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齿难忘的1960年

有话要说

60年8月我去乡下，亲眼见过饿死的人，就倒在路边，一身肿得发亮，鼓起来，就看了那么一眼，我一辈子都记得！

那时，上课时就只顾专心专意剥半熟的高粱米粒吃，下乡劳动就躺在蚕豆地里剥生蚕豆吃。第四节课快下课时，就把课座往门口挪动，下课铃一响立马冲向食堂，好抢一个大一点的饭钵子。第七节课体育活动，大家等在食堂门口，门受不了挤压，只好在后面加上门杠，再加上撑，到点了，工人开不开大门——外面一群“饿狼”挤着呢。

直径约10厘米的饭钵子常常只有一半是米饭，上面是蚕豆或是红薯。

饥肠辘辘，饥不择食呀，我和几个同学跑到猪圈里偷了几块枯饼，花生枯，烤着吃，后来烤都等不及了，干啃。饿极了，“吃嘛嘛儿香” ，哪怕是猪食。

第二年，减了一个班——他们读不起书了。

在医院里我见到一个三四岁小孩趴在他妈身上，医生用棉签从他肛门里扒拉黑乎乎的东西，原来他吃了一肚子稗子，屁眼撑得老大，就是拉不出屎来。“老人多浮肿，儿孙筋骨瘦”，饿得睡不着，跑不动，体育课都取消了——哪有气力运动？。

“父亲捧着稻谷碾出的白米激动地大哭”，我太理解了。我也会的。

我们才明白：原来没有他，我们居然会活得更好？不仅没有千百万人头落地，只有千百万猪头落地——有肉吃了，有饱饭吃了。那些“要求我们''彻底悔悟''、''重新做人''”的干部们不是也在挨饿吗？不是也有饿死的吗？他们真的反对“三自一包”？还有那些睁眼说瞎话（当前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官员，不也饿得两眼发绿，两腿发肿吗？（我想起了逯军）

奴隶主也不会饿死奴隶的——奴隶饿死了，谁做工？

地主也不会饿了长工的，饿了的长工可以不给你家干活。

资本家也不会饿了工人的，饿了工人的不给你干了。

联想到现实，还有不少人还在歌颂，留恋那个年代，难以想象。

原文：昙花一现的“三自一包”

李祖中/口述 蔡敏 赖凯/整理

编者按：李祖中，1940年生，安徽省肥西县小井庄村农民，曾担任过村干部，先后带头参与了上世纪60年代的“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和70年代末的“大包干”。他讲述了那场仅仅维持了半年多，但让农民们欢欣鼓舞、永难忘记的“三自一包”过程。

天灾人祸

1959年～1961年时，我20岁左右，正是饭量大的时候。但那时农民自家不准开伙，更没有一粒存粮，食堂的粮食又不够吃，经常饿得头昏眼花，一步都走不动。村里面很多人饿得扶着墙走，有的人扶不住，趴下来就死了。

我们一家七口人，父母生了五个孩子，我是老大。一家人挤在一间毛草房里，仅有的一张床上只有一床烂被絮，垫的就是稻草。为了养活弟弟、妹妹，我和父亲一到冬天就外出要饭，到过蚌埠、芜湖，为了一口饭常常顾不上一点尊严。我们父子俩一般年前带点米赶回来，一家人偷偷烧点稀饭，就着野菜过年。1961年的时候，原来百余人的小井庄生产队，有饿死的、有逃荒的、还有长年外出流浪的，就剩下50多人了。

农民们都想种地呀!但是瞎指挥、浮夸风人为地造成了土地荒芜。适合种水稻的上好水田，非要命令种棉花;适合种棉花的干地，又指挥种麻;眼看麻长势很好，又来了新命令，让拔掉种水稻。折腾来折腾去，加上旱灾，收成很差。地方干部却不切实际地乱报亩产，1000斤、1200斤……，上面根据上报数据把粮食都收走了，所剩无几。农民无权发言，也不敢发言，怕戴帽子、挨批斗，只能干着急。

包田单干

1962年开春，省里下发文件，允许“三自一包”。对小井庄的农民来说，感受最深的就是其中的“包产到户”。记得先是村支部委员通知各个生产队干部可以包田到户，试着干一段时间。整个肥西县都炸开了锅，农民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还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很快，小井庄生产队队长召集村里剩下的人到他家院子里共同商量“把田分下去”。我跟着父亲赶去“分地”，一路上热闹极了，一些人自发买来鞭炮，走一路，放一路，就像过年一样。

大伙的意见没有太大分歧，经过商量，依据村里4个大水塘把所有田大致分成4个区域，然后结合村民意愿各自认包。因为队里面人死的死、逃的逃，基本上是地多人少。大伙决定，各家觉得自己能种多少、想认多少地就包多少。我家领了25亩田，算是较多的，全村最多的一家人包了30亩地。

农民有了自己的地，种啥能自主了，收成交够国家、集体的，自个儿能留了，种地立马不再“大呼隆”。考虑到政策不稳，地可能还会收回去，我家种了最迫切需要的水稻和菜籽。一家人干劲那叫一个足呀，父母亲带着我和年纪大一点的二弟，不分白天晚上扑在田里。插秧、施肥、锄草，干再多也不觉得累。各家还铆足了劲，互相比着，看谁家稻子长得壮。

1962年秋天，小井庄生产队的农户们收上第一季属于自己的庄稼。我家一共收了5000斤稻子，除了上缴，还余下3000斤。终于有吃的了!父亲捧着稻谷碾出的白米激动地大哭，好像要把心中长久的抑郁全部发泄出来。弟弟、妹妹围着家里的稻谷堆，又唱又跳。他们年纪虽然小，也知道不用再饿肚皮了。一家人敞开来，痛痛快快地吃了几顿大米饭。

在我的记忆里，那一年过年印象特别深刻，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呀，妈妈难得为孩子们各做了一身新衣，有米，有油，整个冬天一家人也不用为了讨饭天各一方。

难忘挨批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政策就变了，土地再度被收回。农民们刚刚被调动的热情一落千丈。像丢失了自家祖传宝贝一样，父亲和我很长时间失魂落魄，闷闷不乐，种地积极性也大不如前。

那以后几年里，村里粮食收成一直不好，农民又回到了饿肚子的时代。我们一家省吃俭用，把1962年“三自一包”时存下的粮整整吃了两年。

没了粮食、吃不饱肚子还事小，最难忘的还是1963年起因参加了“三自一包”时不时挨批斗。

因为父亲“三自一包”时是村党支部副书记，算是领头人，批斗时没少吃苦。跪板凳、游街、戴帽子示众，40多岁的父亲就是从那时起落下了一身的病痛，晚年备受困扰。柔弱的母亲因为担心父亲几乎整天以泪洗面，弟弟妹妹跟着哭成一团，整个家里被阴云笼罩着。

我也被定为“三自一包”的骨干分子，被干部们以办学习班的名义带到一个小农场，关了一个多星期。批斗、写悔过书、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干部们要求我们“彻底悔悟”、“重新做人”。

大约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各种针对“三自一包”的批斗一个接一个，批的人们很长时间里没了包产到户的勇气、胆量，甚至对这个词提都不敢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