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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齿难忘的1960年

 2010-02-14 20:02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有话要说

60年8月我去乡下,亲眼见过饿死的人,就倒在路边,一身肿得发亮,鼓起来,就看了那么一眼,我一辈子都记得!

那时,上课时就只顾专心专意剥半熟的高粱米粒吃,下乡劳动就躺在蚕豆地里剥生蚕豆吃。第四节课快下课时,就把课座往门口挪动,下课铃一响立马冲向食堂,好抢一个大一点的饭钵子。第七节课体育活动,大家等在食堂门口,门受不了挤压,只好在后面加上门杠,再加上撑,到点了,工人开不开大门——外面一群“饿狼”挤着呢。

直径约10厘米的饭钵子常常只有一半是米饭,上面是蚕豆或是红薯。

饥肠辘辘,饥不择食呀,我和几个同学跑到猪圈里偷了几块枯饼,花生枯,烤着吃,后来烤都等不及了,干啃。饿极了,“吃嘛嘛儿香” ,哪怕是猪食。

第二年,减了一个班——他们读不起书了。

在医院里我见到一个三四岁小孩趴在他妈身上,医生用棉签从他肛门里扒拉黑乎乎的东西,原来他吃了一肚子稗子,屁眼撑得老大,就是拉不出屎来。“老人多浮肿,儿孙筋骨瘦”,饿得睡不着,跑不动,体育课都取消了——哪有气力运动?。

“父亲捧着稻谷碾出的白米激动地大哭”,我太理解了。我也会的。

我们才明白:原来没有他,我们居然会活得更好?不仅没有千百万人头落地,只有千百万猪头落地——有肉吃了,有饱饭吃了。那些“要求我们''彻底悔悟''、''重新做人''”的干部们不是也在挨饿吗?不是也有饿死的吗?他们真的反对“三自一包”?还有那些睁眼说瞎话(当前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官员,不也饿得两眼发绿,两腿发肿吗?(我想起了逯军)

奴隶主也不会饿死奴隶的——奴隶饿死了,谁做工?

地主也不会饿了长工的,饿了的长工可以不给你家干活。

资本家也不会饿了工人的,饿了工人的不给你干了。

联想到现实,还有不少人还在歌颂,留恋那个年代,难以想象。

原文:昙花一现的“三自一包”

李祖中/口述 蔡敏 赖凯/整理

编者按:李祖中,1940年生,安徽省肥西县小井庄村农民,曾担任过村干部,先后带头参与了上世纪60年代的“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和70年代末的“大包干”。他讲述了那场仅仅维持了半年多,但让农民们欢欣鼓舞、永难忘记的“三自一包”过程。

天灾人祸

1959年~1961年时,我20岁左右,正是饭量大的时候。但那时农民自家不准开伙,更没有一粒存粮,食堂的粮食又不够吃,经常饿得头昏眼花,一步都走不动。村里面很多人饿得扶着墙走,有的人扶不住,趴下来就死了。

我们一家七口人,父母生了五个孩子,我是老大。一家人挤在一间毛草房里,仅有的一张床上只有一床烂被絮,垫的就是稻草。为了养活弟弟、妹妹,我和父亲一到冬天就外出要饭,到过蚌埠、芜湖,为了一口饭常常顾不上一点尊严。我们父子俩一般年前带点米赶回来,一家人偷偷烧点稀饭,就着野菜过年。1961年的时候,原来百余人的小井庄生产队,有饿死的、有逃荒的、还有长年外出流浪的,就剩下50多人了。

农民们都想种地呀!但是瞎指挥、浮夸风人为地造成了土地荒芜。适合种水稻的上好水田,非要命令种棉花;适合种棉花的干地,又指挥种麻;眼看麻长势很好,又来了新命令,让拔掉种水稻。折腾来折腾去,加上旱灾,收成很差。地方干部却不切实际地乱报亩产,1000斤、1200斤……,上面根据上报数据把粮食都收走了,所剩无几。农民无权发言,也不敢发言,怕戴帽子、挨批斗,只能干着急。

包田单干

1962年开春,省里下发文件,允许“三自一包”。对小井庄的农民来说,感受最深的就是其中的“包产到户”。记得先是村支部委员通知各个生产队干部可以包田到户,试着干一段时间。整个肥西县都炸开了锅,农民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还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很快,小井庄生产队队长召集村里剩下的人到他家院子里共同商量“把田分下去”。我跟着父亲赶去“分地”,一路上热闹极了,一些人自发买来鞭炮,走一路,放一路,就像过年一样。

大伙的意见没有太大分歧,经过商量,依据村里4个大水塘把所有田大致分成4个区域,然后结合村民意愿各自认包。因为队里面人死的死、逃的逃,基本上是地多人少。大伙决定,各家觉得自己能种多少、想认多少地就包多少。我家领了25亩田,算是较多的,全村最多的一家人包了30亩地。

农民有了自己的地,种啥能自主了,收成交够国家、集体的,自个儿能留了,种地立马不再“大呼隆”。考虑到政策不稳,地可能还会收回去,我家种了最迫切需要的水稻和菜籽。一家人干劲那叫一个足呀,父母亲带着我和年纪大一点的二弟,不分白天晚上扑在田里。插秧、施肥、锄草,干再多也不觉得累。各家还铆足了劲,互相比着,看谁家稻子长得壮。

1962年秋天,小井庄生产队的农户们收上第一季属于自己的庄稼。我家一共收了5000斤稻子,除了上缴,还余下3000斤。终于有吃的了!父亲捧着稻谷碾出的白米激动地大哭,好像要把心中长久的抑郁全部发泄出来。弟弟、妹妹围着家里的稻谷堆,又唱又跳。他们年纪虽然小,也知道不用再饿肚皮了。一家人敞开来,痛痛快快地吃了几顿大米饭。

在我的记忆里,那一年过年印象特别深刻,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呀,妈妈难得为孩子们各做了一身新衣,有米,有油,整个冬天一家人也不用为了讨饭天各一方。

难忘挨批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政策就变了,土地再度被收回。农民们刚刚被调动的热情一落千丈。像丢失了自家祖传宝贝一样,父亲和我很长时间失魂落魄,闷闷不乐,种地积极性也大不如前。

那以后几年里,村里粮食收成一直不好,农民又回到了饿肚子的时代。我们一家省吃俭用,把1962年“三自一包”时存下的粮整整吃了两年。

没了粮食、吃不饱肚子还事小,最难忘的还是1963年起因参加了“三自一包”时不时挨批斗。

因为父亲“三自一包”时是村党支部副书记,算是领头人,批斗时没少吃苦。跪板凳、游街、戴帽子示众,40多岁的父亲就是从那时起落下了一身的病痛,晚年备受困扰。柔弱的母亲因为担心父亲几乎整天以泪洗面,弟弟妹妹跟着哭成一团,整个家里被阴云笼罩着。

我也被定为“三自一包”的骨干分子,被干部们以办学习班的名义带到一个小农场,关了一个多星期。批斗、写悔过书、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干部们要求我们“彻底悔悟”、“重新做人”。

大约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各种针对“三自一包”的批斗一个接一个,批的人们很长时间里没了包产到户的勇气、胆量,甚至对这个词提都不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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