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今天，六月五日，是我离开中国二十周年纪念。去国前五十多天的日子，至今仍历历在目，鸣鸣在耳，未敢稍忘。只是，如今已物异人非，不堪回首了。何曾想到，二十年了，再也没有踏上返国之路。“从此故土变异国”。特命此文，以祭奠二十年前北京乃至中国天空中未曾瞑目的亡灵。呜呼哀哉，尚飨！）
1989年六月五日，上海。一个灰朦朦的早晨。我坐在赴机场的汽车内，绕过重重叠叠的路障，目睹满街疮痍，遍地狼籍。由于交通瘫痪，路上居然屡屡见有骑自行车并扛车跨路障的去机场的旅客。我的车左奔右突，总算抵达了虹桥机场，登上去美国访学的飞机。从机窗回望家园，耳边似乎还在回响着这50天来亢奋的呐喊声和昨晚香港电视录像上的子弹爆裂声…。反观机舱之内，乘客寥寥无几，神情萧索木然，互不交谈。就是在这种五味杂陈的诡异氛围下，我匆匆离开了那弥漫着狼烟的故国。
六月七日，两天之后，在上海我任教的大学（当时名为华东化工学院，现名华东理工大学）接到北京三个衙门（国家教委、中组部、中宣部）联合下达的文件，指名不准我出国。然而，抱歉得很，在下我刚刚离国两天，难以返校恭敬从命了。
原本我的访学计划仅是半年。但是，归途已断……。
二十年了。没有料到，我再也没有踏上返乡之路。“从此故土变异国”。
回望前尘。六四前，从1987年末到1989年，我从复旦大学应邀去华东理工创办并主持了一个文化研究所，兼主编《思想家》杂志。
1989 年三月十四日，我在北京举办《思想家》杂志创刊座谈会，因国安骚扰破坏，酿成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在这次半座谈半流产的“会议”上，戴晴、苏炜等拉上我，征集了1989年第三次知识界签名上书活动，即四十三位人文社科学者的联署活动。同时，戴晴也把她千辛万苦印成的关于反对三峡建坝的书连同我们的《思想家》创刊号一同派发了出去。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先生突然去世，北京学运轰然而起，我急急派遣所里两位研究人员驻扎北京，就地观察，随时联络。同时我自己也在上海市内，连同几位学界同仁，四处张罗，征集签名，同时支持北京与上海的年轻学生们与当局的对话诉求。因此，原已定好的 4月30日应波士顿学院之邀赴美访问的计划，因学运之故，也因一所美国大学的代表团五月份要来文化所访问之故，推迟到了六月五日。
六月四日晚，本所同仁聚会我家为我次日赴美送行，校长陈敏恒先生亦在座。酒酣耳热之夜，有人急遽而至，手持一份由香港电视节目转录下来的录像带，播放出来，竟是六月三日晚至四日凌晨中共野战军屠城影像！枪声响处，血流漂杵……
六四，作为一个蓦然的转折点，决定性地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自六月五日飞离那血腥之死地后，一系列事变接踵而至，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1989年六月八日，应《波士顿环球报》采访，痛陈六四惨案。
1989 年七月十三日，应刚逃离虎口的严家祺、吾尔开希等人之邀，我们前往巴黎参加为期一周的海外学人共商中国国是会议，见识了法国人当年的罗曼蒂克。他们拒绝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参加七月十四日的200周年法国国庆观礼，而把我们这批流亡者请上了贵宾席。最令人涕泪难禁者，是典礼的第一方阵队伍竟是由中国人组成，他们簇拥着三个巨大的中国鼓，上面赫然大书六个汉字：“自由 平等博爱”………。全场起立，掌声、泣声交混回响，久久难息………（当年那些热血法国人而今安在哉？）。
1990年一月，应邀去普林斯顿大学任访问学者，参加《中国学社》研究项目，主笔《民主中国》杂志。
1996年底，应邀主持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节目至今。
2002年初，参与筹办中国信息中心，主编《观察》网刊。
2008年10月，作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创办并主编《纵览中国》网刊。
……
诸“罪”种种，我遂成了故国的“不可接触者”，被拒之于国门以外，至今，也整整二十年了。
我曾经千百次地想象过有朝一日归国时的情景心境，总是不得要领，难以拼出一幅具体的图像。但是不期然的，脑海中却突然冒出刘禹锡那首略蕴沧桑的七绝来：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物异人非，不复当年。昔日友朋，有弹冠相庆者，有门生遍天下者，有坐拥豪宅者，也有落寞寡合者。人各有运，各得其所，我无意也无权去物议臧否。只是，当有人问我，你不悔吗？我很诧异发现自己情绪竟是波澜不兴，心境很淡地回了两个字：绝不。
遗憾自然是有的，并且很深，不足为外人道。最痛者，是父母双亲在这段时间相继离世，不孝子我未能奔丧万里，扶棺哭灵，捧一抔之土，筑室守墓。双亲生前之暮年，我亦未能敬茶送饭，侍奉汤药。这是我身为人子最难释怀之处。然两老深明大义，多次捎来信息严厉阻我探视之妄念。彼情彼言，没齿难忘。我只能叩首东拜，接领教诲，涕泪交流。
