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打疯逼疯人事例
文革中惨遭杀害的南京女歌舞演员
李香芝，生于1930年，山东阳信人，17岁时参军入伍，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作为23军文工团成员，随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归国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文艺科科员，杭州话剧团演员、副团长，南京歌舞团副团长，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诬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于林彪叛逃前11天即1971年9月2日，惨遭杀害。然而，就是这样倔强而刚烈的人，在被单独关押了近2年的时间后，李香芝被逼疯了。在大寒天里李香芝脱得只剩下内衣，在囚室通宵跳舞，大哭大笑说些疯话。
而她的一些疯话竟成为被处以极刑的铁证。在反对省歌舞团大跳交谊舞的问题上，审查小分队死死抓住不放，逼迫李香芝反反复复地写了十多份交代材料。
据《文史精华》新闻来源：法治新报
http://news.sina.com.cn/c/2005-08-23/17016763721s.shtml
陈寿仁：我对原北京女三中文革情况的补充
董光苔是《毛泽东选集》中所提到“宁都起义”董振堂的侄女。在董振堂牺牲后，被过继到董振堂夫人名下，成为烈士子女。文革初期，她因在女三中担任党支部副书记……许多女三中的同仁在文革中被逼疯、被迫害至死, 和董光苔贯彻执行极左路线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她不能说是文革的受害者。
盛荃生，男，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还是名教授黄药眠的研究生。 1953 年被分配至女三中担任语文教师，教学成绩优秀，深得学生爱戴。……在批斗中，盛荃生开始神经错乱。当教务处王燕红向党组织反映盛的行为反常、独自用笔不断在纸上画道道、所答非所问时，董光苔说：“盛荃生是装疯”，并先后组织了大小三十余次批判斗争会，最后，盛荃生终于疯了。从此成了废人，时时发病住进精神病医院。2005 年含恨而死。
http://kerriakerria.bokee.com/6271332.html
丁抒：文革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
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核武器研究院）所属二二一厂及开采核燃料的矿区，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人赵登程与科委副主任赵启明（原海军副司令）指挥“清队”。他们下达指示：“不杀人打不开局面”。在他们指挥下，该厂设了四十余处监狱，先后关押了四千余人。从全国各地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调去的一百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师，百分之九十成了“特务”、“反革命”。全厂被打死、被逼自杀的达五十九人，包括九院副院长王志刚，打伤、打残的则有三百多。被逼疯的大人和因双亲被抓而吓疯的小孩近百名。
上海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张春桥的学生，王秀珍说“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市委部署清查，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三人被逼疯。
以上谈的仅是文革中的几个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文革十年间总死亡人数相当高，北京市因冤狱而死的即有九千八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审查”的有二十四万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杀的超过一万人，被逼疯、打残的更多。至于县以下单位，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个县死亡当在五百至一千人。譬如陕西安康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一千三百人。”
官方的统计数字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去台人员家属”中的冤、假、错冤多达十多万。概而论之，说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在二百万以上不会过多。
从1970年初至1974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全国约有300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外交部3000名职工，竟有1500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聂荣臻女婿丁衡高等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许世友在南京抓了20万名“五•一六分子”。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手段之残酷，时间之漫长，涉及面之广，逼死逼疯逼残的人之多，为文革其他运动所未有。
