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4日,也就是日本投降不久,毛泽东即将到重庆时,时在纽约、尚未接到北大校长任命的胡适,从报纸上得知毛泽东通过傅斯年转达对他的问候,又在两天前与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有过一次长谈,他产生了给毛泽东发电报的念头,托朋友王世杰转交,当年的《大公报》上就刊登了这个电报的内容,中心意思就是希望“中共领袖诸公”——“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记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他英国工党为例,50年前只得4万4千票,和平奋斗的结果,这一年得到1200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
类似的内容,早在1938年 12月10日,哲学家、宪政学家、创立了没有武装的在野党——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就在那封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中说过,时在抗战初期,正值毛泽东在六中全会的报告里提及:“国共两党都有军队,这是特殊历史造成的结果,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张君劢为此恳切地指出:“军队应属于国家,不可使军队与特殊主义发生联系,……不可属于一党。目前之中央军不可目为党军,且信奉三民主义,未见有何特殊之政治路线,……先生所率之军队名曰国民革命军,更望毅然首倡以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于蒋先生手中。”这封信不仅在当年国家社会党的刊物《再生》第10期上发表,其他各地的报纸也多有刊载。
相隔多年,毛泽东在重庆与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的领袖之一蒋匀田见面,主动谈起了张君劢当年这份书生气十足的信。那一天是1945年9月24日的上午,蒋应约到张治中公馆与毛泽东见面。毛谈到:“此次来访重庆,最大的憾事,就是未能见到张君劢先生。我少年时候,即拜读张先生的大作甚多,所以已经久仰了。张先生多年来不计艰险,为民主政治奋斗的精神,亦至令人敬佩。他给我的一封公开信,想必你亦必阅过,在那封信里,他主张要我们将军队交给蒋【介石】先生,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若教我将军队交给政府,理犹可说,教我交军队于蒋先生个人,更不可解。最近蒋先生曾对周恩来同志说:盼告诉润之【毛泽东的号】,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我异日拜晤蒋先生,当面对他说,现在打,我实打不过你,但我可以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交军队于个人,能解决问题吗?老实说:当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苦斗,甫抵延安之时,人只有一万多,枪只有八千余。蒋若再派一师兵追击,则我当时的处境,诚难设想。幸他派张学良、杨虎城率兵围攻,可说给我们大的帮助。因此演变,乃克逼成对日抗战,而有今日的胜利。不知君劢先生发表那封信时,想到这个问题没有?我想君劢先生是没有机会练兵,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
蒋匀田回答:“关于君劢先生那封公开信,我在桂林从报纸上阅及后,亦感惊奇。不久沈钧儒先生自渝赴桂林,在梁漱溟先生办公室内,亦曾晤谈及此,均表示不同的看法。……至于毛先生说君劢先生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我想毛先生没有看到君劢先生在北平创党时所拟的政纲。我们当时的政纲,载明不收现役军人为党员。为什么有此条规定呢?不是我们不重视现役军人;而是我们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是以全民的信心与力量为基础,不是单凭武力可以打出来的。我国已受了三十多年翻云覆雨惨痛的历史教训了!再参证法国一次、二次、三次革命的惨史,更使我们不愿以武力为建立民主政治的有效工具,而只有由政党的组织行动,不计个人牺牲,反对一党专政,启发人民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与信心,渐渐趋向民主政治成功的道路了。”
蒋匀田晚年追忆前尘往事,写下一本回忆录《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留下了这些有珍贵历史价值的对话。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也留下一本《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其中讲到毛泽东重庆之行的重要收获:“当时,毛主席对前途的估计比较乐观,他说,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意义可以吹掉的’。”“毛主席回到延安后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 ——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事实和毛泽东所料的确实差不多。
等到1949年1月21日,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下被迫宣布“引退”,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如此总结失败原因:“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得不为之失败!”然而,一切都已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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