我自然明白询问者之好意，因为的确有人曾直率地指我的选择“不划算”。意谓你本有一个相当好的基地和位置，倘若不要过于执拗，就将如何如何，云云 ……。
我自问并非自命清高淡泊名利的化外之人，也不是无视身外之物不食人间烟火。既生为常人，七情六欲自然难于超脱，亲情乡情亦时时萦绕于怀。然而，没有办法的是，有些人伦的底线是绝然不可逾越的。我不能骗自己。我无法假装没有看见野战军在大街上滥杀无辜，还要仰人鼻息，假模假式地举手拥护；或者制造一套理论说辞来安顿自己的良知，自欺欺人，换取灵魂的片刻安宁。
我更加无法割舍的，是灵魂的真正宁静，是心灵无尘无埃无愧的坦荡，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良知与自由。
我无法长久维系一个分裂的人格，时时活在一幅面具背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无法长久地被框定于钦定的“语言和语法”内，用一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方式，撰写一篇又一篇的装腔作势的“学术”论文和一部又一部言不由衷的“理论”专著，成为人见人爱，但却不知所云的“学术权威”和“青年导师”，制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垃圾。
我更无法忍受的，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袭人耳目的谎言宣传，那类小儿科式的愚民音像文字，铺天盖地而来，日日轰炸，使你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那是对人的心灵和智力的双重侮辱。
……
简言之，在我心中，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但六四事件并未结束。它还没有进入历史，它还在等待正义。它甚至还未曾被事件发生国的人们公开谈论，公开评判，甚至事件中死伤的确切人数至今还笼罩在沉沉黑幕之中。论及六四，很多人依然热血沸腾，有些人依然讳莫如深。它依然是当代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代政治中的一根基本杠杆。它仍然在等待“最后的审判”。1989—— 仍旧是活着的现实。
质言之，只要六四事件还未获得公正审判，只要正义未张，一党垄断未亡，我对那片纸醉金迷的“人间乐土”就了无兴致。那已经不是我的故乡。
（原作于2006年6月5日，修订于2009年6月5日。）
1989年六月五日，上海。一个灰朦朦的早晨。我坐在赴机场的汽车内，绕过重重叠叠的路障，目睹满街疮痍，遍地狼籍。由于交通瘫痪，路上居然屡屡见有骑自行车并扛车跨路障的去机场的旅客。我的车左奔右突，总算抵达了虹桥机场，登上去美国访学的飞机。从机窗回望家园，耳边似乎还在回响着这50天来亢奋的呐喊声和昨晚香港电视录像上的子弹爆裂声…。反观机舱之内，乘客寥寥无几，神情萧索木然，互不交谈。就是在这种五味杂陈的诡异氛围下，我匆匆离开了那弥漫着狼烟的故国。
六月七日，两天之后，在上海我任教的大学（当时名为华东化工学院，现名华东理工大学）接到北京三个衙门（国家教委、中组部、中宣部）联合下达的文件，指名不准我出国。然而，抱歉得很，在下我刚刚离国两天，难以返校恭敬从命了。
原本我的访学计划仅是半年。但是，归途已断……。
二十年了。没有料到，我再也没有踏上返乡之路。“从此故土变异国”。
回望前尘。六四前，从1987年末到1989年，我从复旦大学应邀去华东理工创办并主持了一个文化研究所，兼主编《思想家》杂志。
1989 年三月十四日，我在北京举办《思想家》杂志创刊座谈会，因国安骚扰破坏，酿成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在这次半座谈半流产的“会议”上，戴晴、苏炜等拉上我，征集了1989年第三次知识界签名上书活动，即四十三位人文社科学者的联署活动。同时，戴晴也把她千辛万苦印成的关于反对三峡建坝的书连同我们的《思想家》创刊号一同派发了出去。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先生突然去世，北京学运轰然而起，我急急派遣所里两位研究人员驻扎北京，就地观察，随时联络。同时我自己也在上海市内，连同几位学界同仁，四处张罗，征集签名，同时支持北京与上海的年轻学生们与当局的对话诉求。因此，原已定好的 4月30日应波士顿学院之邀赴美访问的计划，因学运之故，也因一所美国大学的代表团五月份要来文化所访问之故，推迟到了六月五日。
六月四日晚，本所同仁聚会我家为我次日赴美送行，校长陈敏恒先生亦在座。酒酣耳热之夜，有人急遽而至，手持一份由香港电视节目转录下来的录像带，播放出来，竟是六月三日晚至四日凌晨中共野战军屠城影像！枪声响处，血流漂杵……
六四，作为一个蓦然的转折点，决定性地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自六月五日飞离那血腥之死地后，一系列事变接踵而至，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1989年六月八日，应《波士顿环球报》采访，痛陈六四惨案。
