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中共整肃的台湾籍抗日名导演何非光

 

早前大陆导演谢晋逝世，不少悼念文章都提到他在文革中的坎坷遭遇，但谢晋在文革后能复出执导，拍摄了多部脍炙人口的电影，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相较之下，比谢晋更早成名的台湾籍导演何非光，其际遇更令人感慨。何非光早于四十年代执导抗日名片《东亚之光》而成为传诵一时的爱国导演，中共上台后，他以为可继续在大陆发展其电影事业，结果换来三十年凄苦屈辱的岁月，临终前，不但未能踏上回乡之路，还赫然发现自己的成名作《东亚之光》被改头变面！
本名何德旺的何非光，一九一三年出生于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台中市，父亲开设辗米厂，家境原属富裕，小学毕业后，家人把他送往日本升读中学。何非光从小目睹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压和剥削，民族意识强烈，加上兄长因批评日本政府而遇害，父亲的生意也因不公平的政策而致家道中落，他于一九二八年辍学回到台中，两年后更只身偷渡往上海发展，寄住早年已到上海电影界谋生的好友罗克朋家中。

何非光偶然有机会在一部电影中担任替身，出色的表现得到导演兼男主角蒋君超赏识，推荐他加入联华电影公司，自此，他便以「何非光」这名字踏上从影之路。一九三三至三五年间，何非光参演了多部电影，大多饰演反派角色，因而闯出了反派小生的名号，且因在电影《恶邻》中扮演一名汉奸，而令在上海租界的日本政府颇为恼怒，进而注意到何非光此人，查出他五年前到上海是用跳船的方式，并无日本发出的护照，于是在三五年底把他遣送回台湾，到台后还被关了一个多星期，才被家人保释出来，赶上见他母亲的最后一面。

一九三六年，何非光在姊姊的资助下再度到日本留学，进入日本大学艺术系的有声映画专科，学习有声电影的拍摄和录音的技术。同年十二月，他再次以偷渡的方式抵达上海，获西北电影公司聘用，主演《塞北风云》。

中日战争爆发后，何非光到重庆加入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最初两年以演出为主，后来转当编剧和导演，第一部编导的作品是以抗战为主题的《保家乡》，公映后得到不少赞赏。第二部作品便是他的成名作《东亚之光》。这部电影的意念和手法都十分创新，是以半纪录片形式，拍摄重庆「博爱村」战俘收容所内的情况，由日本战俘现身说法，表达他们对战争的反思及对和平的向往。由于何非光对日本人复杂的民族性有深切了解，深信这样传达反战讯息，能起更大的效果。何非光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亲自住进战俘营体验考察，和战俘们一起生活，从中挑选合适的战俘在片中演出。然而，拍期间遇到不少阻滞，先是其中一名参演的日本战俘突然暴毙，状似中毒身亡，又有两名战俘在拍摄时趁机逃跑，其后影棚还遭空袭，部作器材被炸毁，当时不少人都估计是日本人从中作梗，阻挠这部电影面世。

经历重重险阻的《东亚之光》，终于在四０年底首映，各方好评如潮，且被送到美国放映。这电影至今仍为不少影评人称许，誉为抗战电影中的经典之作。大陆《电影艺术》杂志０五年一篇对《东亚之光》的评论指出：「如此高的纪实程度在之前的中国电影史尚无先例。高度纪实给《东亚之光》带来了空前的真实效应和热烈的观影反响，也使纪实性故事片的纪实性拓展达到了极致。」

一九四一年，何非光应香港的南洋电影公司邀请，到香港执导电影《新生命》，完成后不久香港便沦陷，他只好再次回到重庆，接着编导了《气壮山河》、《血溅樱花》等抗日爱国电影。他于一九四二年与一起逃难到重庆的朱嘉卫结婚，婚后共育有四名子女。抗日战争结束后，何非光先后在上海和香港执导了《某夫人》、《芦花翻白燕子飞》、《出卖影子的人》等多部电影。他于一九四八年曾回到台湾，为西北电影公司拍摄影片《花莲港》，这是以台湾高山族一个爱情故事为题材的大制作，他当时以名电影导演之姿回到故里，受到当地民众热情欢迎。一个月后，拍摄工作结束，他也随着剧组返回上海，没料到这次就是他与故乡的最后道别。

中共四九年上台后，何非光在大陆的情况扑朔迷离，传闻零碎而矛盾，有传他「投共参军」、也有说他「被劳改死在东北」。直至九十年代中，何非光这名字才再浮现，他女儿何琳近年完成了一本叙述何非光生平的书──《银海浮沉》，交由台中文化局出版，外界才对何非光的一生有较多的了解。

