉链，打开一个笔记本，本子上面有她没受伤以前的签名，字迹清秀有力。本子里面还夹了一张纸，是她受伤以后写的，她偷偷递给记者，上面写的是她来北京之后的心理感受——“活着太累，太凄凉”。

她费力地掏出一张儿子的照片。上面的青年面庞俊秀，目光炯炯，自信、阳光，摆着一个很酷的pose。周围的人围过来看，连连称帅。

她从包里掏东西时，带出了一本书——《赞美上帝》。她说自己是基督徒，没事的时候看看这本书。“这个书特别好，读这个书让我感到爱和坚强。”

现在她和家没有联系，只是在周五及周末，去网吧上网和儿子聊会儿天。离家的时候，她骗儿子说是去阿姨那里呆几天，儿子还不知道她已离家。

她说：“活着太累了！我给自己取的网名叫心悔已冷。”“过几天还是准备回家吧。”

“好心人每天给我送两瓶热水，四年一天不拉。”

如果说地下通道尚能遮风避雨，下面这两位老人则是真正的风餐露宿。

在北京站西公交站亭下，一位老人，名叫王军，79岁，牙齿全掉光了。他说自己年轻时犯过政治错误，没有亲人，无家可归。他摆了个小摊，卖几份报纸和杂志。

记者前去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己的小摊旁边，身穿一件破旧的军大衣，戴了一顶深蓝色的线织帽，两手钻在袖子里，浑身颤抖着。脚的旁边是一个褪色的暖瓶，“前面胡同里有个老头，85岁了，每天给我送两趟水，四年了，一天不落，”老人说。

暖瓶旁边是一个保温饭盒，他掀开盒盖，里面泡的是方便面，上面漂着两片白菜。“每天我就吃方便面，一块钱一袋，一天吃两袋。”“每份报纸能赚三毛，可是一天十张都卖不到，”老人叹道，“有的报纸是周报还好，有些日报，今天卖不出去，还得退回去。”

他的行李堆在小摊的旁边，晚上他就在马路对面两个变压器中间露宿。记者看到其中一个变压器后面还藏着老人的一块用于御寒的白色塑料布。老人自称露宿街头已有 30年了，“我以前不在这里，后来公交站挪过来了，我也就跟过来了。我得跟着公交站走，”老人说。他说胡同里的基督教今年二月给他送过20斤大米，后来没再来。

“ 我的眼睛看不见了”

同在这个公交亭下的另一位老汉名叫罗瑞丰，看上去约七十岁。他上下门牙都掉了，两眼暗淡无光。他也摆了个小摊，卖些报纸和杂志，总共不到十份。“三天没开张了！”他叹道。

小摊旁边就是他所有的家当，一床打包的被褥，一块仅能容下他的木板和一些杂物。白天他在那里“摆摊”，晚上就在那里露宿。他说衣服都是别人给的，身上的大衣是别人在六年前给他的。“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你们。”当时记者距他不到一米。不远处就是公共厕所，他说平时就去那里用凉水洗洗手或脸。

露宿街头的远不止这些。2009年12月29日晚上，八王坟长途客运站对面光辉桥下，住着两名男子。一个竖起来的纸板把两个“床铺”隔了开来。一个人的被子上面盖着几片纸板。另一个人的被子上面铺着一块塑料布，一块石头压在脚的上面。

从事流民救助工作的志愿者赵毅说，流民团体主要由残疾人、无业人员、无住所和无生存能力的人构成。基本上可以定义为丧失工作能力并没有住所的人员。

“住在天安门地下通道的流民现在主要集中在三个部分：八王坟、北京站，还有一部分留在了前门附近的地下通道。他们一般不敢回去太早，要等到晚上十一二点以后才敢回去。回去早了会被赶。现在地下通道上面盖了个城管的亭子。”据他说，天安门有一些流民，基本上靠捡破烂为生，主要在广场上捡瓶子。

“北京流民有三十万”

57岁的张世和（网名老虎庙）从事流民救助工作有两年半了，他说北京流民至少有30万，这还只是官方统计，天安门广场的流民大概有1.3万人，常见的也在三四千，露宿在天安门广场地下通道的大概有一二百人，有时候不到一百人，流民们晚上11点以后才回到广场的地下通道，因为之前会有数次驱逐。

“北京流民聚集在天安门是最多的，因为这里相对比较安全.。他们靠卖国旗、地图和福娃等小玩意儿维持生活，工商部门称他们是游商。”

据他说，很多流民来自农村，由于土地纷争、改制、变革、大规模建设，土地被占有、补助的钱被克扣，或者补助很少，有的流民由于自身的德行不太好，补的钱几年以后吃光了，没有再生产能力，所以流落城市。也有由于家乡环境污染或者来自不毛之地，没有生活来源。

2007年12月9日，在北京大兴区的南小街，老虎庙用网友们捐助的钱租了七间房，后来发展到八间。

“人数最多的时候，流民公房里收养了男女老人、残疾人共34人。现在住有流民15人，前段时间死了两个。”

访民篇

“我们只能买一站地的票”

2009年12月27日，早上七点五十五分，在通往北京永定门长途汽车站的一条人行道上，一家四口正在“搬家”。人行道旁的草坪上，已经没有了草，只看到踩得结实的泥土。2009年12月26日晚上，他们就栖居在这里靠墙的一角