二闲堂文库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wengesiren.htm
董宝瑞：一个下乡女知青被逼疯的悲惨命运
白玉春若没有一个在兰州某部队当团政委的舅舅，后来的下场也许不会那么惨……接二连三地给舅舅写信，诉说自己的不幸，发泄自己的不满。她舅舅回信，让她不要再写信了，以免“把别人的政治生命也毁了”，而她却不听，还是不断写信。她舅舅一气之下，把她的所有去信都寄到了村党支部。这一“大义灭亲”之举，给本来心理就出现严重障碍的白玉春带来了灭顶之灾。正巧，那时农村也搞起“一打三反”，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她成了现成的“反革命”，“革命群众”除在村里对她连批带斗之外，还把她押到全公社的各个村子游街示众。“游街”结束，她的神经受到严重刺激，一下子就疯了。她不再说话，神情呆呆滞滞，不吃也不喝，把自己关在屋里闭门不出。
后来，人们暗中观察，发现小屋的烟卤隔几天还冒一回烟，才知道她还活着。但开开屋门时，她已完全神经失常了。很快，白玉春被家人接回城里。她几乎天天呆呆地坐着，家里人让她吃饭吃药，她都不吃，害怕饭和药里有毒，实在饿急了，才在半夜从饭橱里找些东西吃上几口。我到保定上大学前后，曾在街上碰到过她，见她神情不大正常，就避开了。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她已精神失常得异常厉害，而且竟是那样 “疯”的！
碣阳人董宝瑞的个人门户
http://jieyangren.blog.hexun.com/1521373_d.html
高致贤：文革中我县城内被逼自杀和逼疯的实例
我县文革运动还在文教卫生系统开展之时，大方一中作为重点开展单位，县委派工作组进驻一中，发动学生投文化大革命。当时我在县文革办工作，知道将该校的曾书记、罗校长、团委书记李XX和政治老师邱X森首先被打成“三反分子”，在红色恐怖中，邱老师受不了残酷斗争，被迫刎颈自杀。我接到一中曹X报“反/革/命分子邱X森自杀”的电话，请示领导：令他们立即抢救。虽然他当时未死，但他脖子上自杀刀痕迄今一直未能消除。之后，该校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女教师臧XX，被批斗得精神失常。罗校长的儿子和女儿被逼一起到县文革办要求与他们的父亲罗XX断绝父子父女关系，县文革办立即表示支持，我虽不是领导成员，也表示拥护，助长歪风。
文革全面展开之后，县委机关的“硬骨头战斗队”成为造反指挥部夺权斗争的骨干组织。它的头儿是县委机关的两个秘书：唐XX和肖XX。不知怎么回事，在向县委、县政府被夺权前夕，指挥部下属的各造反组织突然贴出“打倒政治野心家唐XX、肖XX”等大幅标语和大字报。他俩从天上一下坠入深渊，成为造反派的揪斗对象。这可吓坏了他们的亲人。老肖的妻子石禄芬是个很娴慧的农民，听到老肖被揪斗后，从对江乡赶进县城来看望。当晚老肖正好被一个单位的造反派抓去斗争一个通宵。石禄芬打开他的寝室门不见他，感到大势不妙，以为老肖自杀或被他杀了！便边哭边喊边在城里城外四处寻找老肖，一直找了一个通宵……从此，她的神经失常了：患上“会议恐怖症”，见人多开会她就害怕，不时为老肖的安全烧钱化纸，求神拜佛。
这都是我亲眼见，亲自问过他们的，而今看到他们我都还在感到内疚或心痛。
我的天涯
http://groups.tianya.cn/bulo/ShowArticle.asp?buloid=18782&ArticleID=368676
文革中一打三反学习班的四十种刑罚
受刑者在遭受种种酷刑后屈打成招,尔后又矢口否认,于是刑罚再次加码,让受刑者舔吃自己吐地的浓痰。白仓公社食品站职工莫万秋就受到把浓痰舔尽的酷刑,前后折磨了七个多月,被逼疯自尽。
http://www.wpoforum.com/viewarticle.php?cid=3&aid=33244
于会泳的爱恨情仇
解放后，于会泳复原到烟台文化部门，因为业务好，被选送到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即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时任院长对中国民间音乐有特殊感情的贺绿汀，发现于会泳人才难得，批他留校任教，还极力举荐他担任民族音乐理论系副主任。
早在文革初期……于会泳当政时那里成了重灾区，据统计被迫害致死10多人，百多人受冲击，3人被逼疯，4人有间歇性精神病，两人被关押入狱。这都与于会泳的“领导”息息相关。
中华戏曲网
http://www.dongdongqiang.com/ltjc/1593.htm
不快乐的父亲
县茶厂文革期间不光发生了被整死人的事,还有人被逼疯了,死者长已矣,但是逼疯者至今健在,经常不分昼夜地疯症发作,大喊大叫,破口大骂,用词用语极具文革特色.这个被逼疯的人实际上与我同属一代人,比我大个三两岁吧,他叫大印子,是被大瞎子一伙直接逼疯的.大瞎子为什么要对当时还是一个孩子的人下手呢?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在于整他的父亲,一个驼背的干部,平时大家直接叫他驼子.驼子和我父亲一样,是厂里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一有风吹草动,就和我父亲一道或被关押或被斗争.大印子和我一样,在家是长子,下面有弟弟和妹妹.他在校上学成绩很好,白白净净的,个子也高高的.如果他不被逼疯,一九七七年邓小平恢复高考他肯定第一年就榜上有名,他的命运和今天相比肯定是天壤之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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