何琳在书中反驳海峡两岸一些电影人对何非光的诬蔑和误会，表示父亲一向以国家民族利益至上，只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却人为地虚构成一个政治背景复杂的人。国民党撤出上海后，父亲原本有机会带同家人前往香港，但事业心重的父亲由于还有一部电影的后期工作未完成，加上他对形势判断错误，天真地以为即使政权易手，大陆的影圈仍有其立足之地，所以决定留在上海。其后由左翼势力成立的上海电影戏剧工作者协会，认定何非光为国民党重用的导演，背景不良，一直拒绝接受他为会员。

后经朋友介绍，何非光加入解放军文工团当戏剧教员，五０年六月更随军到朝鲜半岛拍摄韩战纪录片，至五一年才调回北京。何非光以为这样的表现就可摆脱「反动军官」、「台湾特务」等不利他的传闻，早日重投导演工作。可事与愿违，他只能转到解放军西北军区后勤部的文工团工作。由于军队重整，何非光一家于五四年从兰州返回上海生活，转到一些地方剧团担任特约编导，这次机会让何非光对前景重燃希望，他编写的滑稽戏《三毛学生意》在五八年被选为全国优秀剧本，还被改编成电影，但他的努力无助他重返影圈，同年更被控反革命罪，当局指他曾拍摄国民党主导的反动电影，判他在家里接受民众管制两年。此后，何非光一家生活陷于困境。

文革风暴骤至，何非光和家人的遭遇更凄惨，不但他本人被批斗得死去活来，在北京芭蕾舞学校毕业的大女儿何琳下放至井冈山，大女婿更被迫Hai致死，远赴新疆参加建设兵团的小女儿遭批斗至几乎丧命，小儿子未足十六岁亦被剥夺升学权利，下放江西农村。何非光到七九年才得到平反，被安排到上海文史馆当研究员，但上海电影协会仍把他拒于门外，不让他参与电影界的活动。在今年台湾金马奖取得终身成就奖的电影历史学者黄仁，九三年曾专程到上海寻找何非光下落，上海影协竟说他早已去逝，黄仁九六年到广州参加中港台电影研讨会，在会上宣读论文时便提到何非光不在人世，碰巧当时何非光在场，他在会后走向黄仁自我介绍，使黄仁大吃一惊。

大陆当局一直以何非光在台湾的一等亲（父母或兄弟姐妹）已去逝为由，拒绝他赴台探亲的申请。其后得到大陆一些电影历史学者热心帮助，何非光在电影界的成就再次受到肯定，台湾导演李行和台湾电影资料馆亦作出很大的努力，令何非光回台乡省亲的心愿渐露曙光，可是层层报批的官僚手续尚未完成，何非光就在九七年底病逝，终年八十四岁。家人认为，他突然病发，可能跟他看到自己的成名《东亚之光》再度遭改头换面有关。

上海电影史学者，亦是何非光的生前好友戴中孚透露，在一九九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北京举办的抗战电影研讨会放映了《东亚之光》，到场观影的何非光发现电影开头的一节片段不是他拍摄的，后经查究，原来中国电影资料馆人员工作粗疏，在复修《东亚之光》时，发现缺失了开头的片段，便误把日本人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同名纪录片《东亚之光》的开头片段接上去，张冠李戴，这个错误还不止于此，北京文联在九十年代出版了一套《中国新文艺大系》，当中电影册收集的《东亚之光》剧本，第一部份记载的，仍根据错误的复修版本来撰写，牛头不对马嘴，一错再错。而何非光病发前，此书刚送到他手里！

何琳愤慨地指出：这个错误是不会被更正的，那《大系》的电影册九六年十月在北京第一次印刷发行了七百册，编者稀里胡涂地编，读者也就稀里胡涂地看，时代不同了，没有人会再挖文章里的「政治内容」加以上纲上线了。
香港影评人罗卡对何非光的导演风格曾有这样的评语：首先注意到的是何非光那多地域、多文化背景的特色，已渗透于其作品中，他似乎对跨种族文化的题材情有独锺。其次是他制作的才干，应变力强，在不同的制作条件，哪怕是恶劣的环境下仍能有效地完成．．．．．

戴中孚追忆好友时说，何非光是一个心态很开放的人，也很善良，非常热爱电影，他的电影梦从没有停过。在九七年去世前，何非光曾跟他说，很想拍一部反映海外华人情况，类似中国移民发展史的电影，但这也只能成为他另一个未了的心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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