露宿街头的“蔡伟（慧）根”一家在搬家

爸爸蔡继党正在在收拾东西，妈妈程棉琴正在给4岁的儿子蔡伟根穿棉裤。小伟根脸红扑扑的，两颊结了些疮。6岁的女儿蔡梦缘已经穿好了衣服，站在一旁看着爸妈。蔡继党把他们所有的家当捆成了七个包裹，有三个已经摞到了行李架上，第四个放上去的时候，由于远远超过了拉杆的长度，马上掉了下来。

这一家四口来自河南祁县。“我们来北京两个多月了，一直在这外面住着。”程棉琴说。“孩子生过几回病，感冒一次就要花几百块钱，从家带的那一点钱快花完了，我就在外面捡点破烂，卖点钱，有时候端着碗要点饭。”

他们一家来北京上访，听说家里的问题可以解决了，就想回家看看。

“但是我们火车票还没买呢，没钱呐。”爸爸蔡继党说。

“我们最多能买一站地的票。”妈妈程棉琴说。

据2009年12月27日《新京报》报道，2009年12月26日北京最低气温-12.1摄氏度，最高气温-5.1摄氏度，是到当时为止，2009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没有人来认领孩子，我就把他抱走了”

蔡继党一家不是26日晚唯一露宿北京街头的人。

一层塑料布，一床破旧的被褥和几条捡来的木板，构成了一张床。被褥已呈黑色。“床头”堆着一些杂物。这是5岁的刘天赐和爸爸刘国敏当晚的家。2009年12月26晚11点一刻，记者在永定门长途汽车站附近马家堡桥的桥洞下发现了他们。

刘国敏今年55岁，是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滔河乡刘伙村人， “2007年正月十八进京上访，到目前为止，没有进过家门，”刘国敏说。

2004 年五月初五早上五点左右，刘国敏在南阳市内乡县北关庄畔垃圾箱边发现一个患有兔唇的弃婴。“我捡到他的时候，他才四斤八两，脐带还没断，”刘国敏对记者说。“我在那里等到了九点半，见还没有人来认领孩子，我就把他抱走了。”后来，刘国敏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刘天赐。

“为了给孩子治病，动了两次手术，医院给减免了一些（费用），自己一共花了四五千块钱。”刘国敏说。现在还能看到手术在天赐上嘴唇上留下的一条疤痕。

“平时我就捡点垃圾吃吃，捡点废品卖卖，给孩子买点吃的、喝的。”刘国敏说。

“这个床不是我们的，”刘国敏说，“别人嫌这里冷，到别处睡去了。要是他回来的话，我们就不能在这儿了。就去北京站、西站或是到公共厕所里待一宿。”

“我也是女人，我也想梳妆”

刘国敏的“邻居”叫丁玉花，是一位五十四岁的中年妇女。她腿上有伤，活动要靠双拐。

丁玉花，“我也是女人，我也想梳妆”

她头发凌乱，显然很久没有梳理过。“我也是女人，我也想梳妆，可是我现在没有心思去弄了。”她拿出了自己身份证，照片上的她梳着短发，干净清爽，很难看出是同一个人。

她的“床上”有两床薄被子，满是污垢，透着黑色。被子上面盖了两层破旧的塑料纸。

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在吃泡的方便面，她指着黑背包里的一包挂面和一包方便面说，“这都是好心人给的。”

赵毅是一名志愿者，从事北京流民救助工作近两年了。据他所说，一个叫“阳光公益”的组织每个星期会去永定门长途汽车站附近两次，每次会给那些人每人发两包方便面。一些韩国人会去发一些挂面，还有人会去送一些菜。

“比较可怕的是，他们的东西经常被抢，”赵毅说。“警察和城管在轰人的时候，会以‘影响环境卫生’的名义，把他们的东西清理走。根本不管是谁的东西，就直接往车上扔。那些访民和流民，胆子也比较小，不敢怎么样。有时候，他们不在，东西就全给扔到垃圾车上拉走了。”

2009年12月26日晚上11点半，记者看到马家堡桥桥洞下露宿了大约20个人。有的“床铺”边上有一个用几块砖头垒起的“小灶”，砖头已经烧得发黑。

有的人把“小灶”安在了桥洞外面的两个角落里。那里堆着两堆柴火，“小灶”对着的墙面也已被熏得发黑。12月26日中午记者到达那里的时候，看见一名妇女正蹲在那里，往“小灶”里添柴，她正在烧水。“小灶”上放着一个大锅，盛水的器具是四个食用油塑料桶。

55岁的董洪国老人没有住在马家堡桥桥洞下，而是自己在永定门长途汽车站大门外的墙根下，用塑料布支起了一个“帐篷”。

2009年12月26日20点40分，记者来到了老人的“家门口”，采访了她。

她说自己来北京告状二十年了，一直靠捡破烂维生。

21点，记者第二次经过那里，看到有两个穿军大衣的人在跟董洪国老人说话，有人在拆她的“帐篷”。

21点59分，记者第三次来到那里，发现“帐篷”顶上的塑料布还在，董洪国老人不见了。

就记者所见，2009年12月26日晚在永定门长途汽车站附近，露宿街头的一共有66人。

附

露宿者统计数据：

永定门长途汽车站附近：2009年12月26日晚-27日晨，（地铁南站北出口马路旁6人+车站大门外董洪国等2人+车站外1人+车站17人+院内40人）合计66人

12月27日上午，北京站西公交站亭下2位流浪老汉

12月27日晚22点，莲花池长途汽车站门口，3位露宿者

12月27日晚十点，北京西站北广场到南广场地下通道里：90人

12月29日晚，八王坟 2人，北京站 5人，前门3人

2010年1月3日傍晚，大雪中，人大西门公交站西侧2人。

总计采访见到17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