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4日，也就是日本投降不久，毛澤東即將到重慶時，時在紐約、尚未接到北大校長任命的胡適，從報紙上得知毛澤東通過傅斯年轉達對他的問候，又在兩天前與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有過一次長談，他產生了給毛澤東發電報的念頭，托朋友王世傑轉交，當年的《大公報》上就刊登了這個電報的內容，中心意思就是希望「中共領袖諸公」——「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記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力的第二政黨。」他英國工黨為例，50年前只得4萬4千票，和平奮鬥的結果，這一年得到1200萬票，成為絕大多數黨。
類似的內容，早在1938年 12月10日，哲學家、憲政學家、創立了沒有武裝的在野黨——國家社會黨的張君勱就在那封致毛澤東先生的公開信中說過，時在抗戰初期，正值毛澤東在六中全會的報告裡提及：「國共兩黨都有軍隊，這是特殊歷史造成的結果，不是缺點而是優點。」張君勱為此懇切地指出：「軍隊應屬於國家，不可使軍隊與特殊主義發生聯繫，……不可屬於一黨。目前之中央軍不可目為黨軍，且信奉三民主義，未見有何特殊之政治路線，……先生所率之軍隊名曰國民革命軍，更望毅然首倡以八路軍之訓練任命與指揮完全托之於蔣先生手中。」這封信不僅在當年國家社會黨的刊物《再生》第10期上發表，其他各地的報紙也多有刊載。
相隔多年，毛澤東在重慶與國家社會黨（後改稱民主社會黨）的領袖之一蔣勻田見面，主動談起了張君勱當年這份書生氣十足的信。那一天是1945年9月24日的上午，蔣應約到張治中公館與毛澤東見面。毛談到：「此次來訪重慶，最大的憾事，就是未能見到張君勱先生。我少年時候，即拜讀張先生的大作甚多，所以已經久仰了。張先生多年來不計艱險，為民主政治奮鬥的精神，亦至令人敬佩。他給我的一封公開信，想必你亦必閱過，在那封信裡，他主張要我們將軍隊交給蔣【介石】先生，老實說，沒有我們這幾十萬條破槍，我們固然不能生存，你們也無人理睬。若教我將軍隊交給政府，理猶可說，教我交軍隊於蔣先生個人，更不可解。最近蔣先生曾對周恩來同志說：盼告訴潤之【毛澤東的號】，要和，就照這條件和，不然，請他回延安帶兵來打。我異日拜晤蔣先生，當面對他說，現在打，我實打不過你，但我可以對日敵之辦法對你，你佔點線，我佔面，以鄉村包圍城市。你看交軍隊於個人，能解決問題嗎？老實說：當我們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苦鬥，甫抵延安之時，人只有一萬多，槍只有八千餘。蔣若再派一師兵追擊，則我當時的處境，誠難設想。幸他派張學良、楊虎城率兵圍攻，可說給我們大的幫助。因此演變，乃克逼成對日抗戰，而有今日的勝利。不知君勱先生發表那封信時，想到這個問題沒有？我想君勱先生是沒有機會練兵，若有機會練兵，他也必會練兵的。」
蔣勻田回答：「關於君勱先生那封公開信，我在桂林從報紙上閱及後，亦感驚奇。不久瀋鈞儒先生自渝赴桂林，在梁漱溟先生辦公室內，亦曾晤談及此，均表示不同的看法。……至於毛先生說君勱先生若有機會練兵，他也必會練兵的，我想毛先生沒有看到君勱先生在北平創黨時所擬的政綱。我們當時的政綱，載明不收現役軍人為黨員。為什麼有此條規定呢？不是我們不重視現役軍人；而是我們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是以全民的信心與力量為基礎，不是單憑武力可以打出來的。我國已受了三十多年翻雲覆雨慘痛的歷史教訓了！再參證法國一次、二次、三次革命的慘史，更使我們不願以武力為建立民主政治的有效工具，而只有由政黨的組織行動，不計個人犧牲，反對一黨專政，啟發人民對民主制度的認識與信心，漸漸趨向民主政治成功的道路了。」
蔣勻田晚年追憶前塵往事，寫下一本回憶錄《中國近代史轉捩點》，留下了這些有珍貴歷史價值的對話。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也留下一本《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其中講到毛澤東重慶之行的重要收穫：「當時，毛主席對前途的估計比較樂觀，他說，國民黨‘實行獨裁的勁不大，像灰塵意義可以吹掉的’。」「毛主席回到延安後說：我看蔣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沒有重心 ——民主或獨裁，和或戰。最近幾個月，我看他沒有路線了。……我們是路線清楚而調子很低，並沒有馬上推翻一黨專政。我看，現在是有蔣以來，從未有之弱。兵散了，新聞檢查取消了，這是十八年來未有之事。說他堅決反革命，不見得。」事實和毛澤東所料的確實差不多。
等到1949年1月21日，國民黨敗局已定，蔣介石在內外交困下被迫宣布「引退」，他在第二天的日記中如此總結失敗原因：「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乃在於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制度已放棄崩潰，在此新舊交接緊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完全失去，焉得不為之失敗！」然而，一切都已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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