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马驮诗天一涯，倦鸟呼愁村数家。扑头飞柳花，与人添鬓华。
上引小令为元代乔吉的【越调·凭阑人】《金陵道中》。散曲中的小令是一种短小精致的文体，它的功能与诗之绝句、词之小令相似，由于篇幅的限制，都擅长描写细节，能将属于个体的细节（断面，或者说断裂）赋予生命的意义。“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克制的叙述方式反而造成了阅读过程中情绪期待上的饱满和渴求，读者细心体察即可发现简短的文字平淡的语气背后所埋藏的复杂的情感。它们通过细节这“冰山一角”的闪耀得以显示，如同全息激光摄影，在每一块碎片上面都能找到完整的信息。而被掩藏在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后的悲剧性一旦被发现就具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小令的魅力也在于此，在短小的篇幅里它展现的只能是一个片段，读者必须用自己的想象、人生经验加以填充从而获得“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满足感。也就是说，叙述上的“留白”反而形成了阅读过程中读者与作者最大限度的交流，有限造就了无限。
行走在路上，既是一种实际生活状态，也是生命漂泊的象征。人们在路上看到变幻不居的风景，往往会造成内心的不确定以及不完整的感觉，他们会因此更加怀念安静的家园以及“在家”时平静的内心。从《诗经》、《离骚》开始，风景已经染上了主体的漂泊感受，羁旅行愁成为抒情诗歌的重要类型。而在一代代的累积传承过程中，诗人不断在其中融入个人的体验，从而常写常新，给人不同的审美感受。乔吉的《金陵道中》，即是作者在去往南京路上的所思所想。
“瘦马驮诗”一句暗用李贺典故，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曰：“（李贺）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当呕出血乃已尔。’”典故的运用可以使作品更厚重，更富有历史感，从而带来更大的信息量。古道上，一匹疲惫的瘦马驮着表情凝重的诗人低着头慢慢地走着，而诗人骑马只是为了尽快赶到目的地，内心有着排解不开的忧愁，并无李贺为觅诗而搜索枯肠的意思。由于格律或者字数的限制，他用“诗”取代了其他更具体更显豁的名词，这可虚可实的“诗”字给解读带来了将实化虚，举重若轻的可能性：一匹瘦马，在遥远冷寂的古道上行走，背上驮着是古往今来诗人在路上的无限愁肠，瘦马可以抽象成为一个象征，一个代表性的符号。此句还明显脱胎于比他年长约30岁的马致远的名篇【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乔吉将这一名作巧妙地加以浓缩，“瘦马”显示出骑马者并非“肥马轻裘”之流，紧跟的“天一涯”将视野拉大，将“诗人”放置到更阔大的时空背景之下，轻轻一笔就将满腹才华流落天涯的断肠人塑造得呼之欲出，如在眼前。
第二句“倦鸟呼愁村数家”。“倦鸟”乃是倦于飞翔，至傍晚才投林的鸟，“呼愁”则是指鸟叫凄凉。“倦鸟”是抒发游子心态的典型意象，陶渊明《归去来辞》：“鸟倦飞而知返”。鸟倦乎？人倦乎？鸟呼愁？人心愁？作者把“倦怠”和“忧愁”都归罪于沿途鸣叫的鸟，而实质上“一切景语皆为情设”，倦的是人心，愁的亦是人心，鸟不过是诱发游子情怀的外因罢了。乔吉是太原人，却终老于杭州西湖之畔。虽然并没有获取官职，但过得依然不错，常不无骄傲地自称“江湖状元”、“烟霞逸客”、“批风抹月四十年”，这句却泄漏了他的某些情绪。愁从何来？也许是无心的鸟叫勾动了他的家园之思，江南虽好，却终是客居；或许此番南京之行对他来说有着什么不得已之处。乔吉还有一首小令，同样与金陵有关：“尘暗埋金地，云寒树玉宫，归去也老仙翁。东北朝宗水，西南解愠风，船急似飞龙，到铁瓮城边喜落篷。”（【商调·梧叶儿】《出金陵》）描写的是他离开南京的自在喜悦心情，二者反差十分鲜明。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短暂的情绪低落而已。我们不能主观认定乔吉这两首小令出自同一次行程，有关他南京之行已经被时间淹没在过去，二者有何联系已无迹可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一个行路者的孤单身影而已。鸟倦知返，诗人在穿过一个个村落的时候，他也许能看到追逐嬉戏的孩童，负暄闲话的老人，抑或是田间劳作的农人，这些关于“家园”的静谧风景更容易引动游子的绵绵愁思，作者却是用“村数家”三个字一笔轻轻荡过，转入下文。
