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泪:第十六章 江城淹留， 1974-78(2)

2009-10-25 09:30 作者:巫宁坤 教堂比一般住房高得多，各家之间的隔墙只有几尺高，上面有一个共同的领空，因此从一头可以清晰地听到另一头讲话的声音，颇有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味道。（我想建筑师是重视音响效果的。）师大有音乐专业，许多教师的孩子都学着摆弄一种乐器。我们的孩子们从来没有学过音乐，我们给一丁买了一把廉价的小提琴，他就开始跟数学系的雷教授学起来。他在家练琴的声音惊扰了隔壁的沈老师，他爱人丶附小的教师，在家破口大骂"臭右派"，我们只当没听见。她的小儿子丶附中的学生，把大粪浇在我们门上，我们也听之任之。后来，怡楷被外语系的女副主任叫去谈话，命令一丁不许在家练琴，因为沈老师告发我们纵容孩子在家练琴，妨碍他备课。一丁改到门口空地去练，沈老师仍旧不依不饶，最后一丁干脆不学了。但是"臭右派"的咒骂声仍然时有所闻，直到沈老师作为"统战对象"搬进更好的宿舍。

巫李一家又得到怡楷的同事丶姓秦的男打字员的关心。他和爱人带着一个婴幼儿住在教堂的门厅和钟楼。当时政治气氛比较宽松，市内有两位"摘帽右派"，我教的班上也有少数男女生，偶尔来串门儿。有一次，黄昏时分，怡楷和我送一位客人出门，回家的路上碰见姓秦的抱着孩子站在教堂门口。他问我："那个男的是谁啊？"我说："中学老师。"他又问："哪个中学？"我说："十中。"最后，他直截了当地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说："朱老师。"他心里有数地说："哦，老右派。他呆的时间不短啊。"朱老师当年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教师，被打成右派后辗转来到江城教中学英语。我恍然大悟，为什么系领导对我们的私人来往了如指掌。不过，我们觉得秦某的积极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正在争取入党。

我们一家人的团圆是短暂的。1975年春天，一丁高中毕业，又得下乡接受再教育。他被分配到当涂县农村一个生产队，当上"插队知青"，与社员"同吃丶同住丶同劳动"。半年之后，又轮到一毛到皖南山区的泾县西阳公社"插队落户"。怡楷放不下心，挤上送知青下放的大客车，希望亲眼看看当地情况如何，不料被押车的干部赶下来。她并不就此罢休。第二天一早，下定决心的母亲开后门上了一辆开往泾县的邮车。在关得严严的车厢里，挤在邮包当中，一路颠簸了好几个小时，她到达公社时已精疲力竭，得了急性肾盂肾炎。在公社卫生院接受紧急治疗之后，她又搭一部过路的拖拉机前往十五里外一毛所在的生产队。前一天，一毛挤在装满知青和行李的车上，被颠得一路呕吐，妈妈到达时她还病懕厌厌地躺在床上。第二天一早，一毛下地干活，妈妈抱病走到公社，搭长途汽车回芜湖上班。三天来，母女二人在再教育的道路上又向前走了一大步。

我们本来想一丁丶一毛也许可以豁免，因为他们二人已经跟随我们在农村接受了四年多再教育。他们一年多以前刚刚回城，可是我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又被下放了。我们束手无策，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前途也茫无所知。我们只能自我安慰说，全国千百万青年人都面临同样的命运。两个大孩子一走，家里两间小屋子突然间显得空落落的。一村放学回家也不大开口，常常埋头看《西游记》或《三国演义》。我有空就重读英国史家吉朋的名着《罗马帝国衰亡史》，抚今追昔，有时不禁哑然失笑。怡楷难得有空，一有空就打开她喜爱的《师主篇》读几页。

教育革命的一个新花样叫做"开门办学"。大学师生每学年要花好几个月走出校门，去"和工农兵相结合"。第一学期，我和班上的二十名学员被派到市内光华玻璃厂"学工"。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将一篇厂史翻译成英文，作为今后的教材。然后，我每天花几个小时坐在一台生产热水瓶胆的回旋机器旁边，从中挑出残品。运气不错，我的收获很大，要不然我可能会因"未完成任务"受到批评。

第二学期，我在繁昌县郊外的一个仓库兵军营呆了好几个星期，那里有许许多多散布在山区的军用物资仓库。我和学员一起"学军"，不过由于年纪大被豁免军训。我们参观了一座由一名"模范仓库管理员"负责的仓库。他响应"伟大领袖"关于"备战丶备荒丶为人民"的号召，熟悉每一种物品所在的位置，必要时几秒钟之内可以在黑暗中找到某一件物品。我们参加会议，听团长向全体官兵宣读最新的军法审判文件，进行军纪军法教育。边疆某建设兵团团长和政委联手强暴全部下放女知青，被处极刑的案件，让人听了毛骨悚然。各地下放女知青受到性伤害早已不是新闻，但是这两个军中败类的罪恶行径却是我们接受再教育中新的丶难忘的一课。

后来，我又有机会带一个毕业班学员到泾县一所公社的高级中学进行教学实习。一到公社，我们受到分管文教的副书记热烈欢迎，原来他是安师大政治教育系毕业生。邱书记身材高大，性情开朗，马上表示要尽快抽空下去看望母校来的老教师，我真有点"受宠若惊"。学校的校舍是一座破败的寺庙，周围是种着茶树的梯田。一块"大雄宝殿"的匾俯视一个空荡荡的大堂，原先住在这里的菩萨丶罗汉被"扫四旧"的铁扫帚扫地出门，如同基督教的上帝的命运一样。

