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齒難忘的1960年

有話要說

60年8月我去鄉下，親眼見過餓死的人，就倒在路邊，一身腫得發亮，鼓起來，就看了那麼一眼，我一輩子都記得！

那時，上課時就只顧專心專意剝半熟的高粱米粒吃，下鄉勞動就躺在蠶豆地裡剝生蠶豆吃。第四節課快下課時，就把課座往門口挪動，下課鈴一響立馬衝向食堂，好搶一個大一點的飯缽子。第七節課體育活動，大家等在食堂門口，門受不了擠壓，只好在後面加上門槓，再加上撐，到點了，工人開不開大門——外面一群「餓狼」擠著呢。

直徑約10厘米的飯缽子常常只有一半是米飯，上面是蠶豆或是紅薯。

飢腸轆轆，飢不擇食呀，我和幾個同學跑到豬圈裡偷了幾塊枯餅，花生枯，烤著吃，後來烤都等不及了，干啃。餓極了，「吃嘛嘛兒香」 ，哪怕是豬食。

第二年，減了一個班——他們讀不起書了。

在醫院裡我見到一個三四歲小孩趴在他媽身上，醫生用棉簽從他肛門裡扒拉黑乎乎的東西，原來他吃了一肚子稗子，屁眼撐得老大，就是拉不出屎來。「老人多浮腫，兒孫筋骨瘦」，餓得睡不著，跑不動，體育課都取消了——哪有氣力運動？。

「父親捧著稻穀碾出的白米激動地大哭」，我太理解了。我也會的。

我們才明白：原來沒有他，我們居然會活得更好？不僅沒有千百萬人頭落地，只有千百萬豬頭落地——有肉吃了，有飽飯吃了。那些「要求我們''徹底悔悟''、''重新做人''」的幹部們不是也在挨餓嗎？不是也有餓死的嗎？他們真的反對「三自一包」？還有那些睜眼說瞎話（當前形勢大好，不是小好！）的官員，不也餓得兩眼發綠，兩腿發腫嗎？（我想起了逯軍）

奴隸主也不會餓死奴隸的——奴隸餓死了，誰做工？

地主也不會餓了長工的，餓了的長工可以不給你家幹活。

資本家也不會餓了工人的，餓了工人的不給你幹了。

聯想到現實，還有不少人還在歌頌，留戀那個年代，難以想像。

原文：曇花一現的「三自一包」

李祖中/口述 蔡敏 賴凱/整理

編者按：李祖中，1940年生，安徽省肥西縣小井莊村農民，曾擔任過村幹部，先後帶頭參與了上世紀60年代的「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和70年代末的「大包干」。他講述了那場僅僅維持了半年多，但讓農民們歡欣鼓舞、永難忘記的「三自一包」過程。

天災人禍

1959年∼1961年時，我20歲左右，正是飯量大的時候。但那時農民自家不准開夥，更沒有一粒存糧，食堂的糧食又不夠吃，經常餓得頭昏眼花，一步都走不動。村裡面很多人餓得扶著牆走，有的人扶不住，趴下來就死了。

我們一家七口人，父母生了五個孩子，我是老大。一家人擠在一間毛草房裡，僅有的一張床上只有一床爛被絮，墊的就是稻草。為了養活弟弟、妹妹，我和父親一到冬天就外出要飯，到過蚌埠、蕪湖，為了一口飯常常顧不上一點尊嚴。我們父子倆一般年前帶點米趕回來，一家人偷偷燒點稀飯，就著野菜過年。1961年的時候，原來百餘人的小井莊生產隊，有餓死的、有逃荒的、還有長年外出流浪的，就剩下50多人了。

農民們都想種地呀!但是瞎指揮、浮誇風人為地造成了土地荒蕪。適合種水稻的上好水田，非要命令種棉花;適合種棉花的干地，又指揮種麻;眼看麻長勢很好，又來了新命令，讓拔掉種水稻。折騰來折騰去，加上旱災，收成很差。地方幹部卻不切實際地亂報畝產，1000斤、1200斤……，上面根據上報數據把糧食都收走了，所剩無幾。農民無權發言，也不敢發言，怕戴帽子、挨批鬥，只能幹著急。

包田單干

1962年開春，省裡下發文件，允許「三自一包」。對小井莊的農民來說，感受最深的就是其中的「包產到戶」。記得先是村支部委員通知各個生產隊幹部可以包田到戶，試著干一段時間。整個肥西縣都炸開了鍋，農民們歡欣鼓舞、奔走相告，還有點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很快，小井莊生產隊隊長召集村裡剩下的人到他家院子裡共同商量「把田分下去」。我跟著父親趕去「分地」，一路上熱鬧極了，一些人自發買來鞭炮，走一路，放一路，就像過年一樣。

大夥的意見沒有太大分歧，經過商量，依據村裡4個大水塘把所有田大致分成4個區域，然後結合村民意願各自認包。因為隊裡麵人死的死、逃的逃，基本上是地多人少。大夥決定，各家覺得自己能種多少、想認多少地就包多少。我家領了25畝田，算是較多的，全村最多的一家人包了30畝地。

農民有了自己的地，種啥能自主了，收成交夠國家、集體的，自個兒能留了，種地立馬不再「大呼隆」。考慮到政策不穩，地可能還會收回去，我家種了最迫切需要的水稻和菜籽。一家人幹勁那叫一個足呀，父母親帶著我和年紀大一點的二弟，不分白天晚上扑在田裡。插秧、施肥、鋤草，干再多也不覺得累。各家還鉚足了勁，互相比著，看誰家稻子長得壯。

1962年秋天，小井莊生產隊的農戶們收上第一季屬於自己的莊稼。我家一共收了5000斤稻子，除了上繳，還餘下3000斤。終於有吃的了!父親捧著稻穀碾出的白米激動地大哭，好像要把心中長久的抑鬱全部發泄出來。弟弟、妹妹圍著家裡的稻穀堆，又唱又跳。他們年紀雖然小，也知道不用再餓肚皮了。一家人敞開來，痛痛快快地吃了幾頓大米飯。

在我的記憶裡，那一年過年印象特別深刻，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呀，媽媽難得為孩子們各做了一身新衣，有米，有油，整個冬天一家人也不用為了討飯天各一方。

難忘挨批

可好日子沒過多久，政策就變了，土地再度被收回。農民們剛剛被調動的熱情一落千丈。像丟失了自家祖傳寶貝一樣，父親和我很長時間失魂落魄，悶悶不樂，種地積極性也大不如前。

那以後幾年裡，村裡糧食收成一直不好，農民又回到了餓肚子的時代。我們一家省吃儉用，把1962年「三自一包」時存下的糧整整吃了兩年。

沒了糧食、吃不飽肚子還事小，最難忘的還是1963年起因參加了「三自一包」時不時挨批鬥。

因為父親「三自一包」時是村黨支部副書記，算是領頭人，批鬥時沒少吃苦。跪板凳、遊街、戴帽子示眾，40多歲的父親就是從那時起落下了一身的病痛，晚年備受困擾。柔弱的母親因為擔心父親幾乎整天以淚洗面，弟弟妹妹跟著哭成一團，整個家裡被陰雲籠罩著。

我也被定為「三自一包」的骨幹分子，被幹部們以辦學習班的名義帶到一個小農場，關了一個多星期。批鬥、寫悔過書、學習社會主義理論，幹部們要求我們「徹底悔悟」、「重新做人」。

大約在兩年左右的時間裏，各種針對「三自一包」的批鬥一個接一個，批的人們很長時間裏沒了包產到戶的勇氣、膽量，甚至對這個詞提都不敢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