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举轻若重总理难为（图）
二00九年五月四日温家宝被访民拦轿车递状纸，访民还去胡温家拜年，但上了公车，被拉到收容站吃水饺。温面对法治不彰，却显得举步维艰。
总理温家宝缺乏政治智慧和勇气，但却很会做秀。
中南海高官貌似强大，又很神秘，实际上却经受不住访民的围追堵截，不得不乖乖地接过访民递过来的“御状”。0九年五月四日，温家宝前往京郊的中国政法大学，没想到一出门汽车刚拐弯，就被两个上访的群众拦住了，温家宝的警卫只得下车接了状纸。
温家宝接状纸承认是封建人治
不要小看访民的盯人水准，“人肉搜索”在网上未兴起之前，访民就已经扎扎实实地做了。中国社科院的农村问题专家于建嵘教授曾讲过一个故事，北京一些访民准备在某个大年初一到胡温家拜年，位址也都是准确的。别说访民知道胡温家住哪儿，其他领导人的住所也都有记录，难怪一些地方政府禁止访民到领导人住所穿状衣、递状纸，动辄劳教，但这并不能吓倒访民｜｜访民赶上春节向胡温拜年不能不说是一个好理由。可惜，当这些访民等来公共汽车，上车准备出发时，却发现公共汽车并没有按照原定的路线行走，而是把访民拉到了北京集中收容访民的马家楼，不过，大年初一并没有挨打，而是让大家吃饺子｜｜显然政府有内线有卧底，由于被告密，他们向胡温拜年就变成了到收容站吃饺子，显然这并不是胡温的直接授意，那又是谁干的呢？
其实，打听到温家宝的住址并不难，不仅其辖区派出所的警察知道，沿街路线的交警也能知道，访民能够大海捞针般搜索到领导人的坐骑特征、车牌号，甚至温家宝的母亲在北京住那个方位、什么胡同、温家宝什么时候去看望母亲，访民都能洞察。所以，温家宝自己对接访已不再保密，他公开对媒体解释：“我平时有个要求，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群众把我的车拦住了，一定把信接过来，然后妥善地给他安排和回答。”
五月四日当天，温家宝的车被拦后，他一上楼到办公室，就问警卫人员访民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原来是这访民的家人被车撞死了，应该按刑法处置，而现在只作赔偿处置，他认为执法不公，他为这个已经上访八年了。且不说温家宝答批示能否解决问题，但通过他的话可以看出他的为难：“我统计了一下，在我住的周边，经常来上访的百分之四十七都和司法有关，而且很多都是为自己亲属或者本人判决是否公正上访的，好多是多年上访。”“所谓上访，体现的不是法律的程式，还是寄讬在人，寄讬在领导人的批示，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还带有人治的封建色彩。在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应该依靠法，应该依据法律来解决这些问题。”
二00三年时任国家信访局局长的周占顺就承认“百分之八十上访有道理”，二00九年全国两会期间，公安部信访办副主任李竹红也指出“上访群体百分之八十上访群众最初反映的诉求是有道理的，没有任何人会平白无故的来上访”。有道理，温家宝不得不面对。
学者批六十年法律为“狗屎”
本来，温家宝希望靠法治，不希望“带有人治的封建色彩”，但是共产党的执政史上并没有法治方面的诚实表现，难怪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萧瀚这样回答学生就“如何评价六十年来中国的法律体系”的提问：“后三十年才开始立法，前三十年基本上没有，两个三十年的区别就是狗屎和连狗屎都没有的区别。”
萧瀚如实解释了法律被称“狗屎”的理由：“如果一国的程式性法律规范是无法限制公权力的狗屎，那么这个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必是狗屎。”萧瀚先生感慨中国立法水准之低常常令人匪夷所思，有时候甚至连法律的名称都会搞错，例如，明明是“取缔集会游行示威法”，他们非要命名为《集会游行示威法》。所谓《物权法》，却不敌更低一级的《拆迁条例》，实质上是下位程式法架空乃至强奸上位实体法。难怪西北政法大学门口立著一本摊开的《宪法》上面放著一个地球仪，被称为“中国《宪法》顶个球（指宪法在中国连个“胯下玩意”都不算）。”校领导得知后派人偷偷凿掉，又被讽刺为“中国《宪法》连个球都不顶。”
温家宝从二00三年三月开始当总理，与胡锦涛搭档，舆论称之为“胡温”，一上任就遭遇ＳＡＲＳ的考验，后来又经受地震的考验，虽然手中权不大，虽然“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但他的思想明显与胡锦涛不一样，称胡温可能是一种误读。比如温家宝政府敢于废止《收容遣送条例》，取消农业税，免了千载皇粮，博得各界好评，再如其说话经常提及人权、法治、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看出他身上还存有赵紫阳的影子，知识份子对他也有好感，至少一九八九年五月凌晨他陪同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探望绝食学生，他内心就无法忘却那一幕。
沪官笑京官：不懂装懂都不会
不管人品如何，政坛上总要拿出政绩，温家宝要在经济上有突破，才有可能坐稳总理位子，一旦经济出现大问题，温家宝就会成为众矢之的，需要承担政治责任。在政治局九常委中，温家宝是唯一没有出任过省委书记的常委，他曾提出宏观调控，却遭遇地方抵制，包括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讥讽他连小商贩都懂的道理都不懂，“连不懂装懂都不会”，以至于房价连连高涨，地方政府成为卖地政府，财政成为卖地财政。
二00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有效供给。适当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和公共租赁房用地供应，提高土地供应和使用效率”，这说明陈良宇的批评不无道理，陈说，“楼价飞涨是因为房子供不应求，土地飞涨转手就获暴利是因为土地供不应求。供求关系的道理，卖西瓜的小贩没有一个不懂的。”
面对经济问题，同时又要面对法治不彰、制度弊端等深层次问题，显得温家宝左右为难，举步维艰。记得零九年初，温家宝出访伦敦，来到剑桥大学“瑞德讲坛”，不料飞来一只深灰色的运动鞋，温家宝怒斥这种“卑鄙的伎俩”，没有宽容，明显是左得力不从心。当时春节刚过，如果他会心一笑说“谢谢来自伦敦的新年礼物”，岂不大大提升他普世价值认同者的友好形象。
可惜，温家宝毕竟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教育的一代人，他左右为难，举轻若重，回避历史，缺乏政治智慧和勇气，就无法走出时代的阴影。0八年十二月，刘晓波被捕，温家宝没有说话；0九年六月，赵紫阳的《改革历程》问世，温家宝也不回应其历史价值，但回避并不意味著问题已经解决，陷入困境的温家宝，仅仅正视二00九年“是我们国家非常困难的一年”，但如果不刨根问底，积极寻找解决问题、改良制度的源头，恐怕二0一0年、二0一一年、二0一二年，以后每年都是“非常困难的一年”，恐怕他这届总理的位子难保，而且国民还将陷入更多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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