1989 年七月十三日，应刚逃离虎口的严家祺、吾尔开希等人之邀，我们前往巴黎参加为期一周的海外学人共商中国国是会议，见识了法国人当年的罗曼蒂克。他们拒绝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参加七月十四日的200周年法国国庆观礼，而把我们这批流亡者请上了贵宾席。最令人涕泪难禁者，是典礼的第一方阵队伍竟是由中国人组成，他们簇拥着三个巨大的中国鼓，上面赫然大书六个汉字：“自由 平等博爱”………。全场起立，掌声、泣声交混回响，久久难息………（当年那些热血法国人而今安在哉？）。
1990年一月，应邀去普林斯顿大学任访问学者，参加《中国学社》研究项目，主笔《民主中国》杂志。
1996年底，应邀主持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节目至今。
2002年初，参与筹办中国信息中心，主编《观察》网刊。
2008年10月，作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创办并主编《纵览中国》网刊。
……
诸“罪”种种，我遂成了故国的“不可接触者”，被拒之于国门以外，至今，也整整二十年了。
我曾经千百次地想象过有朝一日归国时的情景心境，总是不得要领，难以拼出一幅具体的图像。但是不期然的，脑海中却突然冒出刘禹锡那首略蕴沧桑的七绝来：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物异人非，不复当年。昔日友朋，有弹冠相庆者，有门生遍天下者，有坐拥豪宅者，也有落寞寡合者。人各有运，各得其所，我无意也无权去物议臧否。只是，当有人问我，你不悔吗？我很诧异发现自己情绪竟是波澜不兴，心境很淡地回了两个字：绝不。
遗憾自然是有的，并且很深，不足为外人道。最痛者，是父母双亲在这段时间相继离世，不孝子我未能奔丧万里，扶棺哭灵，捧一抔之土，筑室守墓。双亲生前之暮年，我亦未能敬茶送饭，侍奉汤药。这是我身为人子最难释怀之处。然两老深明大义，多次捎来信息严厉阻我探视之妄念。彼情彼言，没齿难忘。我只能叩首东拜，接领教诲，涕泪交流。
我自然明白询问者之好意，因为的确有人曾直率地指我的选择“不划算”。意谓你本有一个相当好的基地和位置，倘若不要过于执拗，就将如何如何，云云 ……。
我自问并非自命清高淡泊名利的化外之人，也不是无视身外之物不食人间烟火。既生为常人，七情六欲自然难于超脱，亲情乡情亦时时萦绕于怀。然而，没有办法的是，有些人伦的底线是绝然不可逾越的。我不能骗自己。我无法假装没有看见野战军在大街上滥杀无辜，还要仰人鼻息，假模假式地举手拥护；或者制造一套理论说辞来安顿自己的良知，自欺欺人，换取灵魂的片刻安宁。
我更加无法割舍的，是灵魂的真正宁静，是心灵无尘无埃无愧的坦荡，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良知与自由。
我无法长久维系一个分裂的人格，时时活在一幅面具背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无法长久地被框定于钦定的“语言和语法”内，用一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方式，撰写一篇又一篇的装腔作势的“学术”论文和一部又一部言不由衷的“理论”专著，成为人见人爱，但却不知所云的“学术权威”和“青年导师”，制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垃圾。
我更无法忍受的，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袭人耳目的谎言宣传，那类小儿科式的愚民音像文字，铺天盖地而来，日日轰炸，使你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那是对人的心灵和智力的双重侮辱。
……
简言之，在我心中，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但六四事件并未结束。它还没有进入历史，它还在等待正义。它甚至还未曾被事件发生国的人们公开谈论，公开评判，甚至事件中死伤的确切人数至今还笼罩在沉沉黑幕之中。论及六四，很多人依然热血沸腾，有些人依然讳莫如深。它依然是当代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代政治中的一根基本杠杆。它仍然在等待“最后的审判”。1989—— 仍旧是活着的现实。
质言之，只要六四事件还未获得公正审判，只要正义未张，一党垄断未亡，我对那片纸醉金迷的“人间乐土”就了无兴致。那已经不是我的故乡。
（原作于2006年6月5日，修订于2009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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