邱书记"一诺千金"，果真在下一个星期六就光临了。全公社唯一的高级中学的中年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照例为年轻的顶头上司举行家宴，我也有幸应邀参加，因为校长把上级的临幸归功于我。邱书记听说我有肝病不能陪他喝白乾，他哈哈大笑，一口乾了一杯，接着说："我最近肝炎刚好，医生也跟我那么说。我做的恰恰相反。跟医生对着干，巫老师！"全桌的人都笑了。其他客人包括副校长丶大队书记和副书记。酒足饭饱之后，好客的校长问他的贵宾；"明儿个是想爬山还是想钓鱼？"年轻的书记回答："跟你说实在的，我的手痒，早就想打麻将。可是，现在哪儿找得到一副他妈的四旧呢？"书记十分清楚，早在红卫兵破四旧之前，麻将就已经被宣布为腐朽的地主和资本家们邪恶的玩意，麻将牌一律被没收或者当众焚毁。没料到，大队书记却有出乎意料的好消息。"太巧啦！在破四旧运动中，我从两个老地主家没收了两副麻将。它们一直被扔在大队部楼上。我们肯定可以从两副牌当中拣一拣，凑凑足一整副。"邱书记大乐。

第二天早餐后，邱书记约我一道溜鞑到大队部，那是一座老地主的房子，两层楼的木结构，顶板高，柱子粗，在这个地区常见到的。大队书记领着我们上了空荡荡的二楼。我跟在两位书记后面，来到地板上堆着麻将的角落。我们三人一起围着一堆四旧蹲下，分别按花色搭配。没花多少时间我们就凑足了一副一百三十六张的麻将牌。大队书记把牌放在一个布口袋里，提在手里，陪同我们回到校长家。邱书记急不可耐地要上阵。方桌拉出来，四张椅子摆好，我们四个人，三位书记丶一个牛鬼，就打起麻将来，一圈接一圈，直到校长爱人做的午饭上桌。我有二丶三十年没打过，牌艺荒疏，一牌也没胡。幸而好，我们没赌钱。酒足饭饱之后，我们又回到牌桌，一直打到另一家准备的晚餐上桌。年轻的书记在牌桌上大显身手，兴高采烈，在饭桌上继续跟他的医生"对着干"，一杯接一杯和另外两位书记干杯。晚餐后，他还想再上牌桌，无奈他连路也走不直了，只得作罢。一天下来，我有个感觉，文化大革命快闹完了。正如"伟大导师"所爱说的："事物走到极端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三

总的说来，我们搬迁到芜湖标志着我们的生活开始往好处走。固然，一丁和一毛被迫离开我们，归计遥遥无期。怡楷又得在我们新家里过第一个春节的前夕离家，奔赴天津探视患晚期肺癌垂危的大姐。我在政治上受歧视仍然是严酷的现实，不过我已经毋须接受批斗了。房管科甚至在我们每一家两间屋子的后面盖了一个简陋的厨房，有自来水龙头和洗涤槽，煤球炉子也有处放了。我们几乎感到心满意足，但是我们知足常乐的生活很快又受到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的威胁。

阶级斗争的弦一绷紧，怡楷的日子也更难过。偏巧这时候一村患小肠疝气，急需住院手术。1975年冬，一村刚十二岁，住院必须有家长陪伴护理。我要上课，这个任务又落在怡楷身上。她去向那位"小左"式的女副系主任请假，被她训了一顿："打字室工作这么忙，你怎么偏偏在这时候请假？偏偏在这时候给孩子动手术？等放寒假再说吧。"怡楷说孩子的病情严重，医生说要马上手术，她也无可奈何，等孩子出院后她来加班加点。还是那位女副书记出来解围，让怡楷尽快送孩子住院。第一医院设在一座天主教女修道院的旧址。一村住的是一间修女住的小屋子，三张病床之间是窄窄的"一人巷"。怡楷只能和衣躺在病房门口的长凳上过夜，自然睡不好。一天早晨，她实在太困，就挤在一村身旁睡下了。不料隔壁床上的癌症老人断气了，医院工人来要进"一人巷"收尸，怡楷半个身子悬在那里挡路，被推了半天才醒。她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一个中年男子一面咬着烧饼油条，一面咕哝："怎么睡得这么死！"一村说："妈妈，你再不醒，他们也许会把你抬走的！"

1976年春，在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猛攻下，邓小平第三次下台。全国又掀起了一场新的政治运动，批判邓小平和"右倾翻案风"。在安徽省会，首当其冲的是杨效椿和他的同僚。在安徽大学，张校长和五个系新复职的党总支书记被控"进行资本主义复辟"。九月，新学年开始，掌握省革命委员会大权的军方领导人派出一个新工宣队，进驻安师大，领导运动。这个新工宣队，由模范煤矿工人组成，号称"十面红旗"。不料运动大张旗鼓开始后不久就被迫暂停，因为全国上下都忙于为毛泽东办丧事了。

九月的一个下午，我又在我们的小隔间里自得其乐，读几页《罗马帝国衰亡史》。古罗马帝国和当代中国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个下午，我重读吉朋笔下的东罗马帝国朱士提年大帝和西奥多拉皇后的故事，妙笔生花，叹为观止。朱某靠阴谋诡计胁迫伯父乖乖地让出皇位，碰上一个沦落风尘的倡优却乖乖地束手就擒。西女登上大位之后，当政二十二年，为所欲为，朝庭内外闻风丧胆。我不禁暗自惊叹："红都女皇何其相似乃尔！"正在这会儿，广播大喇叭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通告：当天下午四时整将发布重要新闻。这条通告每隔几分钟就用低沉的声音重播一遍，背景有哀乐。我心里想："这可新鲜。哦，哦，老头子翘辫子了。准是那么回事儿。"四点整，毛的死讯成为世界新闻。那天是1976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