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泉狱中日记节

2008年11月13日
和每天一样，早晨七点起床，喊醒儿子郭称义。"称义"这两个字取自《圣经》"因信称义"。他的小名叫"对对"，上小学二年级，八岁了。

七点四十分，我和对对吃完饭，穿好外套下楼。他背着书包坐在我的电动车的后架上。每天都是我送儿子上学，然后我去南京师范大学签到。

七点五十分，我在离小学门口还有20米的地方把他放下来，因为学校门口的学生家长很多，再靠近不方便；另外，让孩子自己走进校门，也是一种锻炼。

我对儿子说："好好学习，认真听课，上课不要和小朋友说话。"看着孩子的背影，我感到很幸福。

可是，就在我调转车头准备上班去的时候，七八个便衣警//察，把我推进了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

我说："总得让我把自行车停好锁上吧？"

一个便衣警察说："不必了，我们会有人把你的车送到你家的。"

上车之后，半小时不到，我被带到了南京市看守所。

在南京市看守所的入所大厅，七八名警察分成两组，一组负责办理我入所的各种文书材料的登记工作，另一组负责对我搜身。他们搜出我所有的随身携带物品，逐一登记在扣押物品清单上。

在搜身时，警察几乎把我脱了个精光，连我的内裤都拉开检查一番。估计是为了防止我自杀，他们还抽去了我身上所有的带子，例如腰带、鞋带等；他们甚至还用老虎钳夹掉我身上衣裤上的所有拉链。

然后，我被戴上手铐，带进了审讯室。在审讯室，我看到了刑事拘留证上写着"郭泉，男，40岁，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

我在拘留证和扣押物品清单上签下我的名字。随后，第一次审讯开始了。审讯的焦点是我发起的"中国新民党是否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

当然，中G的警察认为我的行为构成颠F国家政权罪，他们的观点是，凡是组党、提倡多党竞选、要求终结独裁实现民主的言行就是颠F国家政权的罪行。

而我认为，党政分开就是指执政党的执政权与国家政权必须分开。例如，我不反对宪法规定的"国家政权"即"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我不赞同宪法序言中的一句话，即"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对这句话，我认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没错，但规定由该党一党专政有悖于现代法治精神。

我认为，应该允许多D竞选。只要是赞同国家政权定义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可以参加竞选，接受人民的选择，带领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为此，我与2007年11月14日在网络上发表了致胡XX、吴XX的公开信，标题是"探讨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体制"。2007年12月24日，我撰写了《中国新民党党章》，规定了中国新民党是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

但是，中G认为我反对一党永久执政，就是意图颠F国家Z权。因为长期以来，中G认为共C党的执政权就是国家政权，凡是要求共C党搞多党竞选的言行，就是颠F国家Z权的罪行。

而我认为，执政党的产生方式与国家政权无关。例如，美国每四年进行一次的多党竞选，无论是民主党获胜，还是共和党获胜，美国的国家政权都不会更改。同理，如果中国进行多党竞选，无论是中G执政，还是新民党执政，中国的国家政权都不会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只是执政的理念和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以及国民在这个国家的主人意识和选民意识。

多党竞选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全民福利。

当中国人民有权用手中的选票来选择执政党的时候，中国人民才真正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我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2008年11月15日

今天是我被刑事拘留的第三天。

这三天，每天警C都是上午九点半来提审，一直审讯到下午三四点。

负责审讯我的三名警员的姓名是高木林、且东、李艳。

今天上午提审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延长刑事拘留证上签字。刑事拘留证上写着，"刑事拘留延长至2008年12月12日"。

签上我的名字后，我的眼前浮现出我儿子的容貌。

以前我也多次离开他，但都是刑事传唤、治安拘留什么的，一般都是被限制人身自由二十四个小时，最长的一次是十二天。但是，我知道，这一次要分离很久了。

记得上次坐牢回家，我问儿子："爸爸要出国工作几年，你想爸爸吗？"

儿子说："当然想了！几年有多长啊？"

我说："一个春夏秋冬是一年，几个春夏秋冬就是几年。"

儿子带着哭腔说："一个春夏秋冬行，几个春夏秋冬不行。"

我蹲下身，抱着儿子说："好的，爸爸就出国工作一个春夏秋冬，爸爸也想你，也舍不得离开你，但爸爸必须工作。"

儿子已经三天没有见到爸爸了。

他一定不知道，这次分别将可能是十年。

十个春夏秋冬后，他应该是个十八岁的、高高大大的大帅哥了！

2009年1月19日
今天提审的主题是"多党竞选"是否是"颠F国家政权"。中G警察认为这就是颠F国家政权，让中G丧失执政权就是要消灭中国共C党。

而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多党竞选"是在各党（包括共C党）都存在的情况下，由人民投票选择执政党，不存在某个政党消灭另一政党的情况。

李光耀曾经说过，统治社会不外乎两种方式，一是砍脑袋，一是数脑袋."砍脑袋"就是消灭持不同政见者，或持不同政见者消灭执政党；而"数脑袋"就是用选票来进行对执政党政策或是否继续执政的表决。

用"砍脑袋"的方式来推进社会前进，因需要流血而被称为"红色革命"。而"数脑袋"是反对流血革命的，所以也被称为"颜色革命"（例如，蓝色革命、橙色革命等等），即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

但是中共警察，高木林先生顽强而生硬地重复着一句话，那就是：多党竞选就是颠覆国家政权。

我不禁想起何祚庥院士的一句话："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
"
奥巴马的选举关键词是"变革"。我想，中国在21世纪的关键词是"变革、变革、再变革"！

