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这个社会如何处置我们的肉体

当下似乎只有我们的肉体是自由的,是归我们自己自由支配的。

于是到处弥漫着欲望的狂欢和情绪(而不是理性)的肆虐。

这里有含泪的劝告,有幸福的表白;有"四月青年"的愤怒,有"中国代表"的不高兴。这种情绪很少与精神有关,或说只是一种精神病症。

明末文人不就表现出了种种狂态吗?他们狂怪陆离,吃喝玩乐,乃至真的疯癫或自残。这也是肉体感觉的体现。但明末文人是在用解构肉体自由的方式抗议精神的不自由。他们拼命折腾(磨)自己的肉体,是因为难受--他们对不自由与虚无难受到了骨子里。

可当下的肉体情绪里没有抗议(这话绝对了,"草泥马"不就横空出世了吗?),也没有难受;有的只是亢奋。

难受了才有可能对苦难有感觉;进而由这感觉引领着担当受难的沉重。亢奋的内里是艳羡。

艳羡谁?当然是邓贵大--邓鬼大--邓龟大。(弗洛伊德使用过一个术语:Penis Envy)

(以下我不得不使用一些肮脏的字眼。请原谅,我避不开它们!)

邓玉娇事件警示我们:当下我们如何在这个社会处置我们的肉体。

因为被污染的空气的确让我的鼻子呛血,被污染的水让我的嗓子肿痛,身边呼啸而过的轿车让我心惊肉跳,伪劣电器、有毒食品让我受伤、得病。

庆幸我自己没有农民工累得吐血的感觉,更不会有邓玉娇被"推坐"在沙发上的感觉。但真的没有吗?

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当我整天在各级领导的要求下填层出不穷的表、造五花八门的假时这些没有任何尊严感、成就感的事务让我腰酸背疼、疲惫不堪,觉得自己就是一头被驱赶着拉磨的骡子。现在一听说又要填表就头痛--我说的是真实的生理反应,都得神经官能症了。

作为一个公民,当有话要说却遭封口、应讲真话却不得不撒谎时,我的确感到憋得慌。二十年前(那时发生了什么?),我曾被校方的保卫和纪检官员吓得尿了裤子。(不好意思,这是真的。)去年这个时候,当学生告发我(课堂上就汶川地震质疑政府行为的言论),系主任勃然大怒,要停我的课,并暗示要向更上一级报告(后果是开除我),还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时......

我感觉我就是邓玉娇。

我们都是邓玉娇,都是农民工。

前天读到刘水先生的一篇时评《当官员生殖器成为公器时》,文中指出在邓玉娇事件中,邓贵大等官员的生殖器成了公器。真是一针见血!是啊,在官权通吃一切的国度,当社会公器成为官员的私器时,官员的"私器"自然就会成为公器。

不受任何制约的官权是一剂强力春药,它使拥有它的官员那由私变公的"器"金枪不倒所向披靡。有了它,连邓贵大这么个身高一米六、体重八十斤的小瘪三也觉得雄风万丈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

官权手握这样的器对准了我们,喝道:跑什么跑?你丫不识抬举,老子是为了让你舒服!(阿呸!我现在就恶心了。我不舒服。)

他们不是说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吗?不是说他们的折腾都是为了拉动内需吗?不是说强制拆迁暴力征地都是为了建幸福之都吗?不是说所有的言论控制都是为了社会和谐吗?

这真是以私谋公的时代呀。因为他们认为官权本就是归官员私有的,拿出来冲你使使算便宜了你,算你幸运,你应该感恩戴德连喊"舒服"才是。

在这个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倒错的国度,我们无处可逃。

官权在公域肆虐一番之后,兴尽意阑,于是转向私域,瞄上了我们最私密的肉体,尤其是处女的肉体。它又勃起了。

这也是官权的一种狂,一种狂欢:出于对自身不合法与短命的恐惧,官权让权力者的肉体感觉变了态,让他们不变着花样地折腾就不舒服,就像上了毒瘾一样。

至此,问题出来了:我们如何在当下这个社会处置我们的肉体呢?在党下?在裆下?

如果我们不拿自己的肉体当回事,就索性乖乖躺倒,闭上眼睛,张开四肢,进而主动配合,大声喊"爽",事后我们就会感到很舒服,很亢奋,很自由。于是艳羡,Penis Envy,油然而生。

这让人想起了群体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看来在不自由的国度不可能有肉体的自由,有的只是肉体的"被自由"。"被自由"了的肉体丧失了感觉难受的神经。

此时此地真实的肉体感觉,对于生活的"去蔽"有重要价值。

只要我们对自身的肉体倍加珍视,真心呵护它的私人性,就会尊重它通过生理的难受给予我们的警示。

我们还活着吗?

明天也穿一件白衣上街吧,我们也要坚挺起来!

Stone
2009年6月3日23:55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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