“扑头飞柳花，与人添鬓华。”大妙，乃神来之笔，气势贯穿，不可分割。上句“倦鸟”天色已晚，但又不可能太晚，“枝上柳绵吹又少”，若天色昏暗就很难有扑头的柳花了。也许是穿过某个村庄的时候，正沉迷于倾听倦鸟鸣叫一任瘦马信缰而行的诗人忽然看到几树碧柳，就在此时，调皮的风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携着漫天的柳絮吹来，霎时间就劈头盖脸下了一场轻软朦胧的柳絮雨。这个具有季节性的细节多么富有生活气息！而“扑头”二字用得极妙，将作者猝不及防的情态描绘得何其传神！至此，我们才发现受到了“欺骗”。前面两句用笔简淡，仿佛秋景，断肠人隐约浮现其中，这“扑头”而来的“柳花”却点出诗人原来一直行走于暮春时节“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江南路上！虽然暮春伤时一样可以引动诗人的愁肠，但作者却没有借春归春尽来抒发情怀一浇块垒，而是用清冷的笔触点出旅途黯淡景象，不能不说他是心有所感，处于愁思萦绕之中，故对江南好风景视而不见，直到与柳花的猝然相逢。
但这扑头而来纷纷扬扬的柳花也未能给他惊喜。诗人在轻轻拈去那“拂去还满”的柳花时，发出了一声叹息：“这柳花，是为了增添我鬓间的白发吗？”仿佛这柳花竟不知趣，扰乱了他的心境；而更残酷的是，它提醒诗人又一个春天的结束，而光阴易过，头上繁霜渐生，生命的迁逝感和漂泊感油然而生。诗人已经是“青春已过，早两鬓秋霜渐多”的中年了！短短五个字，如同一声长长的叹息，出自一个无可奈何看破了一切从而也容忍了一切的中年人之口，语气平淡而又精简，背后又隐藏了多少的隐忍和痛苦！元代文人是个痛苦的群体，乔吉一生未仕，虽于烟霞风月中诗酒放浪，“美容仪，善辞章”，却仍“以威严自饬”（钟嗣成《录鬼簿》），保持着一种奇特的尊严。对于“功名未立”，他的内心应该是有着遗憾的吧？而当年华老去，当年的轻狂和潇洒被时间慢慢稀释淡化之后，他也发出了“厌行李程途，虚花世态，潦草生涯”的慨叹（【双调·沉醉东风】《自叙》）。这种对奔波的厌倦，人到中年的冷静，对前程的无奈，使得他在面对柳花扑面的“美丽意外”时，只是“略有所感，复归平静”，如同一潭水被石子惊扰后的复归安静。短短五个字，言语何其经济，蕴含又何等丰富！
此外，该小令在艺术上也堪称妙构佳什。曲牌【凭阑人】由两句七言和两句五言组成，与诗保持着形式上的姻亲关系，选用的“瘦马”、“倦鸟”、“柳花”等意象也多已固定，从而自然显现出诗的古典美感。先是一合璧对平平写出，忽然跌出“柳花”点明时序，本该加以铺开，但由于字数的限制，用笔并无凝滞，而是乍入即脱，以一声叹息作结，有袅袅不尽之妙。“柳花”、“鬓华”读来琅琅上口，却隐现着韶华难觅、疲惫孤单的黯淡情绪。这样的结尾虽不及他所创造的“豹尾”之响亮有力，却营造了“斜晖脉脉水悠悠”的含蓄有致、欲说还休的属于诗词的意境。而同写行路人，其落笔又有独到之处。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是在惨淡的风景中慢慢推出“断肠人”，景物自身也具备感动人心之特质，而此小令更富跌宕，开头即推出主人公，景物亦具浓重的悲愁，第三句则点明原来是暮春时节，但江南的嫣红姹紫仍然无法冲淡哀愁，换来的只是一声叹息，此“断肠人”的千回百转的内心活动又岂是一笔可以道出的！短短四句，语意腾挪辗转，有“尺幅千里”之妙。将二者并称“令曲杰构之双璧”（王星琦《元曲三百首注评》，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实为精当。宫调上二者同用“陶写冷笑”（燕南芝庵《唱论》，转引自李修生《元代杂剧史》）的【越调】，亦可看作两位大家的不谋而合。
乔吉的作品向以浓艳奇丽著称，而这短短二十四字的小令却用笔朴素，设调苍凉，表现出一个倦于行程的中年游子的形象。这种来自内心的疲倦感与他那些华丽空洞的作品相比而言更真实更贴近人心。这个富有意味的片段留下了巨大的空白。
掩卷想来，这“在路上”凝重的哀愁真是浓得化不开，而这愁，由于抽离了具体情境，已经变成古往今来人们普遍的感受，我们已经不需要追究这愁从何处来，单是这种人到中年的疲倦和愁怨就足以使我们动容了。而乔吉对人生“困境”灰暗而真实的描绘，隐喻了那个时代被践踏被毁坏的无数心灵，也是人生苍凉和无奈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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