2009年2月12日
今天，中G警察高木林、李子旭来提审我，问我与全国哪些维权群体有联系。

我说，有十个维权群体与我保持着紧密联系，他们是：
1、复转军官维权群体；
2、中石化、中石油"一次性买断工龄"职工维权群体
3、中国工商银行"一次性买断工龄"职工维权群体
4、中国建设银行"一次性买断工龄"职工维权群体
5、"经租房"W权群体
6、失地农民W权群体
7、城市志愿兵W权群体
8、抗美援朝老兵W权群体
9、城市强拆房W权群体
10、乙肝病毒携带者维权群体
我已经为前八类维权群体撰写并发表了维权法律意见书，而后两类维权群体的资料我已经全部阅读分析完毕，但是还未来得及撰写维权书。

警察又问，你对他们说过造成他们困难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吗？

我说："是的，是由于体制的原因。如果国家出台这些导致人民苦难的政策时，由人民来投票表决是否通过，我想，这些政策是根本不会出台的。目前中国政府，对那些有利于人民的政策就搞投票表决，而对人民不利的政策就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出台，这难道不是体制的问题吗？一个好制度应该让对人民有利的政策出台，同时，让对人民不利的政策不能出台。"

提审最后，高木林和李子旭两位J察说："改革必经要有阵痛，经济发展必经要有一部分人做出牺牲。不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国家怎么会富裕？"

我回答："中G有什么权力让这些为中国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民群众做出这样的牺牲？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而让另一部分富裕，这不是社会主义！这样的管理模式不是民主政治！"

他俩沉默了一会儿后，说："我们带来了你母亲给你的一封信，600元钱和一些生活用品，还有一本《廖承志传》。"

一看到这本书，我就笑了起来。

我知道廖承志先生坐过共C党三年牢，坐过国民党三年牢，文革期间又被隔离审查三年，但他在坐牢监禁期间依然坚强、快乐。我知道，母亲是要我像廖先生那样坚强、快乐。

回到牢房，我赶紧打开包袱，一看里面的东西，我立即心花怒放。包里有床单、被套、枕套和一双保暖鞋。

我看完母亲的信，我知道，我的牢狱生活有母亲的鼓励和着三样床上用品的陪伴，将是极其温暖的。

有了这种温暖，以及我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信念，陪伴我未来的生活，我想我的狱中生活绝不孤单。

《牢记》提要
2009年8月6日于开庭前日
我在狱中生活已有九个月了。九个月里我写了很多文字的日记，因为是牢中日记，所以起名《牢记》。牢记这个词本意是牢牢记住的意思，但是对我来说，"牢狱日记"取名《牢记》，再贴切不过了。取这样的书名，一本是因为"牢狱日记"，本来也的确需要牢牢记住。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中国一切政党的改革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根据毛泽D先生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这段话的本意是提倡人民有权根据是否束缚生产力来选择执政党。但是，毛泽东本人及其后继者，都把要求多党竞选的民主党和民主人士判了反革命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60年来，中国为要求多党竞选而被中共投入牢狱或者被枪决的民主人士不计其数。好在"多党竞选"作为一种解放生产力的手段，已经越来越被中国人民所认识。

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识。民主取代独裁，多党竞选取代一党执政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很荣幸，我能成为这个潮流在中国的一名"弄潮儿"。做符合历史潮流的事，是我的心愿和生命的追求。

我所提倡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认同，我很幸福。无论我在狱外，还是在狱中，认同我的人都是大比例的。我学过社会统计学，我知道我的学说是有统计学依据的。其实，多党竞选恰恰就是为了执政党拥有统计学依据。因为，一个执政党是否能代表民意，不能靠自己的宣传，而只能靠选票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统计学根据。

所以多党竞选是和平的、科学的社会统计学过程；而独裁的统治，依据的不是统计学依据，而是强权。

因此，民主其实就是科学的结果。实现民主的过程，就是科学发展的过程；而独裁正相反，独裁是反科学的，因而是反人类的。

我记得诺贝尔获奖者李政道先生在中国学生问到："中国可能在20年内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您是怎么认为的时，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了下面这段话："在一个集权国家，想要科学获得伟大的创造性思维和卓越的成就，是极其困难的。"

我想我的思维的正确性和符合历史潮流，符合民意的历史合理性，我无需再多说什么了。因为我在狱外的时候，已经完成了《民主先声》1-347篇文章了。这347篇文章已经完全能完整地描绘的思维中的民主中国样式。很高兴，我得知已经有同志在继续《民主先声》的写作了。

其实，这347篇文章就已经是最完整的辩护词了。但是，我想中G的司法人员未必愿意全部读完，所以才写了两页纸的辩护词。但是，我想，所有评论我的学说的人，应该研究的是我的全部《民主先声》和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自由与文学》。这两部著作应该可以算我的思想总结。此外，我在狱中所写的《牢记》将在出狱后发表。但是，这不知道多少年之后的事情了。

明天（2009年8月7日）是立秋，我将在这一天开庭。我很开心中G选择这一天开庭。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想我的辛勤耕耘，也将会有一个丰硕的收成，我坚信这一点。

最后，我想起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2009年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会上发言的一句话，他说："我在高墙和撞向高墙的对象之间，我选择站在鸡蛋的这一边。......这个高墙就是体制，对象就是那些被体制戕害的无畏抗争的人。"

我想我超越村上春树先生的一点，就是他作为文学家，描绘并支持那些"鸡蛋"，而我作为社会学家不只站在鸡蛋这一边，我还直接选择做了一只勇敢的"鸡蛋"。

这样的选择，我很自豪。因为我深切地知道，我的言行有一样最重要的支持力量，那就是"统计学依据"。

郭 泉
2009年8月6日
于江苏宿